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有一万中央军、十万地方军、百万推广大军的中国农业科技力量到底能发挥多大威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的科技“大腕”们忙着开会，二等专家忙着谋关系上位，作为真正科研主力的三等专家却又缺经费、缺话语权。这种情况下，中国科技制度是否改革？如何改革？董峻编著的《大地之犁：中国农业科技困局实录》带您一起思考。

《大地之犁：中国农业科技困局实录》通过作者董峻多年采访收集的事实作为例证，反思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科技体系改革的得与失，披露了历年来多份“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要求的背后隐情，以记者的尖锐视角探讨了一系列科研领域的重要话题。

《大地之犁：中国农业科技困局实录》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一章 侯水生告状

第二章 赚钱还是不赚钱？

第三章 中国人的饭碗问题

第四章 小作物走出生存困境

第五章 柑橘花香

第六章 课题“七宗罪”

第七章 写在大地上的论文

第八章 走出象牙之塔

第九章 科学家们，联合起来！

第十章 玉米博客

第十一章 动体制？不动体制？

第十二章 “国家队”形成

第十三章 清新的务实之风

后记：人人心中有盏灯

参考资料

“北京的一些大单位，有的专家几乎就是‘科技老板’。”

说这句话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董树亭。在他看来，大的项目总是由这些“科技老板”来主持，科研经费大都流向这些“大腕”。但当老板的自己却不用干活一他甚至都没有试验田，而是组织同行来做研究。

随着国家把“三农”工作定位成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及国家财力的增加，科研人员多年来经费短缺的切肤之痛大大减轻。尤其在一些国家级的农业研究院所和农业大学，各种仪器设备应有尽有，硬件水平并不亚于国外农业科研的先进国家。一些在政府部门有影响力的大牌专家，甚至能得到花不完的钱。

“给你10万块钱，你就给我干我要求的事。这种‘科技老板’比煤老板还要富。”董树亭说，“这是科技领域这么些年存在的老问题。大家都喊经费少，其实最主要的不是钱的问题。”

他曾经参与评估一个超大规模的重大专项研究。几个老头老太太一边评项目一边心疼：国家拿这么多钱，这不是浪费吗？这得多少农民干一辈子？到底能搞出什么东西来？……

“客观地说，确实是能力强的人拿的项目多，能力差的拿的项目少。但往往是这个人有了名气，有时候项目就自动找来了，钱也特别多。”董树亭说，“有的人掌握的钱花不了'按规定花不了就要收回去，所以他们愁这钱怎么花。”

董树亭“科技老板”的说法，还算是委婉的。有科研人员用了另一个更“刻薄”的词：“项目贩子”，意思和“科技老板”差不多。“项目贩子”的特点是“转包”、‘分包”，许多所谓的联合申报、协作研究项目就是如此。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佟屏亚研究员，在一次参与评审某单位两项国家重点课题时发现，每个课题都拼凑了同样的8位专家，只不过甲报告以赵姓专家主持，王姓专家殿后；乙报告是以王姓专家主持，赵姓专家殿后。

“这样凭借‘专家’、‘权威’群体优势可以较容易地拿到许多课题，实际上大多是挂个虚名，甚至当个‘二道贩子’转手又承包给了其他单位。”佟屏亚说。

国家对农业的管理是多部门、多渠道的分段管理，各个部门对农业科研都多多少少有投入，导致农业科研经常在一些领域出现重复投资。特别是面临一些热点问题时，项目就更显得集中了。一家省级农科院仅是以玉米、大豆、水稻三个作物研究为核心的各类研发中心、实验室等就有33个，分别来自于国家和省级不同部门。

由于立项一般都要求科研人员有前期的研究基础，这些钱有许多就集中在某一个或几个人手里。有的专家一个人一年的科研经费，甚至相当于西部一个县的全年财政收入。

在科技界(而非仅仅是农业科技界)流传这样的说法：评价一个科研人员的成绩大小，不是看他研究成果的大小，而是看他手头的项目经费多少。

山东省农业厅科技处调研员(公务员的一种非领导职务，级别相当于处长)于永德，长期以来的工作就是管项目，对此也痛感问题很多：

“说白了，项目给谁都没有原则性的差别。项目指南定的框框都很宽泛，符合要求的肯定有很多，所以管理者手里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实际上，项目管理是什么？某种意义上就是分钱。各个部门都有，各个层次都有，‘天女散花’一样。”

他接着说：“所以，专家写材料的时候能那么深人吗？今天这个材料交给你，明天再拿同样的材料争取别的项目。头脑机灵的要项目容易，有关系的要项目也容易。如果这个专家虽然很能干，却不会写、不会说、不会跑，那就完了。”  “项目管理异化成了摆弄人，有时候让人很无奈。这种管理方式培养了一批科技界能说会道的人，材料很花哨，但实际工作什么都没有。我跟你喝一晚上酒，20万、30万的经费就来了，但我若整天泡到试验田里，能得到什么？”

他还说道：“要是真有大本事，在试验田里连续干上几十年，培养出几个好品种，一定会被社会认可。但真正有那种毅力、能耐得住寂寞而且能出东西的专家实和太少了，而那种真正不想干事儿的人其实也不多，大多数还是跟政府，跟风向，先把日子混下去。”

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部主任邹承鲁2006年在《科学时报》撰文指出：“现行的科技体制在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经费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错位。”

“在同行评议中从同行的‘选择’开始，一些懂行而不听话的专家常常被推到不参与评审，并且没有发言权的位置。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引入个人因素，科技界的专业标准就会被人际政治所替代。”邹承鲁的文章指出。

中国科技界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甚至引起了国外专业媒体的关注。

2006年，颇受中国科技人员青睐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丑闻动摇中国科学(Scandals Shake Chinese Science)》的评论。文中指出：“科学在中国太容易受到权力交易的影响。经费申请是否能成功，更多地取决于研究者与有经费批准权的管理人员和政客培养的关系，而不是其课题的质量。”

这篇文章还披露：“教授们的收入往往与他们能够获得多少项目资金挂钩，从几家大学的资助经费管理文件看，有些大学教授从资金中的提成高达40％。”

这真令人汗颜。

为了改变少数专家占有大量科研资源的局面，“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增设了“中央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也就是给每个中央级公益性研究所一笔研究经费，由各研究所自主安排项目，多则上千万，少则几百万。

这个研究经费的支持方向只针对40岁以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以及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排名第四以后的科研人员。个人刨造力的黄金时期是三四十岁，但以现在的论资派辈，这些人基本不能作为第一主持人主持项目。说白了，这笔钱就是扶持各中央院所有苗头性的研究领域、又不能在国家科技计划中立项的研究。

应当说，这是对常年很少得到“阳光雨露”的科研人员一件非常大的好事。可没想到的是，不少研究所—对照这两个硬性条件，发现能承担项目的人太少，钱还花不出去。为什么？

原来，长期以来科研机构只注重本单位有竞争力拿到项目的个别领域和个别人，研究机构的科技资源、人才队伍配备都是按这个设置的，而其他的基本不作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项目支撑的科技人员很难生存。

等到研究机构得到这笔能够自主安排项目的钱时，他们发现：一是没有新的研究内容，因为已经不知道生产上需要研究什么内容了，所以这笔钱设置的内容只能是变换了名称的重复研究；二是没有40岁以下的人，因为科研单位进新人，只能是有项目的人才进，所以基本上40岁以下的人很少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钱花不出去。

以中国农科院的作物科学研究所为例。这个所拿到的中央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在农业部所属的29个研究所中最多，大约1300多万元。在操作过程中，负责人发现这钱花不了，因为40岁以下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没几个，并希望项目主管部门能放宽年龄条件，但被顶了回去。

不能不说，项目管理办法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研究机构学科、梯队设置。  作物所的人员基本上是以小麦、玉米育种为主，以及一些种质资源研究，因为就这些学科拿的项目多，因此所里进人也以这方面为主。但一些公益性的、生产上最需要指导的研究，比如作物栽培、种植制度等却日益萎缩，人员非常老化，很难替农业部起到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作用。

研究机构总是喊科研经费不足，当投入增加后却又花不出去。这个问题揭示出我们多年沿用的研究套路到了非要调整不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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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被淹了。”

这句颇有诗意的话，出自一个上了年纪的农妇之口。当时，她正站在村头，望着滚滚洪水从决口大堤涌出，吞没了眼前那片豆田。还有半个多月，豆子就要熟了。

2003年7月，淮河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全流域大洪水，我被派去现场采访。在安徽淮北的唐垛湖行洪区，我清楚地看到，当解放军战士启爆炸药炸毁大坝以减轻干堤压力那一刻，农妇眼里有一丝亮光黯淡下去。

行洪区、分洪区、泄洪区，都是淮河两岸常见的用来防洪的区域。洪水一来，该分就分、该泄就泄，按说是一件普通的事。可是，这些地方人们不仅年年种地，甚至许多村落都聚集于此。没办法，人多地少，人们没有太多选择。洪水泛滥之地，本来确实是沃野千里的好地方。如果什么时候都风调雨顺的话，“稻花香里说丰年”应当是常景。

被淹掉的豆田是农妇家唯一的秋收作物。政府会给村民救急的粮食，甚至还有零花钱，但洪水淹掉的辛苦付出，却是用钱买不来的。几个月的希望在一瞬间破灭，那种无力感实在是不可名状。

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是2011年的立春时节。从冬到春，中国北方刚刚经历了一场号称“百年不遇”的大旱。北京一冬无雪，医院里挤满了患呼吸道疾病的人们。山东一冬无雪，寒风不时肆虐龟裂的田地，那是来年夏天农民的希望。河南、河北，还是一冬无雪……

雪呢？倒是跑到南方下去了。湖南、江西甚至福建等地的孩子们，欣喜地在雪地里欢呼嬉戏，而贵州、广西等地方，原本该青油油的田地，也蒙上了一坡雪，萝卜白菜被冻得梆梆硬。同时，在北美、欧洲，也都是一场接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侵袭……

气候灾害并不是新鲜事。2010年春天里的北方，多年罕见的“倒春寒”也展示了大自然的力量。冬天迟迟不肯离开，一场接一场的北风呼啸而来，连最大胆的姑娘们也不敢轻易换上轻薄的春装。按正常年景，华北和黄淮平原上的小麦正在和煦的阳光里疯狂生长，争相把一冬积蓄的力量释放出来。农民们有时甚至担心麦子长得过旺，不得不拉着大石碾子在田地里来回碾压，好让那些精力旺盛的庄稼们有所收敛。

但在2011年，老天爷的表现似乎给了“气候变暖”这种流行说法一记响亮的耳光。由于入冬早、开春又迟，算下来麦子整整短了一个月的生长期。可是5月底、6月初，又是固定的夏粮收获季节，推迟不得。晚了会影响下一季农作物的播种。吃饭的嘴多，土地是没有休假期的。

农业部门的官员们似乎比农民还着急。一拨又_拨的工作组派出去，一队又一队的技术员跑到村里动员大家抓紧时间浇水施肥，一批又一批的专项拨款发到各地扶持生产。万物生长靠太阳，既然那个该死的太阳有气无力，那就只好靠化肥来促旺转壮了。

化肥也来自太阳。人们把积聚了几百万、上千万年的太阳的能量从地底采出来、加工了，再洒在地上，希望收获不要落空。

但化肥能代替太阳吗？我很怀疑。

……

——截选自序言

人人心中有盏灯

最初，因为工作关系，我陆陆续续接触过一些农业领域的科学家。也许是从小就形成对这个群体的那种神圣感吧，总觉得他们都是仙风道骨、不闻窗外俗事的圣人。

当然，他们不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对科学家们没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话，在耐心看完这本小书后，也许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

论文抄袭、数据造假、口诛笔伐……这些有关科学家的负面新闻不时见诸报端。科学家群体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日益下降，“专家”被戏称为“砖家”。

体制问题。这本书你看到这里后，也许得出了这个结论。

不，不对。这是一个糟糕的结论，我无法反驳，但也不认可。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到体制上。

制度设计很重要，好的制度、体制、体系(说真的，如果不是搞文字和搞政治的，有谁弄得明白这些词儿的区别呢？)能够带来生产力的解放、社会的安定和人们的心情舒畅，但我——直认为，不存在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体系。 规章制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就好比大家要建设和谐社会，仅靠制定一系列的规矩是不行的。而且越是复杂的体系，越可能会出现种种漏洞、顾此失彼。

失去方向，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体制的欠缺。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2010年1月9日，国际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科技界的文章：《学术造假：中国需要采取行动》。

巧的是，3天后的英国《自然》杂志也在其在线版头条刊登了《中国科研，发表还是出局》一文，指出中国立志到2020年成为科技大国，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成为科学诚信方面的典范。

老外给中国科研领域的病症开的药方，竟然不是他们习惯性地从体制上找原因，而是“诚信”二字。

是啊，在一个人们普遍缺乏道德约束和社会责任的大环境下，科学家如何能独善其身？每个人都几乎不可能脱离社会，凭什么一定要认为，“拿手术刀的”和“造导弹的”就一定比“拿剃头刀的”和“卖茶叶蛋的”更理想主义、更济世为民、更纯洁高尚？

但这个群体，的确是我们，你、我、他，整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在农业科研这个领域，即使不去跟发达国家比这比那、争论水平高低距离远近，但是我们永远有需要科学家们解决的问题。

吃，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并不说明吃饭问题不重要了。过去要考虑吃得饱不饱，现在要考虑吃得好不好，以后更多地要考虑吃得健康不健康——如果社会平稳发展的话。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全球人口不断膨胀引发资源危机，“隐形杀手”——经济危机层出不穷，文明的贸易战和野蛮的武力相争……如果不幸如此，人们生活(或者，生存？)的主要目的也许将进人一个历史性的循环。

再极端点，不管是人类的无序发展导致温室效应、导致冰期重现、导致文明倒退到刚刚发端的年代，还是突然降临的外部打击——小行星撞击地球、外星军队从天而降、超新星爆炸射向地球的高能粒子……只要还有人类，这个强大又渺小的种群得以谋生和繁衍后代的基础都是得有饭吃。

科学和技术，就是人类最强力的吃饭工具。

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农业科学家们工作成绩的优劣，决定了我们肚子里的东西是多是少、是好是坏。上帝保佑，他们一定要好好表现，最好是都能一直全力以赴地扑在科研上。这是每个人的希望。

嗯，可能也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已经显示了许多优势，而且最可贵的是，这些优势是可以被复制的。

这也许意味着，在其他的行业科技领域同样可以搞“拿来主义”，借鉴和改进。但尽管我大张旗鼓地写了很多有关这个在体制里诞生的新生力量，可心里仍然犯嘀咕：这个体系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这也是许多科学家在思考的问题，包括体系内的、体系外的。

另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在还是一棵幼苗。坦率地讲，这棵幼苗的生长环境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比较恶劣。它能长成大树吗？没有人知道。但我肯定，许多人希望这样。

不可能有什么突然的、完全的改变。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科学家们分神、担心、顾虑、为难和郁闷。

在采访完书里涉及和没有涉及的几十位科学家一年多之后，这些情绪我甚至依然能感觉到——不管已经是本研究领域的领军“大腕”还是崭露头角的“新贵”，又或是默默无闻埋头钻研的中坚力量——许多窘境是共同的。

为了慎重起见，初稿写成后，我把涉及每位采访对象的部分都呈送给对方，请求提出修改意见。专家们的反馈给了我很大帮助和鼓励，他们治学严谨的态度在此显露无遗。

许多专家不仅细致地为我一一指出专业方面的错误表达，还引经据典、翻阅资料以求证。还有些专家干脆另起炉灶，重新写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也有一些专家有现实的担心，这我非常理解。有一位专家说，他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还是管理者，其观点和事例的清晰描述，会影响到研究所的发展——管钱、管项目的部门怎么看？还想不想玩儿了？

我对他们进行了有限度的妥协，有些是模糊了具体的人名、单位，有些则整段删除掉了。我知道，这会牺牲读者对本书的可信度和可读性，但没有办法，我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他们曾经对我敞开心扉，让我了解了他们的生存状况，无论如何也要感谢他们。

另外，书中出现的个别人物，因为仍身处官场，我也忍着降低真实性之痛隐去了他们的名字。能接受采访并坦承相待，已经让我心存感激了，无法再提过多要求。

在我的采访对象里，有一位专家的身份比较特殊。

卢江，广西人，美国佛罗里达农工大学的终身教授，也是美国农业部葡萄种质资源委员会委员，并曾任北美葡萄育种协会主席。20多年在英美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应当说，他的感触和体会具有—定的代表性。

“在西方，比方说他做教授、搞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喜欢这个他才做。他不喜欢当教授，就到公司里任职，这也是他喜欢才做。而应该做的东西，他就会努力做好，会很用心地去做。”卢江说。

“农民叫他下去，他会觉得这是自己该做的事情吗？”我问。

“他—定会去做，非常努力、非常用心去做，”卢江举了个例子，“一个搞葡萄栽培研究的教授，他很清楚整个州里有多少个农场、多少个酒场。葡萄种植者一叫他，他就会下去。如果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会问同事能不能解决，再不能解决就到联邦政府找同行。我感觉，大家是在一种融洽的气氛里做事。”

“有些国内的同行问我，你们下去跟农民打交道，有没有报酬？没有报酬，有报酬也不合法。当一个人不是为了生活做一件事情，跟为了生活去做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基本的生活需求满足了'这个时候追求的东西就是为社会服务。”

“人生价值的体现？”我嘴里突然冒出这个极少使用的词儿。

“在大学当教授肯定不是为了赚钱，所以_定是种成就感。给社会创造了财富——可以写文章、发表论文、有创意的专利等，他追求的东西是这些。”他说。

‘做好一件事很难。一生能把一两件事做好，就很好了。从全国来看，那么多科学家，大家把那么多事情做好，加起来就很厉害，”卢江说，“有的教授，一生做了彳艮多课题，得了彳艮多奖，也发表了很多论文，但是到头来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在国外，像您这样的科学家，研究的自由度是不是很高？”我问。

“不是。我的任务是明确的——比如我研究葡萄，那我就肯定得研究葡萄，不可能去做别的东西，”他说，“基本上，每个领域的研究设置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研究者的定位都比较明确。”

他又接着说：“但是，在葡萄这个研究领域里，我自由度就比较大了。育种，可以做分子技术的，也可以做常规技术。就是说，目标定了后，从哪条路走，我有足够的自由度，只要不离开研究目的去做事就行。”

的确，自由度太大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跟中国比，美国的“萝卜”和“坑”都比较少，但科学家会相对稳定地做下去。卢江所说的自由是学术研究方面的自由，始终不会偏离早已挖好的“坑”确定下来的方向。但在国内，今年申请到这个项目就做这爪’三年后又申请了其他项目就转行的情况，在采访过程中我听说了不少。

“一生，一个作物，一个方向这样做下去，才可能做好。而且有那么多科学家，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很好了’”他说，“也有从一个作物换到另一个作物，结果做得很好的例子。只是他学了那么多年、又做了那么多年，然后又去搞别的东西了，浪费了很多资源。也许是中国相对来说研究人员多，有足够多的人去转行吧。”

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科研界“坑”少“萝卜”多吗？我不清楚。又或许，是“坑”多“萝卜”更多？

在采访中，我几乎问过每位科学家一个同样的问题：“跟国外的同行相比，国内的科学家在治学和研究方面有何不同？”

答案当然不尽相同，但我听到的最多的词语是“认真”、“专注”、“敬业”、“务实”、“单纯”、“较劲”……遗憾的是，这些都是形容老外的。

“我们中国学者做一件事情，考虑的问题比较多，”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陈红印研究员这样评价说，“国外那些学者，虽然有时候给人感觉‘笨头笨脑’的，但专业水平很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也简单些。”

陈红印是设在中国农科院的中美生物防治合作研究室主任。这个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是国内最早的中美两国在农业科研领域的合作机构，双方定期互派研究人员、交换信息和研究成果。他经常跟老外们打交道，时间长了就很了解对方的治学特点，国外的科技体制也了解不少。

“其实许多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共性问题——大家都一样。比如说浮躁的问题。就算是在美国，你鼓捣鼓捣写两篇论文，然后瞎混日子的人也有很多，甚至有的方面比我们还严重，”陈红印说，“但美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科学家们可能会忽左忽右，但是离不开这条主线。”

什么主线？按陈红印的说法就是“工程式”的管理。

“比如国家想解决一个问题。那最后就要看你解决了没有，这是最主要的。很多人发表了很多论文，可是如果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最后的评价就不会高。”

他说：“我们国家的奖励方式是针对项目，美国是针对个人_张三、李四，奖励的是他的成就，是因为做出了突出成绩，所以要奖励他。”

“有什么区别？”我问。

“我们奖励项目是‘奖一个死一个’啊！”他说，“想想看，你奖了这个东西，后人就不会再花心思去做卜你都获一等奖了，我再去做还能获个超一等奖吗？所以很多人就另外找可能获奖的东西做去了，而不是把前人的研究继续深人下去，把很多的路都堵死了。”  “美国科学体系的思想基础有两点，一个是‘科学家是自然产生的’(scientist created by nature)，不是说你想让他成为科学家他就成了科学家。另一个是‘人和人是平等的’，就是说你的大脑和我的大脑是一样的。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两点来创造科技体制、培养科学家。”他分析道。

“自然产生科学家”的根本动力源于自身，而不是外界，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再说明白点，科学家不是拿钱堆出来的。事实上，许多科学家都告诉过我，现在的实验设备、研究环境跟过去比已经有了天大的转变，甚至一点都不比国外差，可是出的活儿却不能令人满意。

“我经常开玩笑，把不是科学家的人塞到银行里头，钱都归他，也成不了科学家，”陈红印说，“不是钱的问题。他必须有一种素质，包括对科学追求的兴趣、独立的思维方式、对未知东西寻求答案的渴望，等等。只追求论文数量、职称的人，成不了科学家。”

这个意思，用浙江省农科院院长陈剑平的话来说，就是“理想主义淡化了”，甚至“浪漫主义也淡化了”，更多的是“现实主义”。

“科技人员需要具备这种素质，应该跟普通人有所不同。有成就的人、能真正被称为‘家’的人，他的品质跟常人是不一样的——他有理想支配自己可以孜孜不倦地工作。”

陈剑平说：“还有，他的工作是创新，前面没有路，这跟红军长征很相似，有可能遇到大山，他会想，是爬过去还是打隧道？也可能遇到一条河，他又想，是渡轮过去还是架桥？他选择和应对的过程既快乐也辛苦，甚至绝望。在这样的时候，他需要浪漫主义，必须很浪漫地对待他的职业。”

把外行人看起来枯燥的科研工作当成浪漫的职业，需要怎样一种精神支持和鼓励自己啊？说实话，我无法体会，但很向往。那种想要做事情的动力，不是外部力量挤压出来的，而是受内生的强大力量推动的。

作为一院之长，陈剑平除了自己搞科研，还肩负管理职责。他从这—点谈了自己的看法：“有句简单的话——我们要调动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调动？好像主动权是在管理者手里，这不对。应该说—-发挥。调动跟发挥感觉是不一样的。”

刁现民回忆起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时的一年间，用了一个“静”字来形容。

“就是研究得比较静、比较安心。”他说，“美国人多数信仰宗教，就像中国的儒家思想一样——你应该遵守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大家很自觉，可能是宗教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尊崇咱们国家的儒教。这是最好的。”

“就拿他们的报销制度来说，比咱们的简单多了。老板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你自己写写花了多少钱，就能从会计那里把钱拿到手了。在中国，你说得多少种发票来控制你？控制住了吗？”

有一次，刁现民去参加美国举办的国际基因组学大会。由于主办方邀请他作大会发言，所以450美元的注册费给他减了100美元。

“就是一个很短的方块纸，用计算机打的——注册费多少钱和人名是谁——这张纸我自己都能打。人家连这个也认可，”他说，“人们把荣誉和信任看得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人品，比咱们看得重得多。你一旦造假，你骗国家的钱，或者骗什么的钱，那种荣誉的丢失你担不起。”

荣誉比黄金更重要。这种荣誉感，可能来自于宗教信仰，也可能来自于个人的道德操守，或是来自于一种，嗯，责任感？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大学教授向仲怀，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心很“静”、靠责任感在做研究的科学家。

他是国内最有名的蚕学家，曾经三辞校长职务，只为一门心思搞研究。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他用了大半时间给我讲蚕桑的历史和当今的产业现状。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丝绸之路再到高蛋白高不饱和脂肪酸的蚕蛹，以及技术如何为推进多元化的蚕桑产业服务，却绝口不提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成就。

其实，他领导的团队，绘制了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这是中国科学家继完成人类基因组1％测序]二作、水稻基因组“框架图”和“精细图”之后，向世界贡献的第三大基因组研究成果。

“这个产业有非常辉煌的历史，是值得我们中华民族自豪的。而且它不仅是个产业，还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历史、艺术里。”

搞了半个多世纪蚕学研究的向仲怀，跟门外汉说起这个领域的事还是津津乐道。

中国是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发祥地。中国的蚕茧和生丝产量占世界总量的70％，但对于家蚕的研究，中国一度被日本超越。向仲怀曾寻求和日本合作进行家蚕基因组计划，但人家回绝了0

2003年3月，日本人自己启动了这个家蚕研究的基础性研究工程。向仲怀急了，冒着巨大的风险，贷款2000多万元，把钱分给合作伙伴，组织大家合力攻关，终于抢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从此奠定了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真希望这样的科学家越来越多。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其实都还有一盏灯，或明或暗地指引着前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