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他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他是怎样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的呢？

龙彼德编著的《司马迁》是人物传记故事，以生动的情节、丰富的史料，讲述了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不平凡的一生。青少年朋友们，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看看司马迁是怎样用生命和心血写就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吧！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龙彼德编著的《司马迁》有意识地突出两代人的奋斗、两个人的博弈。

两代人的奋斗，重点是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的前赴后继，撰写《史记》；也写了司马迁妻子柳倩娘的相夫教子，自我牺牲。前者依据的是史实，后者参照的是传说。笔者力图要表明这样一种理念：没有父亲司马谈的悉心培养和临危遗命，就没有儿子司马迁的品学兼优和发愤著书；没有妻子柳倩娘的精心照料和妥善安排，也会影响司马迁的创作精力和巨著传世；作为人之子、人之夫的司马迁的伟大、成功，既有他时代的机遇、个人的禀赋，也有其家庭的因素。就这个层面来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称得上是伟大的父亲，司马迁的妻子柳倩娘称得上是伟大的妻子。

两个人的博弈，是汉武帝刘彻与司马迁，他二人既是君臣，也是对手，他们之间的矛盾、竞争、斗智斗勇贯串了《司马迁》全书。

一 迁生龙门／1

二 汉武帝时代／11

三 耕牧河山之阳 ／22

四 家徙茂陵／33

五 东南和中原之壮游／44

六 迁仕为郎中／56

七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67

八 受父遗命于洛阳／78

九 继任太史令／90

十 开始写《史记》／103

十一 遭李陵之祸／115

十二 发愤著书／129

十三 逢巫蛊之祸／145

十四 司马迁之死／157

司马迁名言录／171

司马迁年表／179

后记／187

七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汉武帝刘彻是个荷尔蒙旺盛，个性十分张扬，做事但求痛快，绝对说一不二的人。当然，他能独抒己见，作出决策，制定条令，狠抓落实，都是在太皇窦太后去世之后。在此之前，他经常“微行”，即隐匿身份，易服出行。他特别喜欢游猎，马蹄所至，东到宜春观，南到长杨宫，西到黄山宫，北到池阳县。且夜间出发居多，黎明时分已到南山，射杀狐、兔、鹿、豕，随意践踏农民庄稼，惹来叫骂一片。地方官吏要拘捕他们，随从出示皇家用品，方才网开一面。

有一次，他们夜行柏谷，投宿一户人家。问主人：有什么喝的？主人说：只有尿！主人怀疑他们是一伙盗贼，召集邻近少年围剿，幸亏女主人见刘彻相貌不凡，用酒灌醉丈夫，一场杀伤才得以避免。

为了游猎之便，刘彻设置了十二个休息更衣之处，有时还投宿长杨宫、五柞宫。因为道远劳苦，又有农田间隔易伤农事，引起民怨，他令大臣筹划，将秦阿房宫以南、整屋以东、宜春以西的大片良田归人上林苑，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向南直抵南山。按照这个方案，杜、鄂两县原有的农耕积累均被扫荡一空，居民都要离开故土上别处去开荒种田。

东方朔进谏说：这一带是“天下陆海之地”，当年秦国之所以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就是以这样的地方为根据地的。这里的良田有“土膏”之称，每亩地价高达一金。如果归人皇家禁苑，朝廷得不到农业税收，农民也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为了游猎之乐，毁坏百姓的住宅与墓地，给那么多人带来痛苦。实在是很不应该的。东方朔接着列举了殷纣王、楚灵主、秦二世等昏君只顾自己享乐、不顾人民疾苦，致使国家颠覆的例子，请刘彻引以为戒。刘彻并没有因为这锋利的言词而动怒，反而赏赐东方朔黄金百斤，提升其官职，但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仍旧按原规划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

刘彻的游猎，并非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只具有游乐的性质。在太皇太后干政，他的权力受到抑制之时，这未尝不失为一种韬晦的策略。通过这种激烈的、充满刺激性的运动，释放身上的热量与胸中的豪情。也可以把它当做军事演习，以迎接卫国及开边的未来战争。

在多数游猎中，刘彻尤其喜好亲手击杀野猪和熊，穷追猛打凶顽之兽。这让臣子不无担心。司马相如就曾经上书劝阻说：陛下经常亲临险境，射杀猛兽，如果一旦遭遇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在这个时候，“枯木朽株，尽为难矣”，不是重伤，就是死亡。这是我们做臣子的决不愿意看到的。司马相如还在他那篇著名的《上林赋》中，借“无是公”之嘴说了这样一番话：“成天在外驰骋游猎，精神劳损，身体疲乏，车马困顿不堪，耗尽士卒精力，浪费国家财产，无德无恩，只是追求个人的享乐，不顾百姓的疾苦，忘记国家的政事，贪图野鸡、兔子的捕猎，这是仁德之君不会做的事情。”刘彻对司马相如的意见表示赞同，但游猎也只是稍有收敛。直到他二十二岁，独立自主，专心执政（这年太皇太后去世），游猎才大幅度减少，并逐渐为封禅求仙所代替。

刘彻有才。他能诗，能赋，还精通音律。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他率领群臣到河东郡汾阳县（今山西万荣县北）祭祀后土（祭地），“顾视帝京，忻然中流，与群臣饮宴，自作《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衷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触景生情，以景起兴，继写楼船中的歌舞盛宴热烈场面，最后以感叹乐极生悲，人生易老，岁月流逝作结。“携佳人兮不能忘”，抒发了他渴求贤才的愿望。扈从在侧的司马迁听见了，以为楚风饱满，十分激赏。  ’

刘彻也爱才。从他的《求贤诏》即可看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踞（培）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能颠覆车子的马），足斥弛之士（放荡、不受拘束的人），亦在御（驾驭）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吏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出使非常的国家）！”不仅爱才，而且重视奇才、怪才、难于驾驭之才。所以，刘彻有将帅之士卫青、霍去病、李广，取得了汉朝自开国以来对匈奴战役的多次胜利，彻底解决了匈奴之患；有奉使之士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有儒雅之士董仲舒、公孙弘，贬斥黄老，起用儒者，实现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有质直之士汲黯、卜式，敢于直言切谏，提出不同意见；有滑稽之士东方朔、枚皋，以喜剧的方式，巧妙地进行政治批评；有协律之士李延年。应武帝兴天地祠之需，制作新的庙堂音乐；还有应对之士严助、朱买臣，推贤之士韩安国、郑当时，笃行之士石建、石庆，定令之士赵禹、张汤，历数之士唐都、落下闳，运筹之士桑弘羊，文章之士司马相如，以及他司马迁……他们各有个性，各有特长，不拘常调，不拘一格，真可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与司马迁同在元鼎期间（公元前116年至公元前111年）担任郎中的同僚，除任安外，还有田仁、李陵、苏武、霍光等。司马迁与任安、田仁由于声气相通而成知交。任安日后出任北军使者护军，监护汉王朝唯一的常备作战部队；田仁则被委任为丞相司直，以督察京都的贵戚大臣。他们都曾是武帝刘彻的亲信。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与他虽无深交，但对他的人格与将才有很深的了解。苏武后来以中郎将的官衔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坚持汉节不辱使命。至于霍光，因为长兄霍去病的关系而少年为郎，在司马迁的郎官同僚中属于小弟辈，后来成为武帝临终托孤大臣，扶佐昭帝刘弗陵。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九月，武帝刘彻派遣五路大军征讨南越。其中一路是驰义侯遗（“遗”为驰义侯的名字，姓氏失传）率巴、蜀兵南下，“咸会番禺”（约定与另四路军在番禺会师）。遗征调夜郎兵，而夜郎既内属汉，又与南越通，不愿南越灭亡。正好且兰部担心青壮年离开，老弱会被人掳掠，夜郎便支持且兰君长反汉，阻滞巴、蜀兵南下。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十月，刘彻东巡将去缑氏（今河南偃师县东南），车队行进到左邑县（今山西闻喜）的桐乡，听军报说南越已破，不禁大喜，将这个乡升级为闻喜县，以志纪念。这年的春天，车队行进到汲县（今河南汲县西）的新中乡时，前方报告斩获了南越相吕嘉的首级，刘彻更加高兴，下令以新中乡为获嘉县（今河南新乡县西）。眼下要处理的，就是西南夷了。

“司马迁何在？”刘彻的声音，像春天一样动听。

“臣在。”随侍在左右的司马迁，忙走上前来行礼。

“朕命你为朝廷的使者，升任郎中将，西征巴、蜀以南，平定西南夷的叛乱，在那里设郡置吏。”

“遵旨，谢恩！”

“行前，朕想听听你的打算。”

所谓“西南夷”，指的是现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秦汉时期就生活着的许多少数民族。其中，比较大的有夜郎、且兰、滇、漏卧、句町、邛都、冉驻、徙、箨都、白马等。夜郎、且兰、滇、邛都等少数几个从事农耕，有城邑和君长，其他则以游牧为主。秦始皇时，曾派人在崇山中开辟通往西南夷的道路，称为五尺道，并在部分地区设置了官吏。汉初，由于百废待兴，顾不过来，就把在西南的统治范围收缩到巴、蜀地区。巴、蜀以外，一概不管。

P67-73

我与司马迁神交已久，但真正结缘却是今年二月初的事。由于吴颖编辑的热情约稿，我接受了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的《司马迁》的写作，才得以进入这位伟大人物坎坷悲壮的人生轨迹和雄深超拔的精神境界，并在他的辉煌巨著《史记》中浸泡、濡染了八个月。

那是一次时空壮游。金戈铁马，汉武帝开边的宏图：鲤鱼跳龙门，司马氏父子的奋斗；封禅泰山，旌旗蔽天的皇家仪仗；治理西南夷，尊重不同的民族风俗；据理力争，只为了广开朝廷的言路；感同身受，用笔讴歌失败的英雄……与司马迁一路同行，不能不说是三生有幸。

那是一回生命体验。由于日夜兼程，劳累过度，我的听觉出现障碍，面临着突发性耳聋的威胁，只好去医院做了近二十天的高压氧舱治疗，但仍在舱内思考，出舱研读，以自己行将失聪的小痛去体验司马迁已经失性的大痛。对腐刑（即宫刑）的极端残酷有所理解。

那是一场文史补课。俗话说得好：“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面对司马迁，我彻底打掉了六十年代前期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的那点骄气，深切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什么“黄老之学”、“文景之治”、“六家要指”、“古文今文”、“封禅大典”、“汉代官制”、“皇家礼仪”，乃至哲学、神学、文字学、训诂学、目录学等等，都要来一次补课。

《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阅读和研究它的人不可胜数。各种校勘、注释、考证、评论的文章和专著大量出现，形成了一项专门学问，即“史记学”。然而，关于司马迁的生卒之年、出生之地等的争论，自汉迄今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生年有六说——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卒年也有六说——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武帝末年（武帝崩于后元二年即公元前87年）、汉武帝以后。出生地大则为“晋、陕”之争，小则为高门、龙门寨、芝川、华池、夏阳城内之争。

经过反复比较，我取了其中一说，即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出生地为冯翊郡夏阳县（今陕西省韩城县）高门村龙门寨。

在写作《司马迁》一书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突出两代人的奋斗、两个人的博弈。

两代人的奋斗，重点是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的前赴后继，撰写《史记》；也写了司马迁妻子柳倩娘的相夫教子，自我牺牲。前者依据的是史实，后者参照的是传说。笔者力图要表明这样一种理念：没有父亲司马谈的悉心培养和临危遗命，就没有儿子司马迁的品学兼优和发愤著书；没有妻子柳倩娘的精心照料和妥善安排，也会影响司马迁的创作精力和巨著传世；作为人之子、人之夫的司马迁的伟大、成功，既有他时代的机遇、个人的禀赋，也有其家庭的因素。就这个层面来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称得上是伟大的父亲，司马迁的妻子柳倩娘称得上是伟大的妻子。

两个人的博弈，是汉武帝刘彻与司马迁，他二人既是君臣，也是对手，他们之间的矛盾、竞争、斗智斗勇贯串了全书。如果说刘彻是运用帝王的权力，指点江山，实现他的宏图大业，那么司马迁则是通过他的著作，记述历史，大展他的胆识才智；刘彻可以生杀司马迁，司马迁可以褒贬刘彻。书中设计了七场对话，具体展开了他二人的博弈过程，也是精彩的、个性鲜明的对手戏。

通过《司马迁》一书的写作，我感到名人传记必须处理好这样三个关系：

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真人真事是前提，也是写作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因年代久远、资料缺少，传主一生所经历的事件并非都那么详尽，那么真切，特别是思想活动、情感变化、场景气氛、人物对话、神态动作等，往往不甚了了，这就为作者的艺术想象创造了条件。司马迁与关东大侠郭解的交往，他的二十壮游，“网罗放失天下旧闻”，他的人仕为郎中，第一次朝见天子，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数次扈从武帝外出巡幸……这些章节，就是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的结果。还有一些篇幅直接引用了《史记》的原文，既是历史的真实与司马迁想象的美妙交融。也有意显示司马迁的文字无与伦比的魅力。

命运曲线与细节描写。写名人传记，重点是写名人的命运。综观中外名人的命运线，没有一个不是曲线，只不过存在着曲的多少、曲的长短不同罢了。命运线是由矛盾冲突和生活细节构成的，细节描写具有显示人物性格、勾画命运起伏、寄托某种意蕴的作用。司马迁的命运曲线在晚年，体现在“两祸”上，因遭李陵之祸受腐刑，因逢巫蛊之祸下狱死。“文稿”和“脊柱”是最有表现力的两个细节。由于“文稿”尚未完成，司马迁宁愿受腐刑，忍辱偷生写《史记》；由于“文稿”已经完成，司马迁敢于抒发胸中愤懑，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不，走向永恒。映入汉武帝刘彻眼中的司马迁，“有一根挺直的脊柱”，虽经腐刑迫害“有些弯曲”，但当他书成功竣之后，“还像从前一样笔直，还像从前一样坚挺”。柳倩娘的命运线是和她丈夫司马迁一样并相终始的，“画像”这个细节既体现了她的特长、她对丈夫之爱，也是她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形式。特别是她为司马迁画最后一幅肖像画时，咳血在画上，拒绝救人坚持救画的情景，让作者我停下笔来，久久无言。

客观叙事与主观抒情。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书中称司马迁为伟大的诗人，并强调说：“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他的事业，在他自己看来，也许另有不朽的地方，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却是留下了最伟大的抒情篇什，虽然形式上却是历史。”为司马迁作传，不可能不在客观叙事的同时，加上作者的主观抒情，尤其是在面对他那篇千古奇文《报任安书》之时，情感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我如此写道：

就这样，在《太史公书》中不便放言以渎史体的司马迁，特借《报任安书》一舒胸中愤懑，一披郁勃之气。这不是朋友的寻常通信，而是满纸血泪满篇不平的诉状；这不是对死刑犯待决前的安慰，而是借吊亡灵也吊自己的祭文；这不是受辱人悲情的告白，而是烈丈夫不低头不屈服的呐喊；这不是弱势者苦命的低吟，而是屈原式惊天地泣鬼神的啸歌！它的行文是如此迂曲。腾挪跌宕，恰似钱塘江大潮从宽到窄从直到弯从平到坡从缓到急终于一举涌上江堤，彻底将司马迁受辱不死著书自见的真实心迹大白于天下。它的气势是这般伟壮，由于时时在胸中回旋激荡，越积越厚，一经触动，便如地底岩浆找到了火山出口，突然爆发烟尘蔽天声震四野销金铄石威力无穷，让所有的独裁、专横、暴戾、贪腐、谄媚、奸诈发抖……

此外，还有司马迁临宫刑前的“大寒之夜”、刑后百日的“人字之梦”、二十岁礼赞、四十二岁吟等章节，都是以叙事为依托的抒情，均寄托了我的人生感悟和现代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