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编著的《蹉跎岁月》通过柯碧舟对纯洁爱情的追求这个故事的主线，充分展示了不同类型、不同出身青年的恋爱和生活态度，从而刻划了这些青年的不同理想和追求，活画出了那个年代一幅幅活生生的政治风俗画。小说通过柯碧舟对纯洁爱情的追求这个故事的主线，充分展示了不同类型、不同出身青年的恋爱和生活态度，从而刻划了这些青年的不同理想和追求，活画出了那个年代一幅幅活生生的政治风俗画。

　　叶辛编著的《蹉跎岁月》是一部通过对知识青年生活和爱情的描写，竭力鞭挞反动血统论的小说。

《蹉跎岁月》发生在1970到1976年间。这个时期，我国的政治风云多变，每个人的命运都象一只在疾风暴雨中飘荡的小船，忽沉忽浮，不知驶向何方。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不顾生活的磨难和重重政治压力，仍然坚定执着，于逆境中进击，为他插队落户的山区人民发掘资源，建立了小水电站。感于他的品格和处境，军干家庭出身的女知青杜见春，对他产生了连恤和同情。但反动的血统论给杜见春的心灵布下了鸿沟，使她在柯碧舟纯洁爱情的追求之前怯了步；不久，杜见春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面对政治地位的急剧变化，杜见春的灵魂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在她父亲被平反后，她才执着地爱上了柯碧舟。小说通过这个故事的主线，充分展示了不同类型、不同出身青年的恋爱和生活态度，从而刻划了这些青年的不同理想和追求，活画出了那个年代一幅幅活生生的政治风俗画。

柯碧舟和杜见春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

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夏天。一个星期日，上海知识青年集体户所有的同学都赶场去了，柯碧舟一个人在家。好不容易有个安静的时候，柯碧舟抓紧时间，在两个箱子叠放起来的“桌”面上，摊开几张纸，写短篇小说《天天如此》。这故事他构思了好久，主人翁又是他最熟悉的一个同学，早就想抽时间写了，可总是没有机会。平常，集体户里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出工回来，有人洗衣服，有人闲聊天，有人哼歌曲，也有人“法拉米、法拉米”地拉二胡，根本别想有个清静。即使逢到赶场天，也是有些人去赶场，有些人留在茅屋里，抽烟、打牌、喝酒，闹得个不亦乐乎。今天不知怎么搞的，知青们像约好了似的，吃过早饭，换上干净衣裤，通通赶场去了。柯碧舟求之不得，待他们一走，就奋笔疾书。

在飞蝉涨潮般的鸣唱声中，柯碧舟仿佛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谢楠康，他分配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日复一日，过的是“天天如此”的生活，枯燥、乏味，静如死水。他想改变这种生活，却总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弱点，自己替自己感到害臊，自己原谅自己，于是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并且常常寻找理由自己安慰自己。

叽喳啁啾的鸟雀声听不见了，涨潮般的蝉鸣停止了，柯碧舟都没知觉，他沉浸在学习创作的喜悦之中，忘记了自身的一切。他的头发足有半寸多长，早该理了，却没想到该去理一理；他赤脚踏在泥地上，脱下的布鞋浸在脚盆里，没想到去洗一洗。身上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沾满泥巴点子的衣裤，本来计划今天脱下洗干净，他也给忘了。只在厚厚的干打垒泥墙上开了一个窗子的茅屋早已暗淡下来，屋内的光线微弱到仅能辨别白纸上的字迹，他却没有知觉。

原来，早晨还是晴朗朗的，此刻，大雨已经下了近半个小时了，雨点子打在集体户外的包谷叶上，“嗒嗒”直响，柯碧舟竟然都没听见。直到寨外的山峰巅上扯起一道刺目的火闪，跟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急雷“轰隆隆”打响，柯碧舟才被吓得抬起头来，向小窗外望去。

嵌在厚泥墙中间的玻璃窗上，几小股雨水歪歪扭扭淌下来；近处的山坡上，鞭笆杆、丝茅草、芭茅草都被风雨摇曳着、撕扯着，向一边歪倒过去。寨外的田坝里，密织的雨网像笼起了雾。集体户外的屋檐下，屋檐水哗哗地淌到檐沟里去。嘈杂的雨声和流水声太喧闹，柯碧舟的文思被打断了。

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揉揉有点发酸的眼睛，习惯地抬起头来，望着黄泥巴墙上贴着的一张白纸。白纸上，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写着两行雄劲有力的字：“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这两句话，显然是他的座右铭。柯碧舟吸了一口气，正想再埋下头去，耳朵里又听到几下“笃落笃落”的轻响，他立刻又直起腰杆，警觉地望着茅草铺的屋顶。插队落户一年半了，每当下雨时，都是知识青年们焦躁不安的时分，尤其是暗流山区这一带，已经两个多月未下雨了，乍一下大雨，茅屋顶非漏不可。果然，他凝神一听，好几个知青帐顶铺的塑料布上，都“滴滴答答”地响起了漏雨声。柯碧舟站起身来，仔细察看着，有没有水流如注的现象。还好，春上茅屋顶重新翻盖了一下，雨漏得不像去年那么厉害了。柯碧舟又担忧起围绕茅屋挖的檐沟来了，好久没下雨，檐沟里的枯枝、杂物没细细掏过，水是否被堵塞了，一堵住，水漫上来，浸透泥墙，可是要倒塌的呀。他屏息听着那“哗啦啦”的流水声，默默地点点头，心里说，听声气檐沟还是畅通的。

正在柯碧舟侧耳细听的时候，集体户外传来脚踏泥泞地的“啪啦啪啦”的声音。柯碧舟原来以为那是过路人，并没在意，可没料到，脚步声直响到集体户大门口屋檐下来了，还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也许是同户的“快脚”苏道诚回来了。

柯碧舟暗忖着，等待大门被推开的声音。但大门并没动。很显然，不是苏道诚回来了，门外站着的，是个雨天时碰到的躲雨人。想到集体户的屋檐很窄，躲不住这么大的风雨，柯碧舟决定去给躲雨人开门，让他进屋来坐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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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