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的家族、记忆、现实，关于张爱玲叙事的哲学与形态，关于张爱玲的物质主义，关于文学史。

《张爱玲十五讲》由资深研究专家张均，深度细说张爱玲，引领“张迷”，全方位追踪传奇背后的真实人生，探究张爱玲身世中无可逃避之哀，剖析张爱玲爱情中不能承受之痛，品味张爱玲文字里华丽灿烂之美。

《张爱玲十五讲》由张均编著。

《张爱玲十五讲》内容如下：

一个女作家，未必就生得美，像所有巡受“始乱终弃”命运的女子一样，张爱玲也经受过内心的剧烈痛楚，但人们一定耍想尽办法从那段沉痛旧事上创造出倾国倾城的绝世浪漫。

我更愿意将张爱玲看成一个以文字为生的普通人——经受着一份与别人并无大异的命运，却能以惊人心力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将自己对世界的经验与感受，转化为一篇篇璀璨至美的文字。

在一片热闹喧嚣之下，潜伏蓿人世深水的哀愁，这在张爱玲的文字中得到了精确呈现：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作为中国的虚无主义者，张爱玲写作时如同《红楼梦》《金瓶梅》一样，很讲求现世细节的铺叙……耽溺于物质的虚无，可能最接近张爱玲内在魂灵与伤痛。

序辞

家族、记忆与现实

 第一讲 高门巨族的“遗产”

 第二讲 “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

 第三讲 乱世、政治与文人

叙事的哲学与形态

 第四讲 临着虚无的深渊

 第五讲 可疑的“杀父书写”

 第六讲 女性，虚无，以及“虚无的胜利”

 第七讲 “僭缨望族”的幽暗风景

 第八讲 上海：“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虚无主义者的物质主义

 第九讲 闺阁衣饰，人生戏剧

 第十讲 华丽光色，“可喜”世界

 第十一讲 “中国人的宗教”：吃、看戏和音乐

 第十二讲 月亮、镜子及其他

 第十三讲 “张腔”语言：“缠枝莲花”之美

文学史与经典化

 第十四讲 从《红楼梦》、京戏……到张爱玲

 第十五讲 张爱玲的四重“面孔”

【附录】张爱玲研究著述汇编

一 脆弱又脆弱的“爱”的期待

少女时代，张爱玲是否期待过爱情，或期待过怎样的爱情？对此问题，我们万万不可以己度人。切记的是，张爱玲出身高门巨族，她的环境、经验与观念都与平民子弟有甚大差距。张爱玲自己对这问题似乎很模糊。一次胡兰成问她，她回答说：没有怎样去想象这个问题，因为在以前她也没想过要和谁去恋爱，也好像没有人来追求她，可能有，她是不喜欢，总觉得一切尚早，等到该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也不挑三拣四，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他。（胡兰成：《今生今世》）但这不等于张爱玲对于爱情、婚姻连模糊的意念都没有。即便她没有，旧式家族亦会赋予她某种“集体无意识”。那么，旧家族里的女性，期许着怎样的爱情呢？

这首先要取决于高门巨族里男女关系的实际状况。从字面上看，这些家族历来以“诗书传家”相标榜，但那只是说给某些头脑幼稚的读书人听的。实则在这些家族里，男人可获取的性资源相当丰富，往往只把女人看做性的对象，性关系亦比较混乱。就合法渠道而言，他们多数妻妾成群。《小团圆》载，“本地学生可以走读，但是有些小姐们还是住宿舍，环境清静，宜于读书。家里太热闹，每人有五六个母亲，都是一字并肩，姐妹相称，香港的大商家都是这样。”除了合法的性对象外，男人往往随时猎取性的目标，主要是在青楼歌院。挟妓冶游，饮酒、跳舞，这是当时大家族男人基本的生活内容。这种混乱的性关系多数还延伸到家内。比如妻子陪嫁来的丫环、家里年轻的女佣。在《小艾》中，景藩强暴了帮佣的小女孩小艾。而《小团圆》中的龚家简直称得上淫乱：

“他们那龚家也真是——！”

“嗳，他们家那些少爷们。说是都不敢到别的房间里乱走。随便哪间房只要没人，就会撞见有人在里头——青天白日。”

这种男权主义式的性传统造就了深宅大院中女性的无穷的痛苦，也遍布于张爱玲的小说。这种风气，有时也激发女性朝相反的方向走。在《小团圆》中，九莉的母亲蕊秋和姑姑楚娣在性方面相当“解放”，甚至被论者讽为“性享乐主义者”。蕊秋多次出国，她离婚前离婚后的恋爱对象／性伙伴多达十余人，譬如英国商人劳以德、九莉在香港碰到的一个英国军官，等等。蕊秋和楚娣在一起也丝毫不忌讳谈论这些事，楚娣有时也和九莉谈起二婶的情事（张爱玲名义上过继给了伯父，所以她称母亲为二婶）。《小团圆》提及几次这样的对话：

“啊。我那菲力才漂亮呢！”她（按：蕊秋）常向楚娣笑着说。他是个法科学生，九莉在她的速写簿上看见他线条英锐的侧影，戴眼镜。“他们都受军训。怕死了，对德国人又怕又恨，就怕打仗。他说他一定会打死。”

“他在等你回去？”楚娣有一次随口问了声。蕊秋别过头去笑了起来。“这种事，走了还不完了？”

马寿是个英国教员。九莉知道她是指毕大使。楚娣打趣过她，提起毕大使新死了太太。她母亲的男友与父亲的女人同是各有个定型。还有个法国军官，也是来吃下午茶，她去开门，见也英俊矮胖，一身雪白的制服，在花沿小鸭舌军帽下阴沉的低着头，挤出双下巴来，使她想起她父亲书桌上的拿破仑石像。

“二婶不知道打过多少胎。……那时候为了简炜打胎。……还有马寿。还有诚大侄子。二婶这些事多了！”

事实上，楚娣“这些事”也很多。据《小团圆》暗示，她和蕊秋在国外留学时，姑嫂二人曾同伺一个男人（简炜）。而据蕊秋对九莉的抱怨，楚娣在国内甚至还和本家一个侄子乱伦，“身败名裂”，并为这个侄子荡去大半钱财，“把人连根铲，就是这点命根子。嗳哟，我替她想着将来临死的时候想到这件事，自己心里怎么过得去？当然她是为了小爷。我怎么跟她说的？好归好，不要发生关系。好！这下子好，身败名裂。表大妈为了小爷恨她。也是他们家佣人说的，所以知道了。”（《小团圆》）后来两人关系破裂，这侄子又搭上了自己美貌的表嫂，楚娣又吃起醋来，“楚娣默然片刻，又道：‘绪哥哥就是跟维嫂嫂好这一点，我实在生气。’维嫂嫂显然也知道楚娣的事，她叫起‘表姑’来声音格外难听，十分敌意。”（《小团圆》）类似事情，九莉在离开父亲的家和母亲、姑姑同居以后，知道甚多。她甚至了解到她的母亲和父亲在性方面十分不和谐。九莉的经历是否完全是张爱玲自己家庭的实写，当然有讨论余地。但作为高门巨族内性关系复杂与混乱的一种反映，无疑是真实的。不难想象，旧家族内这些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性混乱（主要是男性），必然给浸润于此环境中的女性以巨大的影响。她们对于自己的爱和婚姻对象有着怎样的预期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和胆量像蕊秋那样走到“性享乐”的道路上去，至少张爱玲终其一生皆未如此。但这些耳闻目睹的男女情恋／性乱给予她的影响却不可磨灭。1945年，张爱玲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留情》），代表着旧家族女性的普遍共识，在这一前提下，类似张爱玲这样的旧家少女，对于情恋会有怎样的期待与共识呢？

这类“共识”的第一点就是天底下无好男人，是男人就必然三妻四妾，眠花宿柳。在张爱玲的亲戚中，出入妓院、讨姨太太、养外室的男人比比皆是。她的父亲自是如此，娶的姨太太是位绰号“老八”的妓女，他在不断的风月游戏中偶然动了心，就出了钱把她买回来做了姨太太。她的伯父张志潜则偷偷将太太的一位漂亮丫环养在外面，生了_一个儿子，全家都不知道，后来还是一位亲戚偶然写信问两侄好，家里不过一个夫人_个儿子，何来“两侄”呢，因此才知道。她的舅舅黄定柱也在外面养了一个女人，生了两个孩子。李鸿章的孙子李国熊，则接连娶了几个姨太太，仍然吃喝嫖赌不改，终至将家产败光，最后竟然算计生有软骨病的哥哥李国煦的遗产（《金锁记》故事原型）。这种从来如此的现实，迫使女性将一男多女的性关系看做常态，将男性对异性肉体无停息的追求看做人I生的一部分。《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那段名言——“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吐的一颗朱砂痣”——怎么看，都是对两性现实的清醒而经典的认识。其实，不单有条件的高门巨族的男性如此，就是无条件的现代都市的小资男人又何尝不希望如此？在此现实面前，旧式家族的女性们，知道自己至多只能在妻妾名分上占有优势，但这于爱又有几何意义呢？她们不甚谈论或期待爱情。这是世家“家风”使然。当然，她们实际上也把所谓的女性“贞节”看得比较淡然，远不像小说家们写的那样严肃、紧张。至少从《小团圆》看，九莉本人对这一层并未十分在意。

“共识”的第二点，男子以貌取人乃不易之则，“男子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人’，而“面貌体格在优生学上也是不可不讲究的”，连张爱玲也如是说。她还表示，“男子憧憬一个女子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唯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红玫瑰与白玫瑰》）按照男性的眼光与需求，女性不能不用身体来评价自己。这造成了特殊的自夸与自鄙。像张爱玲母亲那样的美貌妇人，相信单恃相貌，即可在男人中间谋得永远。而像张爱玲这样的不自信的女子，即便已成为上海滩名作家，在情恋上也不能不自处弱势。

“共识”的第三点是，既然爱是那么不可遇求、男子“纯粹以貌取人”，那么，女子就只能以财取人，寄望通过嫁人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仅大家族如此，小户人家更不例外。这类婚恋观在张爱玲小说中甚是普遍。在《怨女》中，女孩子银娣在自己婚事上的反复考虑可见一斑：“小刘不像是会钻营的人，他要是做一辈子伙计，她成了她哥嫂的穷亲戚，和外婆一样。人家一定说她嫁得不好，她长得再丑些也不过如此。终身大事，一经决定再也无法挽回，尤其是女孩子，尤其是美丽的女孩子。越美丽，到了这时候越悲哀，不但她自己，就连旁边看着的人，往往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惋惜。漂亮的女孩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或者应当说不可测，她本身具有命运的神秘性。一结了婚，就死了个皇后，或是死了个名妓，谁也不知道是哪个。”在这种价值观下，一个男人相貌如何，知识如何，工作是否勤勉，说到底并非最重要的。最要紧者是家底与身价。在《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对英俊倜傥的乔琪产生了莫名的好感，但结果怎么样呢？

P33-37

在张爱玲已被过度符号化的当下，为何还要写这么一本书？这个问题颇难回答。也许因于一种交流的快乐罢。此前四五年，一直在做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孜孜砣石乞，经年累月地埋头在五六十年前业已泛黄、脱落的报刊杂志之间，那种辛苦、寂寞自非一言可以道尽。所以，写一部谈论张爱玲的书，与那些“陷落”在各色都市里的“现代人”交流，在我多少有愉悦精神的成分。兼之十年前写《张爱玲传》的时候较少分析她的作品，此番写作也可谓一次补充或完成。

当然，最紧要的，是有些想法需要表达。对于张爱玲，学界给予的讨论，虽不能与鲁迅、茅盾、沈从文、老舍等大家相比，但实在而言，也算是很多的了。北美的夏志清、王德威，台湾的唐文标和水晶，大陆的余斌、万燕、宋家宏、刘川鄂、宋明炜、常彬，香港的林幸谦，日本的邵迎建诸君，皆有专著行世。而赵园、杨义、王安忆、李欧梵、周蕾、刘禾、许子东、刘绍铭等知名学者或作家，亦各有论述，以至迄今——借用王德威先生的说法——“种种张派警句金言成了学界的口头禅”，“‘张学’已然建立”。在这种局面下，若还想申述一些新的想法，委实不是那么容易。谁还相信，后来者能在夏志清之外讲述出“另一个”张爱玲来？我自己也往往如此持论。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学任教，讲授20世纪中国文学，又由于出版过受到一些读者喜爱的《张爱玲传》，常被学生目为“专家”，屡有同学爱屋及乌，因为想做张爱玲的论文而希望由我来担任指导教师，或者直接发来文章和我讨论。这种时候，我多少感到紧张。一则因为学生们对张爱玲多近于迷恋，不敢过于拂逆其意；二则他们提交上来的论文，虽多感性体验，但据理而论实在是重复前人居多。所以，我也时常不去做这“导师”，或者建议他们选择张爱玲以外的研究对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有关张爱玲研究已无继续深人的空间。恰恰相反，对于这样一个长期以“异数”身份而存在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学术界存在激烈却又嗳昧的分歧。最核心的分歧在于：怎样评价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若要在文学史殿堂里授予张爱玲“迟到的”尊荣，那么究竟给她怎样的位置才最为允当？对此，海外学人和大陆学人之间存在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外间自是不甚了了，而这两拨学人之间也可能由于学术资源的相互需要，极少公开彼此质疑。然而观点间的疏离与对立，是再清楚不过了。海外论点，自以夏志清先生为代表。他表示：

我初读《传奇》、《流言》时，全身为之震惊，想不到中国文坛会出现这样一个奇才，以“质”而言，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这般判断，有着美国式的斩钉截铁：“五四”以来所有“重要作家”都不及张爱玲。这“重要作家”之谓，指的是钱钟书、张天翼、沈从文等，尤其是指曾经被大陆奉为三个“伟大”的鲁迅。夏志清的判断自然被刘绍铭、王德威等弟子奉为圭臬，然而在大陆影响如何呢？实际上，大陆重要的文学史家对夏氏意见并不是那么以为然。的确，当前大陆任何一本较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现代小说史”都有专门分析张爱玲或《传奇》的文字，但极分明的是，没有一位学者和一部文学史承认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整体评价。仅以北京大学1998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为例。这部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教材，是大陆最具影响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它严格遵守文学史的编撰“成规”，通过体例设置，赋予不同作家以不同的等级。譬如，获得专章论述“待遇”的作家有九位：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艾青（其中鲁迅独占两章），而张爱玲呢，出现在该书第23章第3节“通俗与先锋”中，约占三分之一篇幅。显然，张爱玲未获专章“待遇”，甚至未获专节“待遇”，至多被置放在“二流”作家的位置。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诸先生的案头，当然放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们与夏志清的尖锐分歧一目了然。

不过，也许还由于含蓄节制的作风，大陆学者并没有直接非议夏志清，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但由于分歧背后文学史观的剧烈冲突，对夏志清权威论述的不满终难长久掩饰。2000年10月，在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前大陆学人刘再复（1989年后移居美国）明确质疑夏志清有关鲁迅、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判断。刘再复认为：

他（鲁迅）的作品，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大转型时代苦闷的总和与苦闷的总象征。其精神的重量与精神内涵的深广，无人可比，也完全不是张爱玲可以比拟的。更准确地说，张爱玲作品与鲁迅作品的精神深广度相比，不是存在着一般的距离，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不是契诃夫与普宁（俄国贵族流亡作家）的距离，而是托尔斯泰与普宁的距离。普宁的作品有贵族气，有文采，典雅而带哲学感和沧桑感，但其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远不及托尔斯泰。①

这番言论引起了同时与会的夏志清的激烈回应。不过，这场“短兵相接”只是海外、大陆学界歧议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刘绍铭、王德威等人反复提倡的“张学”在大陆得到的回响，也非常有限。除陈子善等人在上海认真考订张爱玲的佚作旧篇，大陆并无重要学者认同“张学”之说。至于“张腔”、“张派”，大陆作家更不买账。被王德威硬加上“张派”头衔的王安忆直接说：“我可能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

剧烈分歧的背后，掩藏的不仅是地域性的意识形态差异，而且还有不同代际经验和话语背景的疏隔。围绕着对张爱玲的评价，还有相关联的系列重要问题：张爱玲既熟读中国旧小说，又在香港大学学习英国文学，那么，在张爱玲的“古今杂错、华洋杂错”的写作风格中，古／今、中／西两种文学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呢，还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呢？她的荒凉与虚无，是切近于卡夫卡、艾略特的“世纪末”情绪还是另有所源？张爱玲为什么那么物质主义，甚至被人名为“恋物癖”？此外，她的家族认同、爱情观念，乃至不断被裹挟的政治选择，她对衣饰、色彩、饮食以及意象的迷恋，也包含诸多复杂问题，甚至与她的虚无主义深相纠葛。

这许多问题，有的已经有人谈过，有的则尚未被注意。不过在我，都多多少少有些不能满足。正好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黄子平先生自香港来中大讲演，讲演题目即是《张爱玲：世纪末的华丽……与污秽》。黄先生借取王德威“世纪末视景”的概念，认为张爱玲怀有一种来自基督教文化时间观念的盛年不再、事事皆休的颓废绝望情调。黄先生以张爱玲有关基督教、威尔斯等的阅读，尤其是其文本中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卑贱物”（abject）的存在作为论据。对黄先生的论点和论据，我在演讲现场向他提出了商榷意见。其实在我看来，自夏志清先生以降，文学史家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时，都有依照西方文学经验进行认知、判断的“惯例”。这对大部分作家自然是适宜的，但对于张爱玲、萧红一类小说家则不能不说有些失效。这其间涉及到学术观察点的基本分歧，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因此，这本书的一些内容，也可以视作对黄先生观点的回应。

这是写什么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作为一部重视学术史与论证逻辑的学术著作，我还希望写得不那么面目“可憎”，能够让熟悉张爱玲的朋友愿意阅读，甚至喜爱，所以，我在语言与文体规范上有意回避了学术著作例必会有的“八股”文风，尽量减少注解，如对张爱玲的小说原文，以及胡兰成、张子静等人的回忆文字，就仅在文中标明，而未采取严格的含作者、出版版次、页码等信息在内的学术注解。同时，也使用了较为散文化的语言。这或许会引致同行的訾议，但于我自己，倒是心甘情愿的。倘若张迷朋友对书中的一二论述产生反对或认可的意见，那自会感到莫大欢喜。“一箭之人大海”的寂寞，在张爱玲的话题上，不啻是一种失败。在写法上，我另外避免的一点是传奇化。张爱玲曾经感叹说：“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太太万岁>题记》）何谓“传奇”？是指我们因着自己对生活中缺少的事物的过分向往，而往往无意识地强调、夸大甚至虚构对象的某一部分事实，而从中获取某种想象性的替代性的满足，因而对对象的另外一部分不那么合“口味”的事实加以忽略、遗忘，甚至改造。旧的中国大众文学都是这么叙事的，张爱玲熟悉并且警惕，然而她又怎能抵挡生前身后人们对她自己的传奇化叙事呢。譬如，中国自宋以后即无“贵族”，但后人多习以“最后的贵族”来谈论张爱玲；譬如，一个女作家，未必就生得美，但人们乐于从各方面夸大张爱玲的“惊艳”；譬如，像所有遭受“始乱终弃”命运的女子一样，张爱玲也经受过内心的剧烈痛楚，但人们一定要想尽办法从那段沉痛旧事上翻出、“创造”出倾国又倾城的绝世浪漫；又譬如，张爱玲天分极高，但人们动辄就把“天才”之类的冠冕加到她的头上，甚至不允许有才华更甚于她者，尤其是同时代女作家。几年前，我为广州的一家报纸写了一篇谈张爱玲的稿子，文中有一句大意是说萧红在表达人世的荒凉上比张爱玲更透彻，发表出来后这句给删了。我推测编辑的顾虑在于可能有太多读者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毕竟，有许多看书的人对萧红已不甚了了。然而我对“传奇”缺乏兴趣，更不会为了以某种方式讲述张爱玲的文字和生活，而有意识地悄悄地放弃某部分事实。我更愿意将张爱玲看成一个以文字为生的普通人——经受着一份与别人并无大异的命运，却能以惊人心力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将自己对世界的经历与感受，转化为一篇篇璀璨至美的文字。

这意味着，作为这部书的作者，我更愿意成为一个交流者，与张爱玲，与那些喜爱她的文字的，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这种角色，极符合我读张爱玲的感受。说到底，我之于“张爱玲”，感慨的成分居多。《半生缘》中有段描写，给我极深印象：“这两天月亮升得很晚，到了后半夜，月光蒙蒙的照着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鸡声四起，简直不像一个大都市里，而像一个村落，睡在床上听着，有一种荒寒之感。”某年返乡，途经武汉大学，夜里睡在山下的一个房间里，久久不能成眠。人若系恋之物大半丧失，大概都会有此类与世界脱离、浮生若寄的荒凉之感吧。张爱玲时时在不相干的地方生出此类荒凉，这使我对她深感亲切。这些年，在些不相干的瞬间，我也时不时地会想起，张爱玲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文字，包括文字中的意象、衣饰、色彩之类于她意义何在呢？于是有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想法。现在我把它们以一种较为系统的面目汇成了这本书。这在我也可说是一种交代，一种对于张爱玲的个人敬意。当然，亲切与尊重之中也包含一些不甚认同的成分。这大约是因为我无幸运生于“僭缨望族”之家，不期然地耳闻目睹了太多的不义和恶，因而对力图将张爱玲符号化的中产阶级文化终究不能亲近。

还有一点点曲折。书写到大半的时候，原定的远行的时间也到了。而行程结束后，我又不能即返广州，而必须到北京住上一段时间，书的写作却又不能停止下来，所以，只好拖着一箱书上路。张爱玲作品集，所有能找到的张爱玲研究著作，都跟着我，在国内国外七八个城市、南北四五个省份辗转月余，最后才回到广州。弄得同行诸君误以为我是把别人喝牛奶的时间都用来做学问的那类人，格外费了多番解释，不提。行程两万余里，也算是这些书的一些游历。

以后可能再难有时间集中写一些关于张爱玲的文字了。手边的一套1997年花城版的《张爱玲作品集》也已圈点得不成样子。张爱玲的作品印行版次已经极多，但这套作品集一直收在身边。它是九年前许冬梅小姐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岁月迢遥，无数的人、事终将为时间的风卷刮而去，因此特别地值得铭记。

张均

2010年8月12日一稿于顺义北小营

2011年3月7日二稿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