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的标志性官员——国开行董事长陈元讲述“如何修改游戏规则，在政策性和市场化之间找到平衡”的探索与历程。

陈元等编著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分别从银证合作、国家战略、地区规划、国际市场等方面，记录了围绕开发性金融在这些领域运用的背景和重要事件，同时收入作者在重要节点发表的重要文章以及重要访谈，让读者了解了一个理论体系与实践结合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作者“金融报国”的抱负。

陈元等编著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以金融学家、国家开放银行董事长陈元的自述为主，全面记录陈元及国家开发银行创造性地运用开发性金融理论，为民生、国家发展解决问题的实践实录。

《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首次披露众多重大投资决策出台的过程，尤其是对彼时国内政策和国际局势的金融解读，角度独特，极具价值。所有事件串联起来就是中国近十几年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一本书读懂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开发性金融的实践探索，每个篇章都有决策纪实、理论与访谈三部分构成，全景解读开发性金融的实践过程，让读者重返金融现场。

序一 周小川

序二 沈联涛

自序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办国际一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来开行挑重担

 大刀阔斧信贷改革

 我国银行业首例成功重组

 从市场建设人手改变规则

 迈向国际一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思考】

 创建国际一流市场业绩的开发性金融

 【声音】

 向国际一流银行进军

第二章 银政携手缔造市场规则

 打破银政关系僵局

 云南试点：共建信用高原

 银政携手：共商市场建设

 政府和市场之间：一条非常宽的路

 【思考】

 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加强市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声音】

 当好铺路人

第三章 芜湖模式改变中国城市

 芜湖变迁的背后

 城建融资：“打捆”解困

 亿农民变市民

 “开发一个城市”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跻身“哈佛”案例

 【思考】

 论城市运营的商业化缺失

 开发性金融助推城市化发展

 【链接】

 湖南浏阳：农民变市民

第四章 规划先行助力科学发展

 “五点一线”点亮区域规划

 产业规划必须跟上

 把新农村建设规划搞起来

 科学规划惠民生

 让科学规划“走出去”

 【思考】

 做好科学发展规划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链接】

 苏州工业园案例

第五章 市场方式服务国家战略

 市场化发债的先行者

 城建融资：铺就市场化道路

 西部大开发：“开发”银行责无旁贷

 东北振兴的融资助推器

 “全牌照”的新尝试

 【思考】

 把开行发展有机融人国家战略

 开发性金融发展与政策性银行改革

 【声音】

 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夯实西部大开发基础

 【链接】

 开行在中国债券市场创造的十个第一

第六章 “国家”银行助推经济转型

 自主创新挺起民族工业脊梁

 绿色环保夯实科学发展基础

 有保有压助力节能减排降耗

 新兴产业推动“转方式”提速

 文化产业经济转型点睛之笔

 【思考】

 以开发性金融支持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

 以开发性金融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七章 金融创新打通“三农”瓶颈

 “一号文件”的期望

 “蓟县模式”：农户小贷的春天

 为“三农”发展添后劲

 【思考】

 用开发性金融开创新农村建设新局面

 【声音】

 创新融资方式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第八章 普惠金融促进社会建设

 民生金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让百姓安居：“开行必须干”

 助学贷款：夯实“最大的公平”

 小贷款做出大文章

 【思考】

 以市场建设推动社会建设

 发挥开发性金融促进社会建设的优势

 【链接】

 应急贷款：雪中送炭的金融使者

第九章 国际合作打造多赢样本

 投棋布子：“总比上山下乡容易”

 在市场化运作中“化危为机”l

 多边合作：“互利共赢的事”

 “不看企业出身，看发展潜力和方向”

 走进非洲：夯实中非友谊基础

 【思考】

 谋求稳健长远金融合作

 以开发性金融服务“走出去”战略

 【声音】

 专访陈元董事长

 聚焦金砖国家合作与发展

第十章 开发性金融方兴未艾

 开发性金融的中国“脚印”

 从未名湖畔到查尔斯河两岸

 开发性金融方兴未艾

 【思考】

 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

 【链接】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

后记

1998年初，朱镕基总理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安排我到国家开发银行工作，希望我带领开行把国家的重点建设和基础设施融资工作搞好。我当时感觉，去开行工作责任重大。

在那之前，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了10年。那时中国银监会尚未成立，银行监管等职能设在央行，我在央行分管了很长时间的金融监管，主要工作是叫别人如何办好银行。现在角色转换了，我由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要去一线真正地办好一家银行。我觉得重担在肩，但还是充满信心。来开行挑重担

“既然欧美的银行能够办好。中国的银行就没有理由办不好，共产党一

定能办好银行。”

l9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也是人们对这场危机痛定思痛、寻求出路的一年。

这场发源于泰国的危机，不仅横扫东南亚，扩散到韩国、日本，甚至波及欧美。我国也受到了冲击，出口受挫、内需委靡，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金融体系信贷风险加剧，系统性风险积聚。这场危机暴露出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内在缺陷，也对我国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敲响了警钟。在我到开行工作的半年前，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后，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又要支持经济发展，成为我国银行业的首要任务。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到开行履新。1998年4月3日，我来到与央行仅两公里之遥的阜成门外大街29号，在开行新办公楼里，当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张柏林同志宣布我担任开行党组书记、行长。

我是带着“挑重担”的心情来开行工作的。之所以称为“重担”，一方面，当时开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国家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开行必须保证这些建设得到融资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领域没有多少市场机制和运作规则，我必须带领开行从头建立起一个市场机制。对我来说，后者的任务更艰巨。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开行账本时，思想上还是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1997年的开行，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40％以上。我没想到情况会这样不理想，面对这么多的不良贷款，我有点头痛。

这些不良贷款的产生，既有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原因，也有自身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还有历史的原因，比如承接了原来国家六大投资公司很多经济效益低的政策性项目。这六大投资公司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产物。1988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国家组建了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等6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负责管理和经营本行业中央投资的经营性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1994年3月，六大投资公司并入刚刚组建的国家开发银行。

金融风险无小事。一场金融风暴可以使一个国家经济震荡、停滞、倒退，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对一家银行而言，如果有30％多的不良资产，就意味着难以为继。不良贷款这个问题不能躲，必须抓紧解决。

从到开行第一天起，我就抱定决心，一定要改变开行的这个状况。不只是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还要把开行办成国际一流的银行。我在央行工作期间还分管国际业务，对国外银行状况比较了解。我始终认为，既然欧美的银行能够办好，中国的银行就没有理由办不好，共产党一定能办好银行。

到开行最初的半年，我一直在思考：开行的目标和定位究竟是什么？如何加强政策性银行的风险防范？开行应该建立怎样的运行框架？

开行成立以来，一直沿用“计委挖坑，开行种树”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计委挖多大的坑，开行就种多大的树。加之开行支持的基本建设领域，长期以来被视为计划经济最核心的部门，都是由国家定项目、给资金，很多人因此认为，开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资金相当于第二财政，是国家给的“免费午餐”，可以像财政拨款一样免费使用，不必偿还。

现实逼迫开行变革。1998年11月，我提出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政策性银行的新思路。这是开行历经9次行长办公会、行长专题办公会、行务会反复讨论和研究的结果。当时，我对这个新思路进行了阐释：“目前开行所处的大环境已经是市场环境，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同时我们又是一家银行，要在银行框架内开展工作。我们在很多方面能够发挥商业银行力不能及的特殊的政策性金融作用，但我们不能超越市场环境，不能超越银行框架，否则就寸步难行，就无法生存”。

简单地说，我们要成为一家真正的银行，而不是一台政府的“放款机器”。我们首先从内部管理改起。有段时间，开行员工出差带现金，多的时候一个人可带几万、十几万。我到开行后，叫停了这种做法，要求个人占用的现金限期交回，否则从工资中扣除。不到两个月，占用的现金就都收回来了。此后，开行运作的每一笔费用都事先有人审查，事后有人稽核，确保费用支出“用在刀刃上”。

1999年1月，我在来开行后参加的第一个全行年度工作会上提出，要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性银行功能，把开行办成“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银行”。P2-4

陈元同志的专著《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发性金融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充分发挥两者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真知灼见，很值得一读。

在中国，开发性金融脱胎于政策性金融。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性银行自1994年组建以来，为国民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发展历程，其实是我国金融机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一个缩影，更是这家中长期银行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先进原理，走的一步极具战略性、挑战性的棋。这步棋走通了，走活了，使国家开发银行成为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也为完善我国金融生态、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了独特作用。

国家开发银行的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即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的根基在于实体经济，金融业只有与实体经济全面地、深入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道路艰难曲折，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国家开发银行未来将继续肩负起中长期融资的重任，继续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促进民生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更加高效的金融服务。

陈元同志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担任10年副行长，经历和参与了金融领域许多重大改革。1998年到国家开发银行工作后，他为推进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一书中，陈元同志对我国开发性金融发展之路作了系统回顾与全面总结，不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翔实史料，更作了富有建设性、前瞻性的理论阐述和深度思考。这是我国首部由实践者和亲历者讲述开发性金融的专著，理论性与故事性融为一体，有耳目一新之感，相信对我们的金融实践和理论研究大有裨益。相信金融领域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从各自角度回顾、总结、反思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共同推进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发展。

这本书凝聚了我这些年关于开发性金融的思考和实践成果。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很多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我心存感动。

由于我的一些自述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较大，发表的署名文章和专访也分散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媒体，开行政策研究室李小涛、杨华、刘进、徐飞等同志帮我搜集和整理文稿，编写相关案例及链接文字，方便读者理解。其中，个别署名文章的标题作了改动，文字作了精简。我的学生马荣宝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素材和线索。冯启华、张斌等同志对全书图片及说明作了梳理和核校。

新势整合传播机构何江涛、京华时报图书出版中心季晟康等同志为这本书的设计和编辑提出了很多好的创意，中信出版社的专业人士为本书的及时出版提供了支持。富子梅、王兆斌、王璐、吴小莉、马洪涛等媒体朋友对我的几篇专访，也被选录书中。在图片方面，得到了中国专题图片库，以及孙荣刚、万飞、卢伟斌等同志的支持。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所有曾经和正在开行工作的同事们。开行今天所取得的市场业绩，开发性金融所赢得的社会认可，离不开广大开行员工的开拓进取和无私奉献。实践出真知。如果说这本书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那都来自于我在开行这些年的工作实践，来自于为开发性金融事业奉献的全体开行人。

开发性金融大有可为。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事业。

陈元同志是我国金融经济领域的资深专家和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开拓者。该书集开发性金融理论与实务于一体，全面展现了国开行将国家信用、政府信用成功运用于市场，在政策性与市场化之间寻求平衡，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市场建设、信用建设，推动经济与金融共兴共荣的创新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从事经济工作同志的必读之书。

——周 强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开发性金融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大潮中最具创造性的探索之一。陈元为这项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开发性金融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发展为己任，一方面，用政府信用来弥补市场信用缺失、体制不完善等“市场失灵”的缺陷；另一方面，依据商业性金融的原则来组织实施政策性金融活动，有效避免了“政府失灵”。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元董事长最大、最持久的贡献，是将政策性目标和市场化融资两者充分结合，开创了开发性金融的新模式。他还充分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了一套办好银行的成功做法。开行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避免自身以及借款人出现道德风险。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经验无疑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模范。

——刘遵义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

陈元新著《政府与市场之间》，记载了他在国家开发银行的14年探索，有深入的理论思考，有鲜活的实践总结，还有珍贵的细节披露。作为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的掌门人，陈元亲自执笔的这本书兼具权威性和史料性，系过去十多年中国金融变革的重要篇章--开发性金融，于研究者、观察者、实践者，均可读可鉴。

——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