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斯·贝格尔编著的《难产》中的女画家先去了巴塞罗那，颠覆了当代美术的惯常观念。但她在那里中断了朝着艺术发展巅峰的冲刺，转而回家了，留下了一串没有答案的疑问。她到了布尔根兰州的一个乡村（二十年前，离此不远处就是隔断东西欧两个世界的铁幕），想要在给一座教堂画的圣坛画像里表现出最根本、最起始的场面，但是她对《圣经》中关于耶稣诞生情形的描述理解得太直白、太生硬、太具有现实主义色彩。那幅“难产”的、表现耶稣难产情景的画作引起了教民的极大愤怒，她不得不再次出发，去了罗马。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她那幅被村民破坏的作品反而进入了当代艺术博物馆。留给读者去思考的可能还有一个问题：美的神秘本质是什么？

《难产》由奥地利青年作家克莱门斯·贝格尔的五则短篇小说组成，它们均围绕激情展开，其中既包含假装的激情，也有真实的激情；并将遭遇到激情的人们暴露在极强的、近乎虚假的光线之下。主打篇《难产》讲述了一位女艺术家，因为她突然觉得当代艺术空洞、没有内容，就回到了乡下，她想依照古代大师在圣坛画像中的风格创作出一些重要的作品。但是，这并没有使她免遭误解，甚至还陷入了丑闻。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她的作品最终还是回到了现代艺术博物馆。

贝格尔笔下的爱情故事脆弱感性，充满激情，富于哲理，新颖时尚。

生命中那些可以承受的轻(译本序)

难产

只因为天空？

就这样削掉了他的右耳

脑子发热

很刺激的闲聊

“最真实而又最具颠覆性的画……”伊利斯在电话里说，“……还没画出来。相信我，有一天我会把它画出来的。”接着，她就说起在埃森贝格度过的秋天，四周都是带着暖意的绿色，她说起各种深浅不一的绿色的暖意，那些绿色在春天和秋天都会有，但主要还是在秋天更多。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起她独自散步的情形，说起跟匈牙利接壤的看不见的边境线，她根本就没把它当作边境线来对待。她说，因为那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没有啥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条边境线，没有让人期望后边会突然有另一种风景的山，没有将不同的两岸隔开的水，有的只是一片辽阔的原野，棕色的，赭色的，黄色的，中间孤零零地被一些树林隔开了，假如那些树林之间的距离够大，它们就会更蓝了。她说，边境线一会儿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又是那个样子，总会有人找到这样那样的原因，觉得自己比地图册上那条线对面的更加优越。伊利斯说起那些农家酒馆，周一到周五去那里光顾的只有当地人、农民、退休的人和爱说闲话的人，那些酒馆好像很自然地偎依在葡萄山坡上。伊利斯在不多的几次电话里有一次是这么说的，你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在那里坐下，要上一杯八分之一升的红酒，这种深红色的葡萄酒浓烈而又有强烈的泥土味，能够在脑袋上施魔术，让你觉得非常舒服，让你的想法轻快地跳起圈舞。她还说，在喝酒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在看画的时候，她也被人盯着，被人好奇地看着，被人谈论。那些人怎么看待她呢，她想知道，她问我，因为我从小就熟悉那个地方，也是我几年前的夏天第一次带她到那里去的，当时我们在那里喝了葡萄酒，还在草地上躺过；也还咀嚼过那种感受：突然电光闪现一样地认识到自己是独自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一刻却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一刻很美，应该留下，因为明天就又是另外一天了。“一个艺术家……”我对她说，“……说话怪怪的，穿得怪怪的，但也还只是人，就是说，什么都可能是，但并不比别人好。”她叹了口气，说道：“我厌倦了。”她不用多说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伊利斯厌倦艺术了。不是所有的艺术，而是当代艺术，把握住时代脉搏的艺术，正如她今天的说法，应该用自己的脉搏去比拼这种艺术。抽象的东西，装置艺术，照片，录像，产品说明书，自残——简而言之，她管这些叫做招摇撞骗——都让她作呕。有一次她是这么说的，放进博物馆的第一台吸尘器还算有趣，特别是旁边再放上垃圾桶和抹布的时候，第二次再放吸尘器就乏味了，如果有第三个人还摆放吸尘器，就是无耻，应该把这个人关押起来。她说这话的时候虽然不是极其严肃，但还是非常严肃的。那些白色，那些空瓶子，那些线条、方块和圆圈，那些手模手印，那些无聊的自我陶醉，那种隐匿着展现出来的沮丧——所有这一切她都厌倦了。而她自己先前就是这么开始自己的艺术创造的，她的作品还很成功。在艺术学院的时候，有各种感兴趣的人在各班教室溜达，他们十回有八回都在她的画作前停留；她当时的作品表现出无计可施的情景，迷失、找寻和摈弃，以得到欢呼的世界的名义对这个世界进行的谴责，得到欢呼的世界并不存在，但又确实有。她在布里克咖啡馆眯着眼睛说：“确实一直都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在那里面，但是它上面有个玻璃罩，全都赖这个玻璃罩。”就是说，有很多玻璃，很大的玻璃罩，就像女占卜师俯身查看的那种玻璃罩，她们看完之后就会说出别人想要听到的话，反正那些话都已经写在那些人的脸上了。伊利斯是个对简单明了的入门书籍如饥似渴的学生，她像别人那样在这种玻璃罩里放了剃须刀片，还放了避孕套、玫瑰花环、胚胎，还放进撕碎了的纸币、从《恐惧的历史》中撕下来再剪小的照片，还放进去小纸条，那上边有她在精神恍惚时胡写乱画的、没有意义的无聊玩意儿。但是后来，那是在两年之后，我们已经相互融合了，她飞到巴塞罗那去看一个朋友，那是个面无血色的胆小鬼，他假装自己是个敏感脆弱的艺术家，他假装自己什么都怕，怕生活，怕地铁里人的气味，怕海滩上人的声音，怕笑，怕吃，怕喝，怕被嘲讽，简单说来，他就是她自巴塞罗那之行、自到圣山蒙塞拉特郊游之后所厌倦的那些东西的绝佳样本。P3－6

奥地利作家克莱门斯·贝格尔（ClemensBerger）于1979年出生在奥地利布尔根兰州南部的居辛，在布尔根兰州的奥伯瓦特市长大，之后在维也纳大学读了哲学和传播学。目前，贝格尔作为自由作家居住在维也纳。自2010年冬季学期开始，他在萨尔茨堡莫扎特大学担任教职。2009年贝格尔获得德国文学基金会的奖学金以及布尔根兰州文学奖，2010年他获得约瑟夫·罗特奖学金。其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被绞死的修士》（2003年），长篇小说《保罗·贝尔的证据》（2005年）、《赛吃者））（2007年）、《按摩院》（2010年），戏剧《烂泥／现在》（2009年），喜剧《穷人的天使》（2011年首演）等。

贝格尔的首部短篇小说集《被绞死的修士》发表后，奥地利作家、翻译家哈克尔（ErichHackl）就热情洋溢地断定：“全世界都为这个年轻的作家敞开着，他有能力在其中自由纵横。”《保罗·贝尔的证据》和《赛吃者》这两部素材、风格、结构迥异的长篇小说也获得一致好评。

2009年，贝格尔已就第三部长篇小说《按摩院》与瓦尔斯坦出版社达成协议，但出版社还是和他商定，先从他的短篇小说集开始合作，这便是（僦这样削掉了他的右耳》。

这部短篇小说集一共辑有五部作品，分别为《难产》、《只因为天空》、《就这样削掉了他的右耳》、《脑子发热》和《很刺激的闲聊））。这些短篇小说的主题可以总结为爱情和艺术，当然爱情占的分量要大一些。现代的生活方式与古已有之的各种情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巴塞罗那真的有一个浑身涂白的行为艺术家坐在马桶上，他坐在那里，读着什么。他在贝格尔的这部小说集里也出现了。贝格尔对这个“白人”很有好感，他这样对奥地利《信使报》的记者说：“第一，因为他在读书；第二，因为他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抱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三，因为他不听别人给他指点什么是幸福。我真心希望他不会永远坐在那里。”或许从这种态度里也可以揣摩出这个集子的一个共同主题：现代背景下生命中的各种轻重。

《难产》中的女画家先去了巴塞罗那，颠覆了当代美术的惯常观念。但她在那里中断了朝着艺术发展巅峰的冲刺，转而回家了，留下了一串没有答案的疑问。她到了布尔根兰州的一个乡村（二十年前，离此不远处就是隔断东西欧两个世界的铁幕），想要在给一座教堂画的圣坛画像里表现出最根本、最起始的场面，但是她对《圣经》中关于耶稣诞生情形的描述理解得太直白、太生硬、太具有现实主义色彩。那幅“难产”的、表现耶稣难产情景的画作引起了教民的极大愤怒，她不得不再次出发，去了罗马。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她那幅被村民破坏的作品反而进入了当代艺术博物馆。留给读者去思考的可能还有一个问题：美的神秘本质是什么？  与上一篇相比，《只因为天空》更像一篇典型的美国短篇小说。其中讲述了一桩三角恋情，基调更加压抑，叙述者的口气更加刺耳，结局也更加开放、更加不可捉摸。在短暂的对话和描述之后，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篇：“他吻了她，她用手轻轻抚摸了他的后脑勺一下，然后就上了公共汽车。”

《就这样削掉了他的右耳》中的主人公作为业余演员参加了耶稣受难节的排练和演出，他慢慢地陷进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叛徒犹大，从而赌上了自己的婚姻幸福和世俗生活。犹大这个角色逐渐吞噬了他。这个陷入中年危机的男人和已为人父的职员对自己处境的凶险程度既没法判断，更没法掌控。在排练过程中，他越来越无法忍受球友的玩笑。在正式演出中，他将自己吊在了绳子上。他这么做，可能一半是因为恐惧，另一半是因为想要解脱。其结局尚未可知。

《脑子发热》中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罗马、维也纳和巴黎。其中的“我”在寻找一个彻底的“二人世界”，却不得不认输，最终连一个美好的回忆都没有留下。故事的开端发生在一座罗马教堂，这种宗教氛围在全书里都占据了不小的分量，同时也包含了种种理解的可能性。因为书中的人物大多出自这种宗教环境，故事的开端大多在这个环境下，而这些人物随时又会从中摆脱出来。

《很刺激的闲聊》中的哲学教授在教室里抵抗着各种诱惑，在网络聊天室里成了追逐情色艳遇的冒险家，在跟一个女网友的见面中他掉入了早已设好的局，一部手机的录音功能让他无处可逃。小说结尾那句更是意味深长：“直到这时，故事才开始。”评论家克拉默尔（sibylleCmmer）就觉得这个有点故作神秘，但其实这种冷静的叙述使得故事更有余音绕梁之感。这也可以算作是这个集子的特点：结局貌似让人稍感意外，但作者并没有蓄意追求这样的尾声，不经意间就让结局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贝格尔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主人公大多来自艺术圈或者学术界，他们岁数早已不再年轻，大多过了三十岁，但也还没有抵近半百之年。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爱情生活，他们必须承受的种种不快，他们的愿望和渴念都没法跟更低阶层的灾难相提并论。

他们都在寻找那些可以承受的“轻”，但他们没能找到，反而是作者在语言中已经达成了这种轻盈的笔调：叙述者像个旁观者一样，不无轻巧地讲起自己的所闻所见。

请允许我继续套用米兰·昆德拉的语汇：这些人物所梦想的生活根本就在别处，他们想要的生活是另外一个样子的，甚至与现状截然相反的；如果他们冒险去追梦，就很容易处于脱轨的危险之中，不单脱离了周遭世界，还会脱离自己的原本模样。

整部短篇小说集的语言相当平稳朴实，但叙述结构却设计得非常精巧。作者偏爱视角的迅速转换，避免采取顺时直线的叙事方式。叙述者不停从一个过去的时段跳跃到另一个时段，然后又跃进到当下，读者需要全神贯注才能跟上叙事节奏，才能留意到各个时间段之间的过渡。

正因为如此，这部短篇小说集获得极高的评价。黑尔（CorneliusHell）钦佩瓦尔斯坦出版社以这些短篇小说作为跟贝格尔合作的开始，他认为：“它们可绝对不是副产品。”他把它们当作“磨得闪闪发光、巧妙获得的珍珠”。

哈克尔这样总结他的感受：“幽默，双重含义，精练的语言以及对主人公的柔情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的一个德国大作家：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

皮洒（PeterPisa）更断言，贝格尔是个不同寻常的作家，就算对复杂的事情他也能长话短说，但同时又具备肆意铺陈的能力。他已经跨过界限，进入伟大作家的行列。

1979年出生的贝格尔的爱情故事让人想起了施尼茨勒，其魅力来自用精致的反讽构造而成的、现代生活方式与老式感觉之间的矛盾。——《法兰克福汇报》，2009年4月30日

贝格尔笔下的人物——画家、耶稣受难剧演员、哲学家在争取艺术真谛的过程中挣脱了市民生活的羁绊。——《南德意志报》，2009年9月16日

幽默，双重含义，精练的语言以及对主人公的柔情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的一位德国大作家：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奥地利作家、翻译家埃里希·哈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