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由郭志坤等著的《提问韩非子》是提问诸子丛书之一。本书分六章，内容分别为孤愤著书，高扬君权，以法为本，处势操术，熔铸百家，战国新圣。

《提问韩非子》由郭志坤、陈雪良编著。

《提问韩非子》讲述了：韩非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位思想大家。他不只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儒、法、道、墨诸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采诸子百家学说之精华，构建起了“法、术、势”—体的中央集权、君主独裁政治体制的框架，为秦帝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高扬君权，是飘扬在韩非子政治理论阵地上空的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他创造了政治学上的“中央”这个新慨念，用以与“四方”相对。

韩非自谓“新圣”，他的同学李斯称其言为“圣人之言”，后世学者也称颂“韩非圣于战国”。可是，就是这样—个超凡脱俗的圣者，最后被幽杀于云阳狱中，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大悲剧。

第一章 孤愤著书

第二章 高扬君权

第三章 以法为本

第四章 处势操术

第五章 熔铸百家

第六章 战国新圣

后记

一问

凡为人立传，或想知人论世，总得弄清楚“某某，某年某月生，某年某月死”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吧！先生，在讨论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之前，您能告诉我们您较为确切的生卒年月吗？记述您的生平事迹的资料并不是很多，您能告诉我们，哪些是最靠得住的吗？

韩答=对不起，实在不能。你们说的先秦诸子，其中除了一两人有明确的生卒年月记载外，诸子中大多数的生卒年月只能是个约数，甚至时过两千多年，后人还在那里为有些人的生卒年月喋喋不休地争讼不已呢！在我看来，对生卒年月，还是模糊一些的好，只要大致上有个年代的概念，道出其生命存在的背景就可以了。

关于我生平的材料，人们依据的基本上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提供的一些素材。司马迁写《史记》时距我生存的年代只有一百多年，司马迁手中可能有一些现成的文字资料，就算凭的是传闻，也是比较可靠的。《史记》中说，韩王安五年(秦王政十三年，即公元前234年)，秦兵大军压境，我受韩王安重托，出使秦国，谋求和解。这是我人生行事中的一个最确定无疑的年份。但是，单有这个年份还是定不了我的生卒年岁。大凡史学家就把我年龄的考证与李斯捆绑在一起，因为《史记》上说我与李斯曾同学于荀子门下，同学而同岁，那是比较靠谱的事。李斯的入秦，在《史记·李斯列传》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据此，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李斯韩非考》中得出结论：“韩非与李斯同学于荀卿，其使秦在韩王安五年，翌年见杀，时斯在秦已十五年。若韩李年略相当，则(韩)非寿当在四十岁五十岁之间。”这一寿数往上推，就是我的生年了。钱穆先生把我的生年定在公元前280年，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

二问

说钱穆的考证或者说是推论得到大多数学人的认可，那是可以的，但在我们看来还说不上是“一致认可”。有位名叫陈千钧的学者就并不认可钱氏的说法。他直接采集您自己提供的资料，说您应该生于公元前295年，即比钱氏的说法推前了十五年。对此，您有何看法？

韩答：的确，陈干钧先生的考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也去找来看了，文稿刊在1935年7月出版的《学术世界》1卷2期上。其根据是《韩非子·问田》中有堂谿公与相关人员的一段对话，对此韩非作了实录。韩非既能听到堂谿公与别人之间的对话，又能作出实录，那么韩非与堂谿公当然是并世无疑了。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又有堂豁公与韩昭侯的答问。既能答问，二人也是并世无疑的了。韩昭侯于公元前362年到前333年在位，假设公元前333年时堂谿公还是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则与我交谈时已是九十余岁高龄了。当时如果我是二十余岁的话，那我的年岁当较长于李斯了，按陈千钧的推断，我当生于公元前295年，到被人暗害而死的时候，应有60多岁。

我看陈千钧先生的立论和推断都还是不错的，可与钱氏的说法并存。录以备考，最后可以让历史来做出更确切的结论。

三问

讨论了您的出生年代后，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您出身的家庭。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老子韩非列传》)我们都知道，国君之子谓“公子”。公子就是公子，太史公为何要说是“诸公子”呢？

韩答：所谓“诸公子”之“诸”，照字面讲就是“众”，也就是众多韩姓同宗公子中的一个。但实际上，一般被称为“诸公子”的，都是地位相当低贱的公子。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说我是“韩之庶公子”，把《史记》上的“诸”衍成了“庶”，实在是颇具深意的。中国历代的帝王国君，都明目张胆地实行多妻制，除原配夫人外，还有众多的后宫妃子。这样，帝王国君的子女，就以数十、数百计，其“诸公子”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则是“庶公子”。庶公子的地位是不能与正室生养的嫡公子相比的。

四问

不过，情况似乎还是很复杂的，说身为“庶公子”一定地位卑微，也未必。庶公子相对正宫所生的公子包括太子来说是弱势，那是不待言的。但比起非王室公子来，尤其比起普通百姓来，那就相当强势了。他们要在国君那里谋点什么私利，不是很容易的事吗？这方面您总是有所感受的咿？

韩答：我太有感受了。那些祸国殃民的坏事，十件倒有七八件是那些公子哥儿们干的。我写的《八奸》一篇，揭露的八类奸行，当头第一种就是“同床”。“何谓同床？日：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那些受到国君宠幸的夫人，趁国君在后宫享乐，酒醉饭饱之余，求得她们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为自己喜爱的“孺子”谋取特权。我所列的“八奸”中，其他七奸都或多或少地与“同床”有关。庶公子们迷恋于“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把韩国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要这些人干点有益于民众的好事他们干不了，可干“奸事”他们太在行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历来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说法，那些国君也是难过“美人关”的啊！我的《八奸》篇，其实说的就是韩国的实际情况。我生在韩国宫廷之中，对宫廷中事看得最多，了解得最深。庶公子们的腐败，是韩国整个王室，乃至整个国家腐败的一个缩影。P2-5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ì)》)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黄坤明

2010年春于杭州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编纂了这套定名为“提问诸子”的丛书。我们的人手不多，写作这样大部头的书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好在大家都有决心．齐心协力地干，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样稿后赞道，这是对国学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这当然是同道的过誉和奖掖，对我们来说实不敢当。国学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除我们涉及的子学外，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方面的传统文化。若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若以思想分，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体系。我们触及的只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所言‘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倒确是我们的初衷之所在。这个“子”那个“子”，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们涂抹得面目走样了，为文化自觉和自信计，非得还其原本的真相不可。在“精当”两字上，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的。至于浅化，那更是当务之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是国策。既然这是关乎“全民”、“国家”的事，岂有不浅化之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除了笔者的努力外，丛书主编黄坤明先生在选题和框架构想的设定上功不可没。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诸子故居所在地纪念馆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纳了张晓敏、江曾培、李国章、陈广蛟、秦志华等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有关编辑胡国友、刘寅春、李梅、李琳、贺寅、周俊、金燕峰、孙露露、王华、王凤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饰和校正，在图文合成中，得到了梁业礼、王轶颀、本本、曾初晓、卢鹏辉、卢斌等的帮助，倪培民教授为丛书简介作了英文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必有偏差、失当和粗疏之处，在此诚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时修正。书中的图片有的是请友人实地拍摄的，有的是购买或有关方面赠送的，在此表示谢意外，谅不一一注明了。还有极个别图片已多处使用，且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有的图片虽经寻访，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日后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进展，定当按相关规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