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 公民心事》所收，是一些与前面十五卷颇为不同的文字。

收入本卷的两本随笔集《书生傻气》和《公民心事》，只能算是“游击队”。民生、教育、媒体，时政、道德、法治，人物、事件、观点，大体上是碰到什么就说什么，逮住谁就是谁，打一枪就换个地方。写作，也没有章法。短则数百，长则万言，或见报端，或贴博客，并不要成什么体统。这样一种地地道道的“流寇作风”，当然很容易会招致这样那样的批评，比如“不务正业”或“多管闲事”。

自央视“百家讲坛”热播以来，易中天便一跃成为电视传媒观众眼中的“明星学者”，其畅销作品如《品三国》系列，“品读中国”书系、《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及续篇《中国智慧》、《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等，深受全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易中天文集》除了全部收入上述经典作品之外，还将易中天在学术耕耘领域重要的代表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和《破门而入》一举囊括。此外，以《高高的树上》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以《书生傻气》、《公民心事》为代表的现实关注，全方位地展现了易中天为人为文的神采全貌。本书是《易中天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 公民心事》。

收入第十六卷《书生傻气 公民心事》的是两本随笔集《书生傻气》和《公民心事》。

游击队员之歌

书生傻气

 盘点李泽厚

一 缘起

二 机遇

三 魅力

四 意义

五 历程

六 末路

编后记

 走近顾准

一 奇才与厄运

二 才气与傲气

三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四 也有幸免于难的

五 顾准不是钱锺书

六 绝望之望

七 两难选择

八 无情未必真豪杰

九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劝君免谈陈寅恪

一 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二 事出有因

三 孤傲怪僻之谜

四 人品与气节

五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六 劝君免谈陈寅恪

七 最是文入不自由

八 豁出去，就能了

 李辉先生，请勿“飙车”

一 李辉先生是不是“道德飙车”?

二 文怀沙先生该不该“被撞”?

三 谁有资格充当“文化判官”，清理“文化门户”?

 附：李辉质疑文怀沙的方法评析

自命“文化判官”清理“文入门户”

抽离历史环境追查历史道德

使用单边信息追查他人隐私

使命过重道德过剩推论过急谴责过度

 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余秋雨公民可以不捐

第二，余秋雨公民不能诈捐

第三，公众可以质疑余秋雨

第四，余秋雨公民必须回应

 向李辉先生讨教“交规”

——论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

一 程序最为重要

二 原则必须坚守

三 底线不能突破

 我就是“别有用心”

一 为什么质疑余秋雨

二 为什么批评李辉

三 是不是“双重标准”

 莫把开车当飙车

一 何谓“道德飙车”

二 谁在“道德飙车”

三 谁是“交警”，谁定“交规”

四 我的愿望

 李辉、余秋雨与批评的自由

一批评不能问动机

二批评不能问资格

三批评不能问对象

 附：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

一 大众很期待，作家很剽悍，余秋雨离大众究竟有多远

二 “小偷”和“大爱”，哪个是真实的余秋雨

三 “捐款门”与文化批评的缺席

四 “捐款门”爆三大“文化”路障

 质疑“送去主义”

 我看南京虐狗事件

一 被烧死的是狗还是“人”

二 老鼠就可以活活烧死吗

三 我们为什么不能虐待动物

四 反对虐待动物究竟为了提倡什么

 附：为烧狗者一辩

 香港答问

一 阅读香港

二 君子与小人

三 诸葛亮北伐

 我看《百家讲坛》

一 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

二 为什么必须观众喜欢

三 《百家讲坛》是不是“魔鬼的床”

四 学术为什么要向大众传播

五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六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

 该认错时就认错

——《咬文嚼字》2008年合订本序

 道德沙尘暴与国民性问题

——答《精品阅读》编辑部

 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当世界遭遇中国

——答《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

挖不出科学、民主、法治

挖得出自由、平等、宽容

拿得出手的观念

一个忠告：淡化官方色彩

一个判断：中国已经让人大吃一惊

家国情怀不能完全否定

后记

公民心事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顶多也就是“反思”一下而已。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因一场美学的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算起来不过现在一个博士生的年龄。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的美学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八十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子要有计划了，提职位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掏钞票了。好容易熬出头来，弄不好又要下岗了。真是步步紧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很幸运。我们接受中等教育是在1966年前。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学生的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在恢复高考后，能够以“同等学力”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后来，在运动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茁壮成长。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在我们走进校园不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几乎天然地与之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位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我认为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也许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叙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上一辈，要超过上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因为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那个荒唐年代(1966年至1976年)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尽管顾准比他尖锐也比他深刻，钱锺书比他博学也比他精专。但钱锺书的著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顾准的著作在当时还无法面世。而且，没有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铺垫，顾准也未必能产生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P5-8

本卷所收，是一些与前面十五卷颇为不同的文字。

区别也是显然的。文集第一卷，是文学作品。第二卷到第十五卷，虽然内容庞杂，门类众多，但无论美国宪法、中国智慧，或者城市文化、历史人物，总体上都没有脱离思想、文化、学术的范围，只不过有的是“正规军”(比如《艺术人类学》)，有的是“杂牌军”(比如《闲话中国人》)。

收入本卷的两本随笔集《书生傻气》和《公民心事》，却只能算是“游击队”。民生、教育、媒体，时政、道德、法治，人物、事件、观点，大体上是碰到什么就说什么，逮住谁就是谁，打一枪就换个地方。写作，也没有章法。短则数百，长则万言，或见报端，或贴博客，并不要成什么体统。这样一种地地道道的“流寇作风”，当然很容易会招致这样那样的批评，比如“不务正业”或“多管闲事”。

这真是太好玩了。我批评某一社会现象，或某一个人，就是“多管闲事”；你说我不该批评，难道就不是管了别人的闲事，就是“务了正业”？

可惜，好像没人觉得这有什么荒唐。

看来真如韩寒所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还有一种叫“中国逻辑”。

中国逻辑比比皆是。比方说，你批评了某个人，或者某件事，马上就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批评他？有过节吧？有恩怨吧？有利益冲突吧？如果都没有，哼，那你一定是想炒作自己，借机出名，或者保持名人热度。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闲事管不得，这是原因之一。

那么，什么是“闲事”？按照“中国逻辑”，但凡跟自己不相干的，都是。比如暴力拆迁，只要拆的不是你的房子，也不是你亲戚朋友的，那就是“闲事”。好嘛，今天他们强拆张三的，你不管；明天强拆李四的，你也不管；等到后天来拆你的，自然也不会有人管。这个时候，那些反对我们“多管闲事”的，恐怕又要嚷嚷了：怎么没人管呀？代表社会良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请大家想想，我们知识界，是不是还得有人，管一点学问以外的“闲事”？

幸亏，我们民族还有另一个传统，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然，我没有先贤们那么崇高，甚至也不认为天下的兴亡，我们这些“匹夫”有什么“责”。就算这天下当真是“匹夫”们的，由于已经授权政府，我们也可以不必负责，反倒可以向政府“问责”。

不过，天下兴亡，匹夫们虽然“无责”，却不妨“有心”。所谓“有心”，其实也就是关心一下，过问一下，发点议论，提点意见，如此而已。这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对各种社会问题畅所欲言地各抒己见时，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公民社会，才真正建立起来。

这样看，我做得其实还很不够。因为我并非所谓“公告知识分子”，更非所谓“意见领袖”。我甚至不相信有谁，可以“一言兴邦”。当然，我也不代表社会的良心和良知。我就是个“出来打酱油的”，路见不平插句嘴，总可以吧？

但是，我很敬重那些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怀、有操守的媒体、媒体人、学者和批评家，还有那些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出正义之声的网民。我敬重他们的为民请命和仗义执言，也敬重他们的闻风而动和坚持不懈。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不需要“立仗马”，我们需要“游击队”。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0年12月17日

书生傻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初版)

十六卷本的文集终于编完，很累。

再累也得有个交代。从第一卷到第十六卷，文集所收之文字，最早写于1980年，最晚2010年，跨度整整三十年。但这并非三十年著作之全部。与人合作的，如《艺术教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人的确证：人类学艺术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艺术的特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汉代风云人物》(东方出版社2006年)、《从星空到心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都没有收进来。另外，《新译〈国语〉读本》(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大话方言》(原名《西北风，东南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香港三联2004年)和《成都方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也不收入。算了吧！十六卷，四百多万字，评个“劳摸”，也够条件了。

其实，不收入文集的，还有1980年以前的作品。至于大量没有发表、出版的成品或半成品，此刻都装在纸箱子里，单等“老鼠的牙齿去批判”。

实际上，我也曾想过，是不是不要出文集，只出一套四卷本或者六卷本的“精选集”？但后来发现很难。一方面，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家养的孩子，总归自家看着俊。另方面，硬要说某些著作就是“精品”，也未免“王婆卖瓜”。总之，书多好的少，挑也挑不了，不如统统当作大白菜，论堆卖。

然而，挑不出精品，却挑得出毛病。这些毛病，有的可算“软肋”，有的就是“硬伤”。软肋可以不问，硬伤却不能不管。2010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李蓬勃先生的文章，指出了《汉代风云人物》一书的“十大硬伤”。虽然李先生很客气地称之为“瑜中微瑕”，但我自己清楚，那些恐怕都不是什么“微瑕”，而是“肿瘤”。何况，这样的“肿瘤”，《汉代风云人物》当中有，其他书里面，也未必没有。

于是，我委托《光明日报》策划部主任单三娅，辗转联系到李蓬勃先生，向他表示衷心感谢，并将部分著作寄去，请他继续挑错。其实应该感谢的，还有许多人。比如《品三国》的责任校对唐让之先生，《咬文嚼字》编辑部的金文明先生，都帮我纠正了不少错误。也有一些读者，或来信，或发帖，热心地指出各处疏漏。能够回复的，我都以各种方式表示了谢意和歉意。未能回复的，谨在此一并致谢和致歉！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某些错误，在再版重印时已经改了过来。未能纠正的，本次收入文集则一律不作修改，而采取加注的方式来改正。这样做，一是为了向历史负责，二是为了给自己敲警钟。第三，也算是充当一回“反面教员”。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两则笑话。一则是外国的，有点“黄”。这笑话说，有一天，某神父开车带一妙龄女郎出行。途中，神父忍不住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女郎的大腿上。女郎笑问：神父，《圣经》第某章某节怎么说来着？神父满脸通红，慌忙把手收回。回家后，神父急查《圣经》，才发现那句话竟是：如果你能再深入一点，就能得到更多的快乐。于是，该神父痛心疾首地说：这都是专业水平不高给害的呀！

另一则笑话是中国的，叫《翁仲》。所谓“翁仲”，原本是匈奴的祭天神像，大约在秦汉时引入中国。初为铜制，号曰“金人”。后来，则专指陵墓前面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石像，也包括动物和瑞兽造型的石像。有一次，乾隆皇帝路过一座古墓，看见这些石像，便问随扈的翰林学士“是什么”，其中一位答曰“仲翁”。这就搞颠倒了。于是，乾隆将他发配到山东去当通判，并赋打油诗一首曰：翁仲缘何曰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功；而今不得入林翰，罚汝山东作判通。这诗故意把最后两个字都颠倒过来，一时传为笑谈。

这样的笑话我也有。比如孔融的朋友“脂习”，就被我误为“习脂”，跟前面所说那位翰林的错误，如出一辙。幸亏后来被金文明先生看出，这才得以改正。又比如“累累如丧家之犬”，居然被我写成“落落如丧家之犬”，错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但错了就是错了。白纸黑字，不容抵赖。被人嘲讽，也是活该。

其实不要说是著作，就连我的人生，又何尝没有“错别字”?这样算下来，不错的，大约就只有那点理想和追求了。

遂赋七律一首，以为自嘲——

雕龙其实是雕虫，四十年来犹未工。

东扯西拉猫狗斗，南腔北调马牛风。

子孙有量装孙子，翁仲无端作仲翁。

百孔千疮君莫笑，有时魂梦与人同。

谨以此文集，告慰母亲大人的在天之灵!

易中天

2010年12月23日初稿

2011年4月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