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对这一问题，很多人都提出过建议。第一种建议是改变考核地方政府GDP指标，原因是包括土地问题等结构性问题都源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但是，如上所述，在分权式威权制下，没有比地方竞争GDP增速更有效的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方法了。加上GDP增长自身的重要性，因此靠放弃地方竞争GDP增速来对付结构性问题是“病急乱投医”，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会破坏各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制造出更多问题。第二种建议是中央除了考核GDP以外，还同时考核甚至直接监督地方土地财政和社会稳定方面的指标。如前所述，经济学理论关于此类面对多重目标时，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有清楚的否定结论。因此除非改变体制，否则就没有解决办法。具体地说，由于面对多重目标时无法解决信息问题（地方政府可以轻易地伪造数据欺骗考核），最好的机制是削弱对其中任何指标的考核。例如，考核内容不与奖惩挂钩或甚至不考核。这一理论结论也许抽象地看上去不容易理解，但是，想一想“大跃进”中央号召地方政府“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无情竞赛的血的教训，也许有助于看清这一结论的精髓。第三种建议是，中央将全国土地收入全部收回并直接决定全国土地使用。近年来，在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上都能听到这种声音。中央一些部委也有沿着这个方向的说法或动作。提出这类建议的人可能是出于纠正问题的好心，但这是个退步的建议。从实质上看，这类建议相当于不经意地要把中国的体制或至少一部分，改回到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在古今中外的任何官僚体制里，下级永远知道得比上级多，总是下级决定上级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由中央全盘计划管理的体制永远无法解决最基本的信息与激励机制问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对这个经济学普适原理的既通俗又精辟的概要。此外，任何进一步向中央集权的转变都会给市场改革造成更多难以逾越的体制障碍。
哈耶克曾指出：“我所关注的知识，是一种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体现在统计数据中的知识，因而它也不可能以统计数据的形式传递给中央当局。”这段话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央集权式的改革尝试何以必然失败。
除了以上所述财政体制问题之外，从更基本的体制结构看，许多政府机构（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之所以可以理直气壮、不受约束地以侵犯民众基本权益、动摇社会稳定为代价征地敛财，是因为分权式威权制里的约束是从上到下，官员不对民众负责，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条）。这就为政府的土地财政奠定了法律基础。因此，土地问题源于分权式威权制，源于宪法不保护民众的土地所有权。土地问题是决定内需、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等经济结构问题的最大因素。
综上所述，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必须超越现有体制。在市场经济已经占国民经济主体的情况下，以法治为方向的体制改革才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以土地问题为例，其解决的途径只能是法治。以宪法和法律保护私有产权是保护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世界上所有发达的或稳定的市场经济无一不满足这一基本条件，中国也不能例外。中国2004年修订的宪法在此方向有了重大进步，增加了重要的新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十三条）。这是中国30余年改革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性质的基本法改革。但是，2004年宪法仍然不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留下巨大缺陷。需要指出，从宪法上取消土地私有制是“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是承认土地私有制的（见第八条），1975年的“文革”宪法把此条文搞掉了。“文革”之后，“文革”宪法的许多坏东西都逐渐得到了纠正，但是这部分至今未改，成为产生现在社会基本疾病的根源之一。P19-20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
——吴敬琏
美国的“高消费”越来越病态，而中国的“高增长”也越来越畸形。甚至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借喻，非指“格雷襄定律”）的现象。我曾用“昂纳克寓言”的说法来警示这一点。但实际上，两边的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可持续。而任何一边的变化，都会给另一边带来变革的压力。2008年美国和今年欧洲发生的事已经表明他们的游戏很难再做下去，但是下一步走向何方，仍在未定之数。
——秦晖
过去的3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屡屡冲破难关、化险为夷，在于紧紧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机遇，不断引入市场机制和法治建设。这些新因素的引入，好似“画龙点睛”里的“点睛”一样，为“中国龙”注入了活力，从“潜龙”翻为“在田之龙”。下一步能否成为“飞天之龙”？大的机遇仍在全球化中。
邓小平曾说，抓不住机遇，才是最大的风险。只有进一步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开放，冲破官僚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挡，才有可能抓住机遇。新的希望正在社会与历史的孕育之中。
——石小敏
危机是我们重塑世界观的机会
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第二届财新峰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千余位国内外政商学界人士与会，共同探讨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和未来前景，寻找真实的增长机会。峰会闭幕后，财新传媒编辑部立即开始梳理、编辑会议上呈现出的那些智慧成果，经过短短一个月的紧张工作，这部反映峰会思想的作品就摆在了读者面前。捧读之下，不禁浮想联翩，他们的风采，他们的智慧，峰会上的一点一滴，重回眼前，真的像是朋友们再度相逢一样。感谢那些提供了文本的朋友，感谢我们那些敬业的图书编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峰会上的思想片段，凝结为深思熟虑的智慧之书。
今年峰会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寻找真实的增长”，这一主题是去年“变革世界的中国策”的延续。选择这样的主题，体现了当下我们的真实处境，即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结。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近代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中心话题，世界已经作为逻辑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中国也越来越深地融入了世界的潮流；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我们需要在世界的向度上思考中国的问题，同时也要以中国应有的高度，审视世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这一认识，构成了财新传媒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是财新传媒的心胸。
在财新传媒成立之初，我们提出将“公信力，全媒体”作为我们的追求目标，现在，我们在这六个字之后，又加上了“世界观”三个字，我们的团队希望以此自励，也希望各界朋友用这九个字衡量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
世界经济仍深受危机的困扰。不断加剧的欧债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尚属正常。危机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地位。如果这种局面再持续几年，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会出现较大幅度地提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近百年来，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近过。
但是也要看到，自危机以来，有一种自满的情绪在一些国人心中不断滋长，欣欣然者大有人在。我们很担心这种心态继续蔓延，成为盲目的妄自尊大。这将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使我们低估未来困难的严峻程度。处在多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面临着摩擦、冲突以及各种各样的风险。正如本书中一再提出的，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前面的道路还很崎岖，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清醒地认识自己，冷静地看待世界，则格外重要。
危机是一所学校。不仅仅是别人的学校，也是我们的学校。从他人的错误中学习，以矫正我们自己的行为；从他人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学习，以提高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嘲笑别人的危机，很可能会错失难得的学习机会。危机是一面镜子，从这里，我们得以审视自己的政策。因此之故，危机是我们审视自己世界观的契机，也为我们提供了重塑世界观的机会。
财新峰会不仅仅是一个年度会议，不仅仅在北京召开，也不仅仅一年召开一次，它是系列峰会。从北京开始，我们向世界延伸。“寻找真实的增长”这一主题，将贯穿全年。我相信，在这种不断的交流和探讨中，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融洽。我们希望财新峰会能够成为实现全球对话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为审视世界和自我审视创造机会。
我们将不断地把峰会的思想成果奉献给大家。
胡舒立主编的《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内容介绍：金融危机并未远去，二次探底风险剧增。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前景难测，根本原因在于真实增长的根基已经动摇。超发货币、财政透支一用再用。还能再用多久？
舍重建无他途，夯实根基是当务之急。风雨飘摇，传统的政府救援还能起作用吗？世界各国能否实现全球治理改革？能否重塑货币与财政纪律？中国经济风险已现，是坐享“世界工厂”余荫，还是深化政治经济改革，进一步向民间开放，加强产权和创新机制的保护，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起来翻阅《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吧！
胡舒立主编的《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围绕“2012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这一主题，为读者厘清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全书分为五大主要内容：反思中国模式；当前焦点问题（债务危机、金融改革、中小企业成长等）；寻找改革途径；预测2012最重要的问题。这些内容全部由当下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写专文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