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珉编著的《巴尔扎克醒世小说》所收巴尔扎克的三篇小说《禁治产》《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红房子旅馆》分别叙述了三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个身份极高的贵妇，为了谋夺丈夫的财产，不惜诬告丈夫精神失常；一位道貌岸然的百万富翁，当初却是靠谋财害命起家的凶犯，被害的两个无辜者中，有一个还是自小与他情同手足的友人；一个银行出纳员，一生清白，却在晚年呗情欲印上犯罪道路。三桩罪行，源于同一种激情——对金钱和享乐的追求。在这种欲望支配下，人们可以毁掉亲情、友情，可以出卖灵魂，和魔鬼做交易。

“新文艺外国文学大师读本”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今年适逢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我们重新整理出版这套丛书，奉献给新一代的读者。

“新文艺外国文学大师读本”所选均为世界经典作家，入选作品突出作家某一方面的艺术特色；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适当也选收一点中篇小说。

《巴尔扎克醒世小说》是其中一册，收录了巴尔扎克的三篇小说《禁治产》《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红房子旅馆》。

《巴尔扎克醒世小说》由艾珉编著。

选本序

禁治产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红房子旅馆

一、两个朋友

1828年，有一天清早一点钟的时候，圣·奥诺莱城关街上，从靠近爱丽舍宫的一所大宅子里走出两个人：一个是当代的名医，叫做荷拉斯-皮安训；一个是巴黎最风雅的人物之一，叫做特·拉斯蒂涅男爵；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各人的车早已打发回家，城关区域连一辆街车都没有；但夜色甚美，街面也很干燥。

欧也纳·特·拉斯蒂涅和皮安训说：“咱们走到大街上再说，俱乐部前面通宵都有车的；等会你把我送回家吧。’’

“行。”

“喂，朋友，你觉得她怎么样？”

“你是说那个女的是不是？”医生冷冷地回答。

“噢，皮安训的老牌气又来了。”拉斯蒂涅嚷道。

“怎么呢？”

“朋友，你提到特’埃斯巴侯爵夫人，像提到一个要进你医院的女病人一样。”

“你要知道我的感想吗，欧也纳？倘若你丢下特．纽沁根太太去勾搭这位侯爵夫人，等于拿一只眼的马去换一匹两眼全瞎的马。”

“纽沁根太太年纪已经36了，皮安训！”

“这一位也有33了！”医生马上顶了一句。

“最忌妒她的女人也不过说她26。”

“好朋友，倘若你存心要知道一个女人的年龄，只要瞧她的太阳穴和鼻尖就行了。不管她们运用胭脂花粉的手段多么高明，对这些暴露她们心绪骚动的，铁面无情的证据，是毫无办法的。她们每长一岁都在那儿留下一道烙印。等到女人额上的皮肤松下来，有了皱痕，像花一般的蔫了；等到鼻尖上有了小小的粒子，好比英国人家壁炉里烧的煤球，把伦敦像毛毛雨似的布满了看不清的小黑点……那么对不起！她准是30岁出头了。她可能很美，可能很聪明，可能很温柔，什么都可能，但年龄总是过了30，到了盛极而衰的阶段。我不责备喜欢这一类妇女的人；可是像你这样的漂亮人物，不应该把二月里的癞皮苹果当做一个在枝头上向你微笑，引诱你去咬一口的，又红又白的小苹果。固然爱情从来不查看人家的出生证；没有人爱一个女子是为了她的年纪，为了她长得美或丑，为了她聪明或愚笨，爱就是爱，没有理由的。”

“可是我呀，我爱她的理由才多呢。她是特·埃斯巴侯爵夫人，她是勃拉蒙一旭佛雷家的小姐，她是社会上的红人，她有感情，她有一双和特·贝里公爵夫人一样美丽的脚，或许还有十万法郎进款，而我有朝一日说不定会娶她！最后，她可以使我改善局面，还清我的债。”

“我以为你早发了财呢。”皮安训打断了拉斯蒂涅的话。

“不错，我有两万法郎进款，刚好开销车马。我在纽沁根事件中栽了筋斗，那件事改日再谈吧。我嫁了两个姊妹；我和你相识以后挣的钱，这是最显著的一笔。但我宁可给她们做陪嫁，不愿意自己有十万法郎利息。现在怎么办呢？我野心勃勃，和纽沁根太太混下去有什么出路呢？再过一年，我就像图书似的给编了号，插上架，跟一个结了婚的人一样。结婚与独身的不愉快，我全有，两种生活的便宜却是连半点都沾不到；老盯着一个女人就会碰到这种僵局。”

“哎！难道你以为这一下交了好运吗？”皮安训说，“你那侯爵夫人，我才看不上呢。”  “你的进步思想把你眼睛蒙蔽了。倘若特·埃斯巴太太变了一个拉布丹太太①……”

“告诉你，朋友，贵族也罢，布尔乔亚也罢，反正她没有灵魂，永远是个自私自利的典型。相信我吧，医生看人看事都有经验；我们之中最厉害的，查验身体的时候会把灵魂也查验出来的。咱们今晚在她客厅里消磨了一个黄昏，尽管客厅那么漂亮，公馆那么富丽堂皇，侯爵夫人可能欠着债呢。”

“你怎么知道？”P1-4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进入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轨时期。新旧交替之际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频繁的政权更迭，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波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法兰西从来不曾这样生气勃勃，也从来不像这样乾坤颠倒、一片混乱。“理性王国”破产了，作为十八世纪文学精神支柱的启蒙思想不复有号召力，那么，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化精英们以什么为作品的灵魂呢？夏多布里昂把目光转向中世纪，呼吁基督教精神的复兴；雨果开具了“爱”的药方，深信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可拯救世人于水火；乔治·桑开始倾向空想社会主义；缪塞为世纪病患者痛苦呻吟；奈尔瓦、戈蒂埃走向唯美主义……文学告别了理性时代，进入了感情大泛滥的浪漫主义时期。巴尔扎克却游离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外，独树一帜，以风俗史家自喻，决心为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充当历史见证人和秘书，他要像布丰①通过一部书表现动物界的全貌那样，使当代人类社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完整的再现。

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只应充当他的秘书。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收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笔者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学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我将不厌其烦，不畏其难，来努力完成这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人间喜剧)前言》)

巴尔扎克的这段话，显示了何等恢宏的气魄！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整套“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作品”。同步反映自己的时代已属不易了，何况还要完整！可是巴尔扎克还不满足：

这件工作还不算什么。……如果想要得到一切艺术家所渴求的激赏，不是还应当研究一下产生这类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把握住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的内在意义么？此外，在努力寻找(且不提“找到”)这种原因、这种社会动力之后，不是还应当思索一下自然法则，推敲一下各类社会对永恒的准则、对真和美有哪些背离，又有哪些接近的地方？(《(人间喜剧)前言》)

由此可见，巴尔扎克绝不是简单地从表象上描绘当代社会，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考察、研究和评判这个社会。与其说他是作为小说家来记述历史，不如说他是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眼光来写小说。小说成为他概括、分析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他将当代社会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分析，试图从纷纭复杂的现实中探明事物的内在联系，捕捉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现象，挖掘出种种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对社会的弊端作出诊断和披露，以达到醒世和匡正世风的目的。他在《幻灭》中描写未来的大作家德·阿泰兹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这句名言，可以视为作家自己的座右铭。

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高度，巴尔扎克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种种现象的本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只崇拜金钱了”。(《幻灭》)金钱成为整个社会的机制与杠杆。对财富的追求既给社会带来活力，又使人性产生可悲的异化。正是对金钱的贪欲，扼杀了人类的正常感情，断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酿成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惨剧。《人间喜剧》九十余部作品，题材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物遍及各个行当、各个阶层，而其绝大部分场景的矛盾冲突都围绕着金钱问题展开，或因金钱问题引起。“金钱”是永远处于《人间喜剧》舞台中心的没有性别、没有名姓的主人公。

本书所收的三篇小说，分别叙述了三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个身份极高的贵妇，为了谋夺丈夫的财产，不惜诬告丈夫精神失常；一位道貌岸然的百万富翁，当初却是靠谋财害命起家的凶犯，被害的两个无辜者中，有一个还是自小与他情同手足的友人；一个银行出纳员，一生清白，却在晚年被情欲引上犯罪道路——伪造票据，卷款逃跑。三桩罪行，源于同一种激情——对金钱和享乐的追求。在这种欲望支配下，人们可以毁掉亲情、友情，可以犯罪、杀人，可以出卖灵魂，和魔鬼做交易……同样触目惊心的故事，在《人间喜剧》中几乎比比皆是：高老头给了两个女儿每人每年四万法郎进项，自己却不名一文地死在阁楼上；葛朗台老头为了一袋金子把老伴送上了黄泉路；费罗伯爵夫人为了独享夏倍上校的“遗产”，千方百计逼迫死里逃生的前夫隐姓埋名，继续充当死者，最后在收容所了其残生……正是对这种种恶行的揭露，使作家经常蒙受“不道德”的指责。然而巴尔扎克回答，真正的事实甚至比他写进小说的更残酷，他“常常不得不减轻实情的惨重程度，以便看上去更可信一些”。(《(古物陈列室)初版序言》)他通过但维尔律师之口说道：“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真是差得太远了。”(《夏倍上校》)

但是，如果认为巴尔扎克作品的特色就是暴露黑暗、展示丑恶，那就大大的误会了。事实上，《人间喜剧》的九十余部小说中，很难找出纯暴露性的作品。巴尔扎克作品的最大特色其实是研究、分析，不仅“哲理研究”如此，“风俗研究”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曾把他所描写的事例当作孤立的个案，而是将这些几近耸人听闻的事件与社会上某些普遍存在的现象相比照，以唤起人们的思索或自省。他曾明确表示：“一个见信于人的作家，如果能引起读者思考问题，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致(星期报)编辑依波利特·卡斯蒂耶书》)例如《高老头》中，作者并没有把高老头的两个不孝的女儿描写成天下绝无仅有的恶妇，反倒指出她们为了情人、为了虚荣搜刮父亲，与刚开始学步的拉斯蒂涅搜刮母亲和妹妹，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长寿药水》(1830)中唐璜的弑父行为似乎骇人听闻，但作者提醒人们，社会上围绕遗产问题搬演的种种闹剧、丑剧、悲喜剧，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唐璜的行为相类似。我们不妨留意一下《长寿药水》篇头的《致读者》：

……当您读到唐璜漂亮的弑父行为时，请您猜测一下，那些在十九世纪领取终身年金，相信只会得感冒的正派人，或者那些租房子给一个老太婆度过晚年的人，他们在类似的场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他们会让有年金收入的人复活吗？我希望公正无私的良心裁判者观察一下，在唐璜和那些让孩子攀一门大有指望的婚姻的家长之间，在多大程度上相类似？……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人在法律、风俗和习惯的影响下时刻想着亲人的死，盼着亲人的死吗？……他们一边说“晚安，父亲”，一边在蓄意谋杀。他们时刻盯着亲人那双眼睛，盼望这双眼睛闭上，……天知道人们的头脑里犯下了多少弑父之罪！

于是巴尔扎克意味深长地指出：“整个欧洲文明建立在继承权上，犹如建立在一个支轴上，要取消继承权是疯狂的举动；在构成我们时代骄傲的这部机器中，有谁能改善这个主要的齿轮呢？”

我们再看一看中篇小说《禁治产》(1836)。如果作家在这里仅仅描写埃斯巴侯爵夫人诬告丈夫的丑行，读者至多感叹道：“天下竟有这样可恶的妻子！”可是作家同时写出她的控告受到司法当局的支持，乃至社会的认可，倒是埃斯巴侯爵的高尚行为被世人视为疯子的行径，这就比较值得深思了。进而作者又点出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大贵族的产业，没有多少是清清白白靠自己挣来的。法国历史上靠没收新教徒的财产致富的贵族何止埃斯巴一家？正如包比诺法官所说，“一个人持有没收得来的产业，……倘若过了一百五十年仍应当归还原主，那么法国就很少合法的业主了。雅克·科尔①的产业使二十几家贵族发了财。英国在占领一部分法国土地的时期滥行没收的产业，也增加了好几个诸侯的财富……”所以，埃斯巴侯爵夫人即使在上流社会不那么走红，司法当局也不会不支持她的控告。司法只保护既得利益，并不过问财产的来源，倘若人人都像埃斯巴侯爵那样翻起老帐来，上层社会还有安宁日子过吗？即使在一般市民眼中，侯爵的行为也是不可理喻的，把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扔，这本身就是违情悖理的事。当然，作者并没有把社会写得一团漆黑，生活中还有包比诺这样聪明而廉洁的法官，他能识破侯爵夫人的诡计，还埃斯巴侯爵以公道。可惜这种人不可能当权得势，只会因其“不识时务”受到排斥打击，被勒令在有关案件中“回避”。

同样，如果《红房子旅馆》(1831)单单描写一个富翁罪恶的发家史，这作品的深度便很有限；可是巴尔扎克别出心裁，让小说的主人公组织了一个“良心法庭”，讨论他是否应当娶这位富翁的女儿——他的心上人——为妻，是否应该接受他岳父沾满血污的遗产。到场者都是社会各界(包括政界、法学界、宗教界、外交界等)人士中“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这场精彩的讨论固然是作者的虚构，却画龙点睛地使一个谋财害命的平庸题材上升到哲学、社会学的高度，深刻地揭示出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血腥罪行和整个社会对罪恶的宽容。人们同样只承认现状，而不愿追究历史。一个人只要有钱，便受到尊重，享有荣誉，哪怕过去是杀人犯，照样毫无愧色地佩戴各种勋章，谁也不会过问他最初的财产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所有的上层人士都明白，如果要盘根究底追问他们财产的来源，他们都将无地自容。讨论到最后，一位最明智的清教徒做了结论：“傻瓜！你干吗要问他是不是博韦人？”换句话说，你不去证实他是杀人犯，不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

巴尔扎克是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但这绝不意味他的写作方法就是一丝不苟地摹写现实。相反，他的作品充满大胆的想象，奇特的构思。为了深入地揭示现实的真相、透彻地剖析事物的本质，他敢于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艺术形式。他让当代两三千个人物活跃在《人间喜剧》的舞台上，同时也不排斥在某些场景中让幽灵出现，鬼神托梦，撒旦施展威力。特别是“哲理研究”类的作品，颇有一些带有神秘、荒诞和超现实的成分。以本书所选的三篇作品(除《禁治产》外，其他均属“哲理研究”)为例，其中有些就带有浓厚的传奇和魔幻色彩。然而这些非现实主义的手法非但不曾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倒使现实矛盾表现得更鲜明、更强烈、更激动人心。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中的梅莫特是个传奇人物①，巴尔扎克借用这一形象来表现人欲横流的社会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产生了格外强烈的效果。梅莫特及其接替者卡斯塔涅出于物质的欲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而他们一旦享有了无限的权力和财富，便意识到了人世的空虚。享尽欢乐等于毫无欢乐；占有一切，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饮食过度使味觉麻木；美女唾手可得倒使人兴味索然。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空虚在他们身上形成了深刻而痛苦的冲突，以致他们宁愿放弃既得的物质利益，换取进入天国的权利。梅莫特显然不代表现实人物，而只是一种精神现象的化身。人类的天性总是向往未知的和未占有的领域，因而全知全能带来的空虚感使他焦躁不安。他无所不知，却追求未知；他无所不能，却又饥又渴；他蔑视自己拥有的一切，惟独渴望已经失去的爱和信仰，只求在天国安息他的灵魂。梅莫特的忏悔在现代社会也许谈不上有多少真实性，但梅莫特充满矛盾的精神状态，这种乐极生悲的痛苦之感，却是真实的。同样，卡斯塔涅和梅莫特之间的灵魂交易固然貌似荒诞，但这个人物和他的犯罪，却是金钱社会的必然产物，非常真实，且极为典型。社会对待“德行”和“恶行”是那么不公正，不能不诱使无数个卡斯塔涅铤而走险。一个正直的出纳员一生清白所能得到的奖赏，至多不过是“一百路易的养老金，三层楼的房间，尽够吃的面包，几条新围巾……”；而“恶行”只要大胆而巧妙地玩弄法律条文，社会就“使它偷来的几百万家当合法化，给它戴上缓带，堆满荣誉，百般尊崇”。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尔扎克为他的忏悔者安排的赎罪办法，也是富有时代特征的，既然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可以买卖——“政府、思想、信仰全用货币标价，……连上帝借款也用超度灵魂的收入做担保，因为教皇在那里开了长期户头……”那么人们出卖灵魂去攫取权力和财富，尔后又用权力和财富去赎回灵魂，当然是行得通的了。只不过几经转手以后，灵魂的价格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分文不值……

巴尔扎克的艺术是一种高浓度的艺术，他认为“艺术就是凝练的自然”，就是“用最小的容量惊人地集中最大量的思想”，因而他的小说作为思想载体，负荷量是相当惊人的。尽管本书所收的几篇小作品远不能代表巴尔扎克的主要成就，但也可从中见出其作品内涵之丰富，寓意之深刻；时至今日，读来仍觉意味隽永，发人深思。巴尔扎克是头脑无比清醒、目光能穿透一切的艺术大师，是敢于道破真相的历史解说员；他不曾抄袭任何现成的结论，而是从生活中大量的感性素材出发，达到了对当代历史和社会本质的深刻理解，并以无比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了他所认识到的全部现实。正如法朗士所说，“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洞察幽微的历史学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