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从新疆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一路留下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晚唐以降，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渐渐衰落。
唐宋以后，独巴蜀地区石窟开凿与摩崖造像日益繁盛，绵延不止，且独具蜀地特色，书写了我国晚期石窟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四川周绕崇山峻岭，不知将多少美好阻隔在群山之外，但从未挡住佛陀的脚步。
四川是中国石窟造像延续时间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川北广元、巴中地处中原入川要道金牛道与米仓道，较早开始开窟造像；西蜀成都在南北朝时已开始建寺造像，至唐宋更趋繁荣，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传播久远。当北方石窟造像渐渐停歇，四川石窟却遍地开花，安岳、大足的摩崖石刻更是晚期石窟寺最杰出的代表。
江波峭壁金牛道
1998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广元，踏上向往中的古金牛道，这条从成都进入关中平原的千年古道是当年佛教和造像艺术入川的第一站，也是我与佛结缘的起点。从此，我走上了对它的探索与研究之路，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变。金牛道上，石柜阁栈道傍依着万仞峭壁，下面是滔滔的嘉陵江，自古是蜀道上最危险的路段之一。可就在栈道上方绝高处，竟重重叠叠、密如蜂窝般罗列着上千个佛教造像龛，龛内佛像数万尊。立于悬空的栈道上，脚下江水涌动，不经意间抬起头来，“千龛宝相列森罗，百尺金身拥堆壁”的景象赫然映入眼帘，你会有怎样的惊叹？这就是广元城外的千佛崖石窟和摩崖造像群，一座刻在江波峭壁上的千年古寺。
即使放眼整个中国，千佛崖的规模也名列前茅。它起自北魏，在唐代武周、开元时期达到极盛，是四川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群。唐以后虽造像渐少，但直到清代仍未断绝。我与广元皇泽寺博物馆的王剑平先生、北京大学的姚崇新先生一起，用了两年的时间，将现存13层848个大小龛窟一一编号记录，这个数字并未将大龛（窟）内数百个补凿的小龛像计算在内。造像之间，数不清的造像题记、游记、装彩记……让我读了又读，从中获取的历史片段，让那些过往的人物与场景神秘而清晰地再现眼前。
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打开了中西交流的大门，来到中国传教的僧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不但拥有无数信众，甚至得到诸如后赵国石勒、石虎等皇帝与众多达官显贵的支持。到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发展达到第一个高峰期。北魏皇室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南朝梁武帝数次出家，让大臣以重金为己赎身。佛教寺院与造像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这一时期，位于南北政区交界处的广元先归南朝的宋、齐、梁政权，后属北魏。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来自北方长安—洛阳地区的造像风格很容易到达这里。同时，广元西经天水与佛教传入我国的通道——河西走廊相连，因此，这时的造像显现出南北杂糅的样貌。千佛崖的三圣堂石窟，内容是北朝此时最流行的三佛题材，八字形的佛像袈裟下摆与麦积山同期造像十分相似，但佛与菩萨的面型扁圆，又是典型的南朝造像风格。
南北朝时期，受佛教与玄学思想影响，审美倾向重清瘦、尚自然，士大夫追求褒衣博带的形象和飘飘如仙的感觉。艺术家们以中土流行的审美意识给外来的神像——佛穿上了宽袖大袍式的袈裟，将它们雕刻得或轻盈飘逸，或玲珑精致，镌刻于悬崖峭壁绝高处的千佛崖大佛窟，能够明显看出这种特点。但可能是离士大夫文化中心区域太远，或者绝壁高处雕刻太难，这里的佛像略逊色于同期中原的造像，衣纹生硬，面貌略显呆板，不似中原造像眉目含笑，衣带飘扬。
P6-7
在秦王朝将四川地区纳入版图以前，这里存在着蜀和巴两个古老的王国，蜀控制着盆地西部的平原地区，巴则占据着盆地东部的岭谷地区。据史学家研究，四川盆地内自夏代后，一直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控制的区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古蜀文化系统——即使不计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也先后经历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和青羊宫文化（即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连续、稳定且持久。正由于四川盆地文化传统的高度稳定，使得秦灭巴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文化仍然以其确定的方向和惯性继续保持。
蜀既是一个古国的称号，同时也是一个古代族群的称号，该王国尽管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个王朝，但“蜀”这一称号却贯穿始终。正因如此，“蜀”这个名称给后来四川的人们以极深的印象。之后在四川割据的地方政权，如刘备建立的蜀汉，王建建立的前蜀、孟之祥建立的后蜀，每每沿用“蜀”这一古老称谓。
在秦王朝的直接统治下，四川与王朝中心的联系加强。秦王朝又通过原先蜀国的中心成都，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传播到整个四川及周围地区。在秦朝覆灭后的楚汉战争中，四川是汉王朝建立的后方基础和依托，成都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地位日渐重要。至西汉中后期，四川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正如严耕望所说：“史公《货殖列传》述巴蜀物产之饶，但尚未称成都为‘一都之会’，《盐铁论》亦未列入‘天下名都’。至西汉末年，蜀郡已为全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成都一县著籍民户七万六千余，仅次于长安；加以工商发达，已得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列为天下五都，为当时长江流域唯一之第一等大都市。”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其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到汉景帝时期，庐江人文翁担任四川长官，创办学校，开全国风气之先，齐鲁儒家学说从而风行四川，彻底改变了古蜀传统。《汉书· 循吏列传》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今天，我们在分布广泛的汉代崖墓、雕刻精美的汉代石阙、特色鲜明的汉墓装饰（画像砖和画像石）以及造型生动的随葬陶俑等遗存中，都能领略到大汉时期四川独有的区域文化特色和艺术价值。
四川是容易使人产生神秘感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三具凸目尖耳大铜面像，其原貌就是人首鸟身的大神。在三星堆人的宗教观念中，太阳神是天上的神祇，地上有主管人间的神祇，在天神与地神之间，可能还有一位掌管云雨水气的神祇。三星堆三具人首鸟身的神祇，很可能与后来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有着某种源流关系。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宇宙最本源的东西，被老子归结抽象的“道”，并比喻为形象的“水”，有了水，才会有天地。也许正因四川盆地有着这样深厚古老的宗教氛围，这里才成为早期道教形成的重要地域之一。
当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佛也被作为道教的仙佛之一而得以采用。在彭山县东汉崖墓中，在汉墓出土的铜制摇钱树上，我们都能看到早期佛像的身影。但直到南朝刘宋时期，受当时南北方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影响，四川才出现了较成熟的佛教与道教造像，这种造像形式和风格以该区域的首府成都为中心迅速蔓延开来。
作为宗教造像的重要类别之一，石窟寺观及摩崖造像需要有适合的山体崖面、强烈的宗教驱动、流行的开窟造像风气和稳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而诸多条件蜀地兼备。四川盆地中广泛分布着石质细腻的山体，自东汉以来，就有开凿崖洞作为墓葬的传统。四川佛教在汉晋时已有传布，南北朝时期更成为一种普遍信仰，当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佛教造像风气传入四川以后，佛教徒以及稍后的道教徒就纷纷在山间崖壁开凿窟龛，建立石窟寺观。
从安史之乱开始，尤其是黄巢攻克长安之后，一直到北宋前期，中原凋敝，四川却政治平稳，经济发展，西京长安甚至东京洛阳的著名僧侣、文人和佛道教徒翻越秦岭巴山来到了四川盆地，依托此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将四川的文化、宗教和宗教艺术推至发展的高峰。唐末至宋初，四川盆地一度成为全国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影响所及，北至河西敦煌，南到南诏大理。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观在全国分布最密集，摩崖造像在全国数量最多，宗教类型和题材内容广泛多样，并且在中国北方地区石窟造像之风普遍衰落以后延续发展并达到高潮。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大足石窟，都在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由于唐代直至南宋，蜀地长期承平，加上宋朝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四川官民对于战争已经全然失去了防范意识，军事防御形同虚设。当蒙古大军南下，大部分四川州县迅速为蒙军攻占。元朝平定四川后，富庶的川西平原板荡灰烬，首府成都已为废墟。先前唐宋的流风余韵，余息奄奄，但还尚有几分精神。最大的劫难开始于明末清初，半个世纪的战火纷飞，让四川的社会经济体系被彻底摧毁。四川固有的传统文化已经基本中断。延续了千年的成都文翁石室，在战火中失去了踪迹，这是四川秦汉以来文化传统中断的一个标志。
所幸，今人还能在博物馆、在深藏于巴蜀山岭间的石窟寺观、在山野田间的某一院墙间，感受曾经的蜀风汉韵、唐宋遗音，在无数自然灾害、人间战争和文化革命之后余生的这些丰富的文物和遗迹，让四川成为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它们对华夏文明的意义深远而重大。在经济飞速发展、收藏持续升温的现实中，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珍惜这些祖先留下来的财富，是考古工作者和公众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四川(田野中的汉灵)》通过对四川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探秘四川这块神秘土地之中的历史与文化源流。通过金沙墓地以及成都等古城的挖掘，寻觅秦朝统一全国之前的古蜀文明；在四川纳入全国统一版图之后，四川的宗教造像风气日盛，特别体现在汉代独特的石刻艺术和唐代以来的佛教造像上。
文化遗产系列之《四川(田野中的汉灵)》由华夏地理杂志社编著，供广大读者阅读。
由华夏地理杂志社编著的《四川(田野中的汉灵)》通过对四川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探秘四川这块神秘土地之中的历史与文化源流。通过金沙墓地以及成都等古城的挖掘，寻觅秦朝统一全国之前的古蜀文明；在四川纳入全国统一版图之后，四川的宗教造像风气日盛，特别体现在汉代独特的石刻艺术和唐代以来的佛教造像上。本书内容源自华夏地理杂志的四川专题，文图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