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墙女作家顾保孜所著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首度集中描写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历程，书中收入的近二百幅照片，一批首次曝光面世，一批首次还原色彩！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从书中的文字到照片都会让你感到震撼。巨头交锋的惊险、国门洞开的艰难、权力角逐的波诡、伟人长逝的悲壮都于文中展露，神采奕奕的毛泽东、忧伤似海的毛泽东、坚毅刚强的毛泽东、病容憔悴的毛泽东都于图中再现。

读完这本书，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鲜活形象一定会留在你的眼前，留在你的心间。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由著名红墙女作家顾保孜集潜心写就。这部具有厚重历史感的纪实作品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真实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生动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在内政外交上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同时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此书以历史题材创作的严谨精神，基于已有史料和第一手材料，把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打开中美大门、与日本建交、中共十大再选“接班人”、四届人大筹备到召开、邓小平再次复出到再度“落马”、第一代领导人先后逝世以及粉碎“四人帮”等重大历史事件娓娓道来，一一刻画，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历史人物伟大而又平凡的感人事迹鲜活还原。书中载入近二百幅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它们全由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先生独家拍摄。这批照片许多是首次公开发表，许多是首次还原色彩。它们承载了多位政治人物的命运故事，反映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同时也记录了他们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心路历程。无疑，《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是一部图文并茂、资料翔备，内容真实，生动有趣，可读性与收藏性兼备的不可多得的纪实文献。

1970

第一章 双剑交锋

1971

第二章 亮出底牌

1972

第三章 国门洞开

1973

第四章 时不我待

1974

第五章 重振旗鼓

1975

第六章 艰难执政

1976

第七章 星落长河

后记

1970年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暖意融融。又是一个桃红柳绿，迷人而清新的季节。

不过那时候的北京城远没有今天繁华和喧闹，大马路上很少出现塞车与拥挤，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和低矮房屋在人们视线里已习以为常。虽然“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山河一片红”中降下许多，可马路边那些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幅宣传画依然给人炫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让这个古老都市充满了“文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扬的气息。

人们驻足天安门城楼前，漫步天安门广场上，或者挤身在长安街自行车的滚滚洪流之中，没有谁会去想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会估量到它们会给明天的中国政坛带来什么影响……

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著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的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入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1970年3月8日，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七十七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级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的发动和推进……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此事令毛泽东颇为踌躇。也许是对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的不愉快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汪东兴飞抵北京，将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带到了政治局委员面前。汪东兴如是传达：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汪东兴传达完后不等大家讨论，便散会了。

如此简单的几句话，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过味来。“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至关重要也是最贴近毛泽东真实想法的一句话，没有引起政治局委员们的足够重视。

第二天即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很快修宪小组成员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分歧与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带回北京的意见，却让远在苏州休养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11月冤死开封，意味着国家主席就处于了空缺的状态。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就是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他林彪莫属了！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满林彪的权欲。他早就不满意自己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相称的状况。出任党的主席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是非分之想，而担任国家主席却不是不可能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林彪内心惶惶，对自己现有的第二把交椅没有安全感。

据说，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会儿林彪才反应过来，通过回答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林彪此时觉得只有通过设立国家主席，进而当上国家主席，才有可能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3月9日林彪让叶群对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此话传进毛泽东耳朵里，但他没有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答非所问。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什么意思？

林彪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一种不受信任、大权旁落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时夫人叶群给他提了一个醒：“怕是这次又和‘九大’一样，要试探一下你吧？”

“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推选大会主席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突然对着麦克风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边，一听此话，马上反应过来，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摇摇头，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全场代表的情绪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谦让”调动起来，兴高采烈地一致举起手来拥护毛泽东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

P2-6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终于要出版了，看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发来的美编封面样稿，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此之前总感到时间太慢。先是三个月确定选题，再是三个月犹豫徘徊是否接这个选题。当决定接这个选题后，又是长时间的伏案写作，完稿后将近一年的审稿、修改，一遍两遍三遍……几次曾想过放弃，不写不出罢了。然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与其编辑室主任李明生的坚持和鼓励下，我总算走过了这段漫长的历程。现在回过头，又忽觉这段岁月转瞬即逝，似乎太快了。

写一写“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七年”也是沉淀在我内心多年的一个愿望。尽管我的工作已经超负荷运转，但面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良好的声誉与编辑敬业的精神，加之自己二十多年整理杜修贤摄影和研读党史的经历，我动笔了。这期间，我与王一珂同志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我写一章，他编辑一章；我写完，他基本也编辑完了；随之李明生主任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又对此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最后书稿进入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审查阶段，这个阶段颇不轻松但最为关键。

等待是揪心的，如果达不到审查通过标准，长久的辛劳也会付诸东流。经过半年多的时光，去年底终于有了审稿意见反馈的消息。按要求进行三次修改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上了一堂严肃的历史课。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对书稿认真负责的态度激励着我，促使我不能有半点马虎。

在此特别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们的严格把关，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书付出心血的全体工作人员。

最后一句话——希望读者们能关注这段历史，喜欢这本书！

顾保孜

201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