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人头攒动。一大早，警察就在法院外拉起了警戒线，严格审查旁听者资格。
上午8时，庭审开始。从田文华的答问中，可以描述出她的成长轨迹：她出生于石家庄，1966年8月毕业于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1968年开始从事奶业工作，并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逐渐发展成为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三鹿集团。
而其余3名被告，也是在三鹿集团工作了多年的老员工，他们见证了三鹿的成长与辉煌，但三鹿也毁在了他们手中。
随着庭审的持续进行，“三鹿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为保密，他们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12月以来，被告单位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
被告王玉良供认，2008年3月，接到问题奶粉的投诉后，他向奶事业部汇报，让其查一下原因，他这边也查了一下，他给田文华汇报过，田文华当时说让技术部监测、检测，看是不是孩子上火了等其他原因造成的。当时的确没有引起我们重视，一直到4月底，消费者投诉奶粉质量问题增多，当时可以认定是奶粉质量出了问题，田文华决定当即成立质量小组，他负责技术小组、攻关小组的领导、协调。
田文华在庭审中供认，她是在今年5月中旬才获知三鹿奶粉出现问题的，这也是下面的人报告给她的。
田文华说，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成立了由副总经理王玉良负责的技术攻关小组。通过技术小组的排查，确认该集团所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至6倍。
但由于当时对三聚氰胺这一物质不太熟悉，所以不敢肯定里面含有什么东西。王玉良说，由于去年我国曾发生过出口宠物食品致动物死亡的事件，有证据显示宠物食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她当时也怀疑是三聚氰胺。
田文华说，三鹿集团将系列样品送往多家检测机构检测，但都没检测出问题，都声称产品正常。
7月24日，三鹿将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送往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当时考虑到产品的声誉问题，三鹿并没有向该中心说明是自己的成品，而仅表示是原料或其他东西。在送审过程中，三鹿集团还想方设法予以保密。
当时，全国有许多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出现泌尿系统结石等严重疾患，部分婴幼儿住院手术治疗，甘肃等地还出现多例婴幼儿死亡事件。
公诉方当庭出具的证据显示，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有关人员对三鹿送检的产品颇为吃惊，表示这种产品即使牲畜食用都会导致严重后果。
田文华说，8月1日下午5时许，她得到检测报告：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15批次检出了三聚氰胺。于是，她紧急召开了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进行商议，会议由当日下午6时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4时。
然而，正是由于这次会议错判了形势，并通过了一系列错误决议，让三鹿集团走上了绝路。
田文华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三鹿集团的董事要求召回产品，但参加会议的许多高管认为，召回产品会造成声誉受损，于是决定以悄悄换回的方式取代召回。“当我们说了这一建议后，新西兰方代表没有反对，所以这个提议就通过了”。
杭志奇则在法庭上供述，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研讨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奥运前夕，且消息泄露后将极大影响三鹿的声誉，所以决定对奶制品中含三聚氰胺一事在扩大会议的范围内严格予以保密，对外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王玉良供认：“我们在化验单上发现有“A物质”，“A物质”是什么，“A物质”实际上就是三聚氰胺，为什么这样写？我公司在检验时，发现奶粉中有三聚氰胺后，2008年8月1日，当晚召开了会议，会上，企业考虑到品牌的影响，田文华总经理要求已经知道的部门和人员不要再传播了，所以在以后的化验单上就出现了“A物质”或者不写名称只写含量的现象，这也很正常。谁规定的三聚氰胺写成“A物质”？集团公司没有具体规定，可能是分层的实验室或质检部门自己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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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 感恩长在
吴湘韩
生命由时间组成。一篇新闻作品、一个版面、一张报纸的生命是有始终的，甚至是短暂的，但如果倾注足够的时间、情感、思想，虽然不能使其不朽，但也是能延长其生命周期的。
——题记
记得“部妈”谢湘离开记者部时，泪流满面，依依难舍。因为她为记者部的工作倾注了10多年的心血和感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当我写这篇文字时，回忆起特别报道的点点滴滴，竟也情不自禁，概因特别报道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一
“特别报道是干什么的？”接过我的名片后，总是有人这样问我。
对于外行，我会这样回答：“做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的。”对于新闻同行，我会回答得具体详细些。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追索其历史，让读者更明白些。
2004年，本报改扩版时，酝酿新辟“焦点新闻”版，以进一步开发新闻信息的深度和广度，加大信息整合与配置的力度’。但考虑到新闻来源、报社的实际执行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该版最后敲定为“具有日报特色，体现日报优势，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重大新闻报道专题版”，并更名为“特别报道”版，以加强《中国青年报》作为综合性日报的深度报道，保证有充分的版面对重大新闻事件作多角度多侧面深入的报道。最初定为周一至周五，每日一期，一般刊发在第三版。
我当时在湖南驻站，鬼使神差参加了当年4月的特别报道编辑室负责人竞聘。当年5月初就被召到北京，因为6月1曰是特别报道版的“预产期”。最初只有4个人，周珣，头儿，我和罗旭辉协助周珣工作，还有一个美丽机灵的女孩，张凌，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30岁出头。
周珣当时要张凌在报社附近找房子，想租一套房子大家一起住，当时她的设想是至少有3个月时间白班夜班连轴转，一周5天之内是无法回家的。可见她当时的“雄心壮志”。也许是张凌没找到短期出租的房子，也许是我和旭辉觉得没必要，也就没发生“男女生同居的故事”。
除了睡觉、吃饭，就是高强度的工作，大约运转了一个月左右。周珣感到大家都熟悉了情况，也感到这样“打疲劳战”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分白班、中班、晚班“三班倒”。
当时旭辉的父亲因患癌症晚期正在北京肿瘤医院住院，也坚持日夜上班，日见消瘦。
陆续有一些人来见习，“见习”实际上是为进人做准备的。这是双向选择，有的是头儿不满意，让他走了；有的是对报社待遇不满意，另栖高枝；最后留下来的是北大应届毕业生张伟。
不管怎样，这段创业的岁月让每个人铭记。当时在本报见习、后来在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的辛本健去英国之前也不忘与老特别报道的人小聚，谈得最多的是这段苦中有乐的时光。
二
“快疯了！”“(操作这样一个版)，确实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2007年7月，我出差成都期间，在家主持工作的万永(刘万永，现任特别报道部副主任)不断给我私聊。
他有他的苦衷：“没人写稿呀！”我可以想象他那焦急的模样。
周珣在担任特别报道主编那一年时间里，也没少急过。她是一个性子急的女人，经常在办公室里看到她为选题焦躁不安。而我是一个“天塌下来也不急”的人，经常安慰她：“不要急！”
那些日子，她不是为有重大突发事件而着急，而是为没有而着急。她总是希望第二天有事发生，有几次还很“灵验”，第二天真的发生了大事。于是，她又多了一个“巫婆”的绰号。
我当主编是2005年11月以后的事。虽然特别报道已减为每周三个版(遇有大事可临时调版)，也有为稿荒着急的时候，有几次周询还跑到我的办公室善意地揶揄：“你也有急的时候。”
实际上，特别报道版的定位决定了其工作特点：选题广泛，要求编辑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开阔的视野；重大突发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要求编辑时刻保持对新闻的关注；几乎每个版都需要专题策划，前期查阅资料和策划的工作量比较大；重大突发事件当天策划当天组稿当天制作版面，单位时间内工作强度大。
如今，无论是第二天没有稿子，还是凌晨1时来稿上版，甚至选题临时被毙，我都能做到镇定自若，毕竟这样的事我都遇到过，久经历练，心理素质也提高了，应急的手段也多了。万永直叹“你的心理素质好”。
每一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每一期特刊，都是一次体力的消耗、智力的付出、积累的掏空。但我们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一起与特别报道成长。
张凌曾在自己的年终工作总结中写道：“特别报道是一个属于探索的团队，在去年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报道中，我学到很多，也感受到创新的乐趣，并体会到团队作战的力量。”
三
最近4年，特别报道版在报社编委投票决定的新闻版面排名中名列前三(大多居第二)，这一评价是建立在每月读者调查基础之上的。据本报社调中心主持的读者评估报告，特别报道版的版面阅读率稳定在80％左右，居新闻版面前三名(大多居第二名)，综合排名居前三名(大多居第二名)’。
2006年年底，特别报道被报社评为“最有影响力的版面”之一，并有两篇报道被评为“最有影响力的报道”，是获奖最多的部门之一。
如今，特别报道的影响力上至高层(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下至百姓，乃至成为业界新闻评论的议题、新闻学界的研究对象。
这些成绩，虽然是在我的任职期间取得的，但我从来不认为是我个人的成绩。在现代编采流程中，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生产新闻产品的一个环节。这些成绩，是特别报道6年来累积的结果，是所有参与特别报道的记者、编辑、领导努力的结果，是报社所有关注、支持特别报道的同事努力的结果，是读者大力支持的结果。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美女主编”周珣、“海归”袁铁成、“文字干净顺畅”的唐勇林先后离开了报社，张伟、李洁言、罗旭辉、谭辛鹏也先后到报社其他部门工作。他们曾经为特别报道奉献了青春和智慧，倾注了心血，挥洒了汗水。本书的近一半文章是辛鹏值夜班编辑的。
特别报道现有团队成员中，除张凌和我外，刘万永、叶铁桥也算资格老的了，来扬、田国垒、王国强都是最近一年加入的。张凌依然一丝不苟，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认真对待每一篇稿子；万永、铁桥依然充满职业激情；3位新成员各有所长，积极跑动，他们都在用自己脚和思想持续扩大特别报道的影响力。
“2010年7月29日上午，记者从栾川县城搭上了开往潭头镇的汽车。汽车刚开出县城，就可以看到一辆辆拉着水泥管道等救灾材料的车辆不断驶过。受连日暴雨引发的山洪和伊河水位猛涨的影响，从栾川县城通往潭头镇的s248道路多处出现塌方。其中，写字涯附近一处道路坍塌严重，双行道的公路靠近河道的一侧坍塌了一半。汽车行驶到嵩县旧县镇就无法再朝汤营村方向前行，只能雇黑车继续前行，走过一段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到达与汤营村隔伊河相望的对岸。伊河水流湍急。连接汤营村与外界的唯一一座大桥已经坍塌，村民外出购物只能乘坐救灾官兵驾驶的一艘冲锋舟。”这是田国垒写的《悲伤笼罩汤营村》被我删去的段落。读者从他们的新闻作品中很难了解记者现场采访的艰辛。
这使我想起许多记者“有惊无险”的往事：洪克非在追寻湖南新邵溃坝真相时差点摔下悬崖；张国半夜在山西矿难现场被警察冲散，“救上来一个”、“两个……”他用手机发送救援的消息，没车回县城，只好在旷野上挨冻了一个晚上；去重庆武隆滑坡现场的路是机耕路，且被封锁，田文生费尽干辛万苦仍赶到现场；万永参加“退休高官”的庭审，差点挨打……在社会利益多元、矛盾日趋激化的今天，记者的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说实话，每当有记者去采写调查性报道，我深深担忧他们的安全。
从2005年11月至今，特别报道安全生产了1700多天(指没有政治风险和诉讼风险)。除了领导严格把关外，一个人的名字不能忘记。那就是“老板”——本报前任常务副总编周志春，他满头白发，虽已退休，仍然在发挥余热。前几年每有调查性报道，川总总是请经验丰富的他把一道关，看有无法律风险。说起来不好意思，由于时间急，有时我们交给他的是没有经过编辑的稿件，他是那样认真，那样敬业，拿一支笔，连错别字都批改。看完后，他将自己的书面意见打印好，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
非常感谢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先生、编辑李勇先生、孙博雅女士，是他们的慧眼、催促才有特别报道系列丛书问世。《开掘真相》第一集出版时，王旭明先生还亲自作跋。本书是第二集，非常感谢中国青年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陈小川、副总编辑毛浩作序，感谢实习生金丹(武汉大学)、周薇(华中科技大学)、程枝文(厦门大学)、张晴(武汉大学)协助整理书稿。
岁月悠悠，感恩长在。
调查性报道与中青文化
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毛浩
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进入了全媒体时代，报纸不仅要跟报纸竞争，还要跟电视、网络竞争；体制内的媒体不仅要跟体制内的媒体竞争，还要跟市场化的媒体竞争。
在媒体竞争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今天的中国青年报还能在业内赢得口碑，还能够保持一定的领先。以调查性报道为代表的深度报道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而调查性报道的长盛不衰，与中青报的文化、核心价值密切相关。
中国青年报的核心价值，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新闻理想；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实的大报气质；铁肩担道义、经时济世的家国情怀；勤于探索，引领风气的先锋意识和崇尚民主、尊重个性的团队精神。
借助报纸的广泛传播，可以用笔去遏制一些罪恶，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甚至改变一些人的命运，这种成就感可能是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曾经有过的。但是，在中国青年报，这种人性中的崇高感在一个强大的气场中被有效地凝聚，相互感染，不断强化，内化为传统，树立为标准，使这里终成一块理想主义的高地。
中国青年报理想主义传统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因为中青报的青春期正值中国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自由地讨论，追求新观念、新思想，是整个社会普遍的风气，只不过在中青报可能更强烈些，又正好处在她性格养成的青春期。这个传统也可能是跟这家报纸独特的年龄构成有关，因为这里长期以来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这些历史的机缘造就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现在还能用它去赢得新闻的竞争，这是我们的幸运。
中国青年报50多年的新闻实践也使这种传统不断得到强化，为追求公平、公正，突破新闻的遮蔽，中国青年报打过许多经典战役。有过被当地政府收缴的经历，也有过缠讼10多年最终败诉的纪录。但更多的记忆是胜利的喜悦和职业的快感。张建伟写出《第五代》的时候，有人在报社的门口贴出了“中国青年报万岁”的标语；刘万永坚持不懈追踪报道退休高官王亚忱依靠余权侵占他人财产，直至最后王被法办。这样的故事很多，每个故事都会产生巨大的激励，从而催生新的故事。
在今天，理想主义仍然是我们新闻决胜的一个重要的保证。sARs期间，我们的记者会逆大多数人流的方向进入重症病房；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众多记者争着要去那些最危险的地方；正是因为执着的新闻理想，我们的记者才冒着风险去揭开一个又一个事件真相，把阜阳“白宫”主人、签发突击调令的武安市教育局局长送进了监狱，弘扬了社会正气……
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实，中国青年报从一创刊就有这样的大报气质。1978年本报刚刚复刊，本报文艺部的记者顾志成开始调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被姚文元陷害的情况。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垮台，但是大规模平反昭雪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因为记者出去调查的时间太长了，中间想抽个空去邮局给家里寄封信，在邮局看到报纸，才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由于张扬是被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批准逮捕的，而这时候华国锋正是中共中央主席，因此虽然这个案情很清楚，但是平反工作还是遇到了重重阻力。正是抱着不管是谁错了就要改的信念，中青报刊出了记者的调查报道，并连续三个月连载《第二次握手》。一时洛阳纸贵，中青报复刊之后的第一次战役取得了圆满成功，声威大震。
细说起来，本报刊登“四五诗抄”的时候，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搞民工潮报道的时候，公安部还在下“封堵盲流”的通知；刊发《第五代》的时候，也正是留学生政策正在收紧的时候。这就是大报，胸有定见，卑亢有度，敢为先声。
不唯下，不从众，这也是大报的重要特质，可能有时候做起来还更难。2008年本报奥运报道组去日本采访，日本同行还能记得本报2004年亚洲杯决赛时的一篇评论。当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国内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就在这个背景下，在中国举办了亚洲杯足球赛，而且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平时技术很差的中国队居然踢进了决赛，就在北京跟日本队进行最后的决赛。其实当时大家都知道，中国队很大程度上可能要输的，但是因为当时这种情绪在那儿，所以网上很多球迷呼吁要去球场，要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决赛的当天，本报在一版刊发了一篇《我们看着日本世界看着我们》的评论，提出了要把政治和体育分开，别让世界看中国笑话的这样一个观点。这篇评论在网上招来了一片骂声，因为当时的情绪在那儿呢，但也有许多人表示了警醒。当时日本的几大报纸都报道了本报的这篇评论。几年过去了，日本同行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对本报还是充满了敬意。本报在日本有非常高的声誉，他们把中青报叫作“有力纸”。
中青报核心价值的第三条，是铁肩担道义，经时济世的家国情怀。本报1978年的复刊本身就肩负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使命。刚一复刊，就报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刊登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尤其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本报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整版刊登了“四五诗抄”，报道了贺延光、王立山等一批“四五”青年英雄。这为此后中央正式为四五运动平反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此后的整个80年代，本报都是站在思想启蒙的前列，呼唤新体制，传播新观念，涌现了一大批影响巨大的鸿篇巨制。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本报的这种经时济世、兼济天下的家国意识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悲悯情怀，被提炼、固化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的办报宗旨。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我们信守的一个办报宗旨。
中青报早期的优秀作品，大多浸淫着这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卢跃刚写的《半个世纪的论证》，讲述的是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但是他一定要赋予民主与科学的主题，一定要升华到这个高度，一定要呼吁尊重反对派，尊重少数人的声音。张建伟写的《第五代》其实只是一个赴美招聘留学生的一个小组负责人的访问，采访只进行了半天，结果洋洋洒洒写了1万多字，整段整段都是直白地论述“人的现代化”。
任何时代都需要媒体来充当社会的良心、前进的航标和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就本报而言，走市民报纸路线毫无优势可言，唯有坚守兼济天下、悲天悯人的核心价值，同时及早完成报网融合等器物层面的改进，才可能在全媒市场赢得一席之地。
所以当前我们最需要抵抗的压力和诱惑是止于民生、止于琐细、止于个案。也许像中青报早期作品那种为了启蒙把思想附加到新闻上，让思想远远大于事实的那种表达方式已经过时了，但是思想大报的理念还应该在。或者我们选取的事件本身有标本意义，或者我们写作的角度有思想的取向。就像川总曾经说过的，中青报的报道不能宏大叙事，但必须宏大关怀。
中青报第四条核心价值是勇于探索、引领风气的先锋意识。引领风气，我想可能这里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是领时代风气之先，一层指的是报道方式、表现形式的开拓创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青报都是社会新潮的代言人。“四人帮”刚刚倒台，本报就刊登了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当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班里只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同学们之间争相传看这篇当时来说振聋发聩的小说。吴芬雯现在已经离开报社了，当时是挺有名的一个女记者，写过一篇《胭脂厂长》，为一个爱打扮的女厂长打气撑腰，当时另外一家同样是中央级的媒体发表评论，指名道姓批评中青报这种导向错误，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笑。麦天枢甚至写过一组《定远农村青年恋人私奔系列》，就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出现的那种索要彩礼的压力，定远大批的青年恋人为追求自由的爱情选择私奔这种形式。当时这甚至是违反婚姻法的，但是本报率先为这些追求自由爱情的青年讲了公道话。
至于报道方式的探索创新，本报更是有极为宽松的环境，历史上也成果丰硕。本报是中国深度报道的鼻祖，最早的深度报道就是张建伟的那个《大学毕业生成材追踪记》。本报是星期刊的首创者，率先把民意调查引进报道，率先设立评论版等等。
中国青年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徐祝庆在50年报史长廊的前言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五十年来，我们向读者捧出了一万零二百期报纸，六万多块版面，时代的印记清晰可见，幼稚之处一目了然，但敏锐、活泼、严肃、求实，激情可鉴。这是对中青报创新活力和探索精神的最中肯的评论。
至于崇尚民主、尊重个性的团队精神，这一点我想凡是在中青报工作过的同事都感同身受。在有深厚民主传统的中青报，再弱小的一方，哪怕你就是刚来报社一个月的实习生，也有争辩的权利。在争辩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个人的局限，使报道的张力达到极限。
这本书所收集的报道，大多是2009年特别报道版刊发的调查性报道。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就是在这种中青文化氛围中诞生，走出海运仓2号的。
娇弱的花朵还未绽放，就遭受无情摧残。摧残她们的竟然是官员、教师……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年幼女生案的真相是怎样揭开的？
如今，“罗彩霞”成了“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代名词。作为率先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又有哪些你所不知道的幕后？
他离任后，并没有选择静静地离开，而是利用手中已不存在的权力，签署了大批调令，将数百名农村教师调入城市。记者说，黑幕刚刚揭开。自称“从没收过任何钱物”的教育局局长最终被检察机关查出400多万元被转移……
新闻的前台，为官者敬畏，无力者希望；新闻的后台，新闻人镜鉴……
本书是“特别报道”精选，是一部浮世万象的纵深映射，是一卷时代变迁的历史底稿，是一种新闻传媒的职业镜鉴。
这是本新闻报道作品集，大多是2009年特别报道版刊发的调查性报道。如，“三鹿事件”真相大曝光，考研答案是怎样传进考场的，两笔地震捐款去向调查，谁该为错案负责，遗书透露不满学校不正之风等均在其列。
著名文化传播学者张鸣、展江、鄢烈山、梁文道、连岳、十年砍柴联袂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