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作为仅次于硅谷的全球第二大的科技园区，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希望和典范。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近二十年来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在努力模仿硅谷，但绝大多数成绩平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法治和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出现了从人脉、资本、组织、到技术都与硅谷紧密相通的中关村园区。历经对中关村二十多年的研究，对硅谷的深入考察，王德禄和赵慕兰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中揭示了举世瞩目的中关村现象的秘密。任何关心创新，关心创业，关心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读者都会得益于此书。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讲述了硅谷与中关村之间大量跨区域创业的故事；描述了华人在硅谷发展中的作用；探索了全球四大著名创新创业集聚区——硅谷与新竹、与班加罗尔、与中关村之间的区域辐射模式；揭示了创新创业集聚区崛起的诀窍是与硅谷建立人脉网络。

作为中关村发展的亲历者、研究者，《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作者王德禄、赵慕兰从近百次对创业者、投资者、企业家的深入访谈，结合20余年来对中关村的把脉中，找到了答案……

动力的核心是人脉！人脉让硅谷和中关村互联，让中关村和高新区互联；人脉，让投资者与创业者互联，让企业家与投资者互联；人脉，让智者与创新互联，让今天与未来互联……

如果你是饱含激情的创业者，面向未来的投资者，主导经济的设计者，高新区的耕耘者，崛起中国的拥护者，加入我们织就人脉网络的大军吧！

第1章 开拓：华人在硅谷的历程

 1.1 被遗忘的硅谷早期华人开拓史(1848—1945)

1.1.1 金山、华工和排华法案

1.1.2 硅谷是在“中国城”上建起来的

1.1.3 硅谷：果园里长出的高科技摇篮

 1.2 硅谷电脑与华人(1950—1980)

1.2.1 仙童分裂和半导体时代的到来

1.2.2 改变世界：个人电脑时代从硅谷开始

1.2.3 华人科技创业的起步

1.2.4 个人电脑给华商带来的机会

 1.3 硅谷华人创业梦之队：橡子园

1.3.1 陈五福：事业有陈，五福临门

1.3.2 臧大化：大而化之谓之道

1.3.3 龚行宪：大道行也，以垂宪象

1.3.4 王大成：有容乃大，地平天成

1.3.5 朱伟人：居功至伟，百年树人

 1.4 华人三代留美高潮

1.4.1 作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华人

1.4.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美高潮

1.4.3 打开国门后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本章参考文献

第2章 创新：中国学者眼中的硅谷

 2.1 多维透视硅谷模式

2.1.1 数字硅谷

2.1.2 《硅谷优势》：斯坦福学者如是说

2.1.3 戈登·摩尔：创业者的观点

2.1.4 我们对硅谷模式的新看法

 2.2 系列创业家、天使与风险投资

2.2.1 硅谷的系列创业家

2.2.2 点燃创业引擎的天使投资

2.2.3 作为“创业导师”的天使投资人

2.2.4 沙丘路：风险投资集聚地

 2.3 新兴产业改变世界

2.3.1 硅谷：新兴产业的策源地

2.3.2 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

2.3.3 用商业模式改变世界

2.3.4 那些改变了世界的大企业

 2.4 一流大学：硅谷创新力量的来源

2.4.1 斯坦福大学与加州伯克利分校

2.4.2 硅谷产学研的创新循环

2.4.3 硅谷大学衍生企业

2.4.4 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

2.4.5 大学支持创新创业的制度和氛围

 2.5 中关村距世界第一有多远

2.5.1 自主创新：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

2.5.2 中关村的产业原创能力不足

2.5.3 大学：重新走进“象牙塔”

2.5.4 天使投资：中关村原创新兴产业缺失的一环

2.5.5 中关村管委会：美国次一级政府应该学中国

 本章参考文献

第3章 辐射：硅谷的全球影响力

 3.1 人的力量：硅谷区域辐射

3.1.1 不是复制硅谷，而是与硅谷建立人脉

3.1.2 硅谷的移民创业网络

3.1.3 回到祖国的跨区域创业者

 3.2 中国新竹园区：成功模仿硅谷的先声

3.2.1 早期台湾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3.2.2 新竹科学工业园的形成

3.2.3 来自硅谷的创业者和投资人

3.2.4 新竹崛起：硅谷创新模式在台湾地区

 3.3 印度班加罗尔：承接“硅谷”

3.3.1 印度人在硅谷

3.3.2 跨区域创业者与“千年虫”历史机遇

3.3.3 班加罗尔科技资源的集聚

 3.4 以色列与硅谷：天然的人脉联系

3.4.1 犹太人：硅谷创业和风投的中坚力量

3.4.2 高科技产业起步：硅谷公司在以色列

3.4.3 政府的作用：风险投资和孵化器

3.4.4 以色列的跨区域创业者

3.4.5 以色列：“创业的国度”

 本章参考文献

第4章 学习：中关村与硅谷的互动

 4.1 硅谷：从老师到同伴

4.1.1 学习硅谷：科技人员下海创业

4.1.2 中关村与硅谷多层次互动

4.1.3 在硅谷与中关村之间跨区域创业

 4.2 中关村学习硅谷

4.2.1 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中关村

4.2.2 陈春先：效仿硅谷第一人

4.2.3 电子一条街：中关村与硅谷早期的产业联通

4.2.4 胡昭广：政府中学习硅谷第一人

 4.3 中关村与硅谷建立多层次产业联系

4.3.1 早期中关村的角色：硅谷产品代理与汉化

4.3.2 王志东：第一个中关村版的硅谷企业模式

4.3.3 硅谷企业在中关村设研发中心

4.3.4 跨区域创业：中关村的互联网产业

4.3.5 驻硅谷办事处：中关村抢滩创新前沿

 4.4 在硅谷与中关村之间跨区域创业

4.4.1 留学生归国创业与风投：开启中关村与硅谷互动的新局面

4.4.2 人脉网络的作用：硅谷中关村区域辐射新模型

4.4.3 数字中关村：1988—2010

 本章参考文献

第5章 创业：硅谷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5.1 20世纪90年代创业先行者

5.1.1 中国大陆留学生创业者在硅谷的出现

5.1.2 中国大陆留学生硅谷创业潮

5.1.3 朱敏夫妇：硅谷创业侠侣

5.1.4 陈宏：拥有大量人脉的创业者

5.1.5 邓锋：硅谷创业清华系

5.1.6 曹小帆：在打工过程中学会创业

 5.2 创业在新世纪

5.2.1 谢青：构筑网络安全堡垒

5.2.2 阎先涛：硅谷绿色经济的弄潮儿

5.2.3 金海平：开拓全球定位系统的新领域

5.2.4 李同宁：硅谷光电女强人

 5.3 中国大陆留学生社群

5.3.1 硅谷中国大陆留学生社群

5.3.2 硅谷中国大陆同学会：他乡遇故知

5.3.3 硅谷华人专业社团

5.3.4 硅谷两岸华人协会融合发展

 本章参考文献

第6章 海归：硅谷留学生创业中关村

 6.1 互联网：紧跟硅谷产业发展

6.1.1 中关村硅谷互联网产业联系

6.1.2 陈一舟：从校友录到网络社群

6.1.3 李彦宏：众里寻他千百度

6.1.4 杨浩涌：从硅谷回来“赶集”

 6.2 集成电路：硅谷海归冲击产业前沿

6.2.1 中关村硅谷集成电路产业联系

6.2.2 邓中翰：中国微电子产业的星光

6.2.3 陈大同：帮助中国通信产业展翅翱翔

 6.3 软件：专注于细分领域

6.3.1 中关村硅谷软件产业联系

6.3.2 杨大川：中关村的系列创业者

6.3.3 刘世平：从硅谷“挖”回中关村

6.3.4 黄劲：从教育软件到软件教育

 6.4 生物医药：追赶朝阳

6.4.1 中关村硅谷生物医药产业联系

6.4.2 吴越：硅谷中关村间的生物研发外包链接

6.4.3 黎志良：做生物制药领域的“中国制造”

 6.5 海归创业的土壤

6.5.1 中关村海归创业概览

6.5.2 留学人员创业园

6.5.3 海归创业政策一条龙

 本章参考文献

第7章 风投：硅谷创新模式落地中关村

 7.1 从创业者到风险投资商

7.1.1 风险投资的起源

7.1.2 从创业者到风险投资商的转变

7.1.3 中关村早期风险投资

 7.2 从硅谷进入中关村的风险投资机构

7.2.1 中关村创业者接受来自硅谷的风险投资

7.2.2 新浪：中关村与硅谷的第一次产业合作

7.2.3 最早进入中关村的风投机构——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7.2.4 成长在中关村的加州红杉

7.2.5 投资中关村的华裔风投——华登国际

 7.3 硅谷创业成功的留学生回中关村风险投资

7.3.1 朱敏：产业领袖和资本领袖相结合的产业组织者

7.3.2 陈宏：用人际网络来编制汉能

7.3.3 陈大同：投资人的实业理念与社会责任

7.3.4 叶东：从V2V到青云创投

7.3.5 陈亦工：硅谷中关村间的中介桥梁

 7.4 中关村的创业者转变为风险投资人

7.4.1 柳传志：从创业者到投资人

7.4.2 雷军：“移动互联网”的天使投资

7.4.3 中关村的天使投资

 本章参考文献

第8章 人脉：硅谷和中关村创新网络的核心

 8.1 从华人社群到创业人脉网络的演进

8.1.1 硅谷华人社群：传统向高科技创业功能的变迁

8.1.2 硅谷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社群：从融入到自组织

8.1.3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的形成

 8.2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的内涵解析

8.2.1 创业：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的核心功能

8.2.2 跨区域创业支撑全球链接

8.2.3 跨区域创业者成为新兴产业的组织者

8.2.4 网络：硅谷中关村人脉关系的内在规律

 8.3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发展趋势

8.3.1 硅谷中关村创造新兴产业

8.3.2 中关村：与硅谷对接的全球创新亮点

 本章参考文献

第9章 未来：硅谷中关村与全球链接

 9.1 硅谷与中国高新区

9.1.1 硅谷与中国火炬

9.1.2 硅谷与中国高新区

 9.2 《硅谷指数》与中关村

9.2.1 《硅谷指数》：硅谷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年度评价

9.2.2 《硅谷指数》的特别分析

9.2.3 中关村产业发展报告

9.2.4 从两个报告看两地产业发展的同步性

 9.3 硅谷与中关村：全球链接干道

9.3.1 新经济模式的兴起

9.3.2 硅谷—中关村的全球链接

9.3.3 全球链接新模式

9.3.4 全球创新版图变迁

 本章参考文献

附录 本书访谈一览

后记

19世纪下半叶，大批华人纷纷去了圣何塞以及周围的圣塔克拉拉，从事筑路、建筑和农业。由于当时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这些华人移民被剥夺了包括作证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任何保护，因此不得不居住在一起，互相帮助照应，从而形成了华人聚集的“中国城”。在1860年，只有22名中国人在圣塔克拉拉郡生活的记录，而当时全郡的人口有1.2万人，而到了1870年，2.8万人的圣塔克拉拉郡则汇集了1525名中国人，其中有1/3生活在圣何塞。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人聚居的地方就被称之为“中国城”。“中国城”里的中国人主要从事服务行业：开餐馆、洗衣店、杂货铺甚至是赌场，因此他们聚居的位置恰恰处于市中心地带。但是这些中国城却多次毁于种族歧视的大火。

至今，圣何塞的市中心一座豪华旅馆圆形广场(Circle of Palms Plaza)的墙壁上，有这么一块“中国城”纪念牌：

“1887年5月4日，在这块土地上，一场神秘的大火被人有意点燃，烧毁了圣何塞市的中国城——这座旧金山以南最大的中国城，一个由单身汉和家庭共同组成的社区。这些中国早期开拓者对于圣塔克拉拉郡的经济发展有所帮助。”

事实上，这场大火毫不神秘。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随后美国西部的排华运动逐渐达到了高峰。1885年，怀俄明石泉城的华工们遭到了野蛮屠杀和驱逐；1887年3月，圣何塞市议会通过投票决定将中国城完全移除，5月4日晚，整个中国城就被付之一炬，第二天，当地居民开始在灰烬中寻找和挖掘值钱的财物。时隔久远，追查谁是纵火犯既不可能也无意义，这只是那个年代发生在这块土地上诸多针对华人暴行中的一例而已。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圣何塞这个仅仅几万人的小城，在1866—1887年间曾经先后出现的5个中国城中，除了最后一个海伦威尔中国城外，其他4个先后毁于大火。其实与其说是毁于大火，不如说是毁于卑劣的排华运动和种族歧视。中国城本身与其说是华人移民方便自己生活的组织方式，不如说是在黑暗的社会压迫下自我保护的一种无奈之举，所以才会不断地被毁灭又不断地再生出来。即便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华人们仍然在硅谷奋力留下了些许当初的遗迹，而不仅仅是一块不起眼的铜牌。

当年圣何塞中国城的标志性建筑是一所名叫“五神宫”的道庙，随着中国城的拆毁，五神宫早已不复存在，但是该庙的复制品在圣何塞历史公园遗址中陈列着。该公园是一处记录早期圣何塞开拓历史的公共主题公园，所陈列的就是当时圣何塞城市建筑的仿制品。这栋道庙仿制品也在其中。5个中国城中，规模最大的市场街中国城被焚的翌年，即1888年，这所道庙在华人新的聚集区被建立起来。在当时，底层主要功能是会堂、文化中心、学校和祠堂，而从广东省运来的5座神龛则被陈列于二楼。这座多功能的道庙一直延续到1949年被拆除。1988年，当地名为“中华历史与文化计划”的社团组织募集了60万美元仿制此庙置于公园内，这才有了这栋向游人诉说当年华埠历史的建筑。建筑一侧有一面记载捐款人姓名的墙壁。墙上捐款人的名字大部分只剩下英文字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是移民第三代或第四代，乡音早已淡去乃至遗忘，但是当他们将名字镌刻在这些石砖上的时候，他们脉搏中跳动的，无疑是来自远方的鲜血。

在圣何塞郊外的橡树山公墓，有一块华人历史福地。这块据记载埋葬了从1894—1960年间300多位华人的墓地，目前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块墓碑，墓碑树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或许只是巧合，这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太多的屈辱，令人不忍回忆的一年。时至今日，当地的华人社团仍然会在清明等中国传统节日组织来此祭拜先人。当地的华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传统，维系移民第三代或第四代与传统的联系。  1.1.3硅谷：果园里长出的高科技摇篮

正如在淘金潮中最大的赢家是那些在矿山贩卖牛仔裤和饮用水的小贩一样，加州的淘金热不仅催生了旧金山这样的城市，也给圣何塞这类并不产金的小城带来了繁荣。圣何塞位于旧金山东南60公里处，1849年，加州第一届州议会就在此成立。虽然圣何塞本身没有金矿，但圣何塞仍然凭借其位于通往矿区必经之路的地理优势和盛产淘金必须的水银矿的资源优势在淘金潮中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圣何塞本地最为重要的报纸仍然以“圣何塞水银报”命名[1]。此后，圣塔克拉拉郡和圣何塞市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的发展。这里没有什么大型工业，支柱产业一直是农业，由于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圣塔克拉拉郡盛产梅子、草莓以及葡萄等水果，后来，一些食品加工工业应运而生，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本地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是一家罐头厂。

1884年，硅谷创新力量的源泉——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成立。这一年，为了纪念患伤寒病去世的爱子，前加州州长、中央太平洋铁道公司总裁利兰·斯坦福决定在圣塔克拉拉兴建一所大学。为此，斯坦福夫妇几乎倾其所有，将名下2000万美元和8000英亩土地奉献给了这所大学，这就是后来蜚声世界的斯坦福大学。1891年，斯坦福大学正式开课。在以后100年的时间里，这所大学迅速崛起，不仅成为世界上顶级大学，培养了诸多美国最优秀的人才，同时更催生了一个最具有创新力的区域——硅谷的诞生和繁荣，这是全世界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无法做到的。

催生硅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防需求。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海军对于无线电的需求日益迫切。1909年，一位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斯坦福在校生西里尔·艾沃尔(Cyril Elwell)开创了联邦电报公司，此后凭借先进的创新技术获得了海军的订单，从而使圣塔克拉拉成为美国海军的一个工作站点，并且海军的飞行研究基地也设于此，后来许多科技公司和商店都围绕着海军的研究基地而建立起来。而为了与东部实力雄厚的企业竞争，这些圣塔克拉拉的企业必须不断地创新以获得一席之地。随着海军把它大部分位于西海岸的工程项目转移到圣迭戈时，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接手了海军原来的工程项目，使得大部分的公司得以留在圣塔克拉拉。当新的公司搬迁进来之后，这个区域又逐渐成为航空航天企业的聚集区。这些国防工业的存在为地区提供了第一批工程师，日后这些工程师或另立门户创业，或成为地区产业发展富有经验的技术中坚。

这些国防工业订单还滋养了以惠普为代表的第一代硅谷大企业的成长。1939年，两位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及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在一间车库中创办了用两人名字命名的惠普公司。后人将此车库定为硅谷的诞生地。成立之初，惠普公司主要从事电子产品设备和元件的设计与生产。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参战，军队订单迅速增加，惠普向为军队制造武器和防御设备的公司供货，成为军需品供应链的上游企业。战后，惠普长期高速发展，并迅速扩展到其他领域。同时一批类似惠普这样的电子、通信公司也落户于圣何塞和圣塔克拉拉，使得农业在该地区的重要程度日益降低。2011年惠普已经成为拥有资产1260亿美元，雇用员工32万余人的超大型跨国公司巨头。

1955年，随着“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落户于硅谷距离斯坦福不远的山景城，半导体产业时代来临。十几年间，圣塔克拉拉谷和圣何塞市出现了大量与由高纯度硅制造的半导体及电脑相关的企业，1971年1月，《每周商业》的记者唐·赫夫勒(Don Hoefler)给这块地方取名“硅谷”，从此“硅谷”成为这块地区及其蓬勃的高科技产业的名片，也成为美国技术创新的代名词。直到今天，这块土地不仅仅在半导体领域引领着时代潮流，并且在电脑、互联网、软件和清洁技术等各领域也引导着创新的潮流。P4-7

北京的中关村地区坐落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长期以来是中国高等教育及科学研发的中心。1978年我第一次访问时，这些研究机构刚刚从“文革”中开始恢复。在那时，预期中关村将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国际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节点，简直近于幻想。但是，在那一年，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发布了科技发展的长期规划，并签署了一系列与美国开展科技合作的有关协议。这些协议帮助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来到美国的主流大学和创新中心，其中就包括硅谷。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的决策者和科技工作者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试图建构一个国家创新体制，以服务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达成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所制定的现代化宏大目标。从“文革”前的经验出发，当时的主导思想特别重视由上而下的发展规划和中央制定的研发方向。但是到了1980年，对美国创新体制的新接触，促使物理学家陈春先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更加强调科技工作者的创业精神，并提倡政府培育这些由研究单位衍生出的科技企业。逐渐地，新公司开始出现在中关村的街头，而高科技创业文化的种子也随之播撒开来。1987年，我在主持(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公室的工作时，从这许多家小公司中的一家购置了办公室的电脑，而这家从中科院衍生出来的小公司，后来就发展成了今日的联想。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的重建和重新导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1988年确立中关村为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的决定，就是认识到这一价值的结果。很快，中关村经验吸引了其他城市的注意，大量的高新技术区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高科技创业精神也随之扩散，使中国能在今天参与到国际创新网络中来。

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33年后的今天，中关村已经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技创业基地，并还将继续成为一处制度改革的实验场。中关村已经成为一处磁极，吸引着海外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吸引着国际高科技企业安家落户，成为中国近30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辉煌象征。现在，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循环已经建立：硅谷的成功启发了中关村的建立，中关村的建立扶助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这一产业现在正与硅谷和其他国际创新中心开展竞争与合作。

在这些发展的表层之下，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学内涵的以太平洋两岸华裔科学家工程师受到硅谷高科技创业文化所提供的机会的吸引，建构起一个社会网络的历程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学故事。而这本书鲜活地叙述的，正是这个故事。王德禄和本书的其他著者，对于中关村的发展有着长期而直接的观察，对于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决策者也提出过重要建议，这使得他们成为著述本书的不二人选。因而，能够由他们来讲述中关村的发展经验，讲述中关村与硅谷的重要互动，以及在这互动下的社会网络构建，并且提出他们对中关村经验的更广泛的国际意义的评估，我们应当感到十分幸运。

理查德·萨特迈耶

美国俄勒冈州大学政治学教授

2009年初，我和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决定去硅谷参加“硅谷指数发布会”，并想借此机会深入了解硅谷。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常年往来于硅谷的朋友李树、范保群和舒建华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介绍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几位朋友的建议使我们萌生了写一本硅谷与中关村人脉关系的书的念头。就在横跨太平洋的飞机上，我们开始了本书内容与结构的构思。

到了硅谷后，李树、范保群、舒建华、谈锋介绍的几位朋友成为我们在硅谷开展一系列访谈的起点。硅谷的华人们是如此的热情，以至于每个访谈对象在尽意介绍自己的同时又向我们介绍了更多的重要人物和新线索，使我们在硅谷近20天的访谈格外充实和富有成果。访谈使我们获得了大量鲜活的资料，结交了许多硅谷各界的朋友，也进一步了解到发达的创业人脉网络是硅谷成功的基因。

回到北京后，我们继续循着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在中关村展开密集调研和探访，接触到了大量和硅谷有千丝万缕人脉关系的创业者。由此，我们更加坚定了本书写作的初衷：把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作为认识硅谷和中关村的理论新视角。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经常为自己新的思想观点和大局判断而激动不已，每当这时，赵慕兰总是向我“泼冷水”。现在看来，我的那些观点和判断确定了本书的方向和核心内容，而赵慕兰泼的“冷水”恰恰把我的战略判断与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紧紧连接起来，使得本书“接了地气儿”，她逐字逐句的文字修改也让本书观点的表达更为清晰。张浩则承担了全书的材料组织和文字编写工作。t我们要感谢安娜·李·萨克森尼安教授、亨利·罗文教授和汉考克夫妇。他们是我们写作本书时在硅谷最早进行交流的学者，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也同他们有多次深人的交流与沟通，他们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肯定。此外，萨克森尼安教授所写的《新世代科技冒险家》一书，对硅谷地区移民创业者的研究和从创业者到天使投资人的循环的介绍对我们启发良多；汉考克先生组织编写的《硅谷指数2010》中提出的“全球链接能力”，也成为我们认识、判断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我们要感谢俄勒冈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萨特迈耶教授，他曾几次来到长城所与我们讨论本书的写作并给予了许多学术建议，还热隋为本书写序。我们要感谢联想控股集团总裁柳传志先生、北京市原副市长胡昭广先生、科技日报原社长张景安先生和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他们在百忙之中阅读了书稿并为本书写了短评。我们要感谢吴敬琏先生、钱颖一教授，他们较早从理论层面认识到硅谷经验的重要意义，将一批重要的硅谷文献和著作引入我们的视野。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夏颖奇、石小敏、郭洪、杨跃承、邹祖烨、谈锋等研究者同我们的思想碰撞和给予的学术帮助。

我们感谢热情接受访谈的王大成：叶东、朱伟人、朱敏、刘世平、李同宁、李心培、杨大川、杨俊龙、吴越、陈大同、陈亦工、陈宏、金海平、姚纳新、徐郁清、龚行宪、阎先涛、谢青、臧大化等创业者、投资人(按姓氏笔画排列)。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发展历程与心路，成为本书中一个个鲜活的案例。

我们还要感谢本书撰写过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并提供了无私帮助的丁维平、王文申、王学军、邓海珠、石运祥、叶荫宇、田元、邢苏星、任亚林、刘戈平、刘宇、江罗丽婉、许静静、苏战、李树、杨如春、吴长松、余中、沙正治、张琪、张自力、陆向谦、范保群、林昇恒、易友文、周云帆、赵敏章、胡荣江、茹晓明、徐少法、徐斌、黄琼香、梅萌、梁明、舒建华、童杰、雷平、雷虹、薛军等友人(按姓氏笔画排列)。由于篇幅和题材所限，本书正文中难以划出专门章节来介绍他们，但他们的经历、思想与人脉对于本书的写作有重要帮助，令人难忘。  最后，我们再次对所有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热心帮助的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付出的劳动，感谢长城所武文生、陈文丰、王成刚有关中国高新区发展的情况介绍和共同交流，感谢许颖、刘文语、蔡宇轩、李庆为本书编辑所做的工作。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出现疏漏在所难免，望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德禄

创业者可以感受到“改变世界梦想”；企业家可以学习“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大学管理者可以效仿斯坦福大学带动创新创业集聚的发展经验；投资人可以遵循产业组织者的路径最大化自身价值；政府则可以以“形成创新循环”为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短短二十余万字，清晰地将这复杂事务娓娓道来，实属难得。

——柳传志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紧紧抓住创新第一要素——人才资源以及创业为核心功能的人脉网络，深入发掘了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路径。书中所提出的创新经济有关人才、资金和知识与技术的良性循环，是探索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园区发展规律的重要研究成果。

——胡昭广

不同于《乔布斯传》从一个创新节点来评点创新尖峰，也不同于《浪潮之巅》从互联网和IT行业的产业链条来描绘创新沿革，本书作者从人脉视角出发，通过硅谷与中关村之间的联系，分析了创新性经济的发展特征和创新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每一个高技术的从业者和立志进入高技术行业的人我推荐看看这本书。

——张景安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创新，取决于创业，取决于巨大量中小企业在市场中发展。中关村作为仅次于硅谷的全球第二大的科技园区，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希望和典范。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近二十年来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在努力模仿硅谷，但绝大多数成绩平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法治和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出现了从人脉、资本、组织、到技术都与硅谷紧密相通的中关村园区。历经对中关村二十多年的研究，对硅谷的深入考察，王德禄和赵慕兰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中揭示了举世瞩目的中关村现象的秘密。任何关心创新，关心创业，关心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读者都会得益于此书。

——许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