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葵花》是作家曹文轩激情奉献、心爱备至的最新力作。

城市女孩葵花跟随爸爸来到一个叫大麦地的村庄生活，她认识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男孩青铜。爸爸的死使葵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葵花和青铜成为了兄妹，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粗茶淡饭的生活中，一家人为了抚养葵花用尽了心力。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女孩葵花召回她的城市，失去妹妹使青铜很痛苦，他从心里高喊 “葵花！”喊声震动了所有人的心灵。

《青铜葵花》是作家曹文轩在2005年激情奉献、心爱备至的最新力作。关于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的故事。男孩叫青铜，女孩叫葵花。

一个特别的机缘，七岁的城女孩葵花和乡村男孩青铜成了兄妹相称的朋友。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但十二岁那年，女孩葵花被命运召回了她的城市，男孩青铜从此常常遥望着芦荡的尽头，遥望着女孩葵花所在的地方。

《青铜葵花》人物鲜活灵动，叙事简洁流畅，文字纯净唯美，意境高雅清远，情感真挚深沉，充盈着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真情真性，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作品写尽苦难，将苦难写到深刻；写尽美好，将美好写到极致；写尽大爱，将大爱写到充满生机与情意。这种对苦难、对美好、对大爱的细腻描写和咏叹宛如一股温暖清澈的春水，将湿润和纯净每一个读者的眼睛和心灵，牵引人们完成对生命中真、善、美的永恒追寻。

第一章 小木船

第二章 葵花田

第三章 老槐树

第四章 芦花鞋

第五章 金茅草

第六章 冰项链

第七章 三月蝗

第八章 纸灯笼

第九章 大草垛

美丽的痛苦(代后记)

七岁女孩葵花走向大河边时，雨季已经结束，多臼不见的阳光，正像清澈的流水一样，哗啦啦漫泻于天空。一直低垂而阴沉的天空，忽然飘飘然扶摇直上，变得高远而明亮。

草是潮湿的，花是潮湿的，风车是潮湿的，房屋是潮湿的，牛是潮湿的，鸟是潮湿的，世界万物都还是潮湿的。

葵花穿过潮湿的空气，不一会儿，从头到脚都潮湿了。她的头发本来就不浓密，潮湿后，薄薄地粘在头皮上，人显得更清瘦，而那张有点儿苍白的小脸，却因为潮湿，倒显得比往日要有生气。

一路的草，叶叶挂着水珠。她的裤管很快就被打湿了。路很泥泞，她的鞋几次被粘住后，索性脱下，一手抓了一只，光着脚丫子，走在凉丝丝的烂泥里。

经过一棵枫树下，正有一阵轻风吹过，摇落许多水珠，有几颗落进她的脖子里，她一激灵，不禁缩起脖子，然后仰起面孔，朝头上的枝叶望去，只见那叶子，一片片皆被连日的雨水冼得一尘不染，油亮亮的，让人心里很喜欢。

不远处的大河，正用流水声吸引着她。

她离开那棵枫树，向河边跑去。

她几乎天天要跑到大河边，因为河那边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大麦地。

大河这边，就葵花一个孩子。

葵花很孤独，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而却看不见另外任何一只鸟的孤独。这只鸟在空阔的天空下飞翔着，只听见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苍苍茫茫，无边无际。各种形状的云彩，浮动在它的四周。有时，天空干脆光光溜溜，没有一丝痕迹，像巨大的青石板。实在寂寞时，它偶尔会鸣叫一声，但这鸣叫声，直衬得天空更加的空阔，它的心更加的孤寂。

人河这边，原是一望无际的芦苇，现在也还是一望无际的芦苇。

那年的春天，一群白鹭受了惊动，从安静了无数个世纪的芦苇丛中呼啦啦飞起，然后在芦荡的上空盘旋，直盘旋到大麦地的上空，嘎嘎鸣叫，仿佛在告诉大麦地人什么。它们没有再从它们飞起的地方落下去，因为那里有人，许多人。

许多陌生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与大麦地人有明显的区别。

他们是城里人。他们要在这里盖房子、开荒种地、挖塘养鱼。

他们唱着歌，唱着城里人唱的歌，用城里的唱法唱。歌声嘹亮，唱得大麦地人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

几个月过去，七八排青砖红瓦的房子，鲜鲜亮亮地出现在了芦荡里。

不久竖起一根高高的旗杆，那天早晨，一面红旗升上天空，犹如一团火，静静地燃烧在芦荡的上空。

这些人与大麦地人似乎有联系，似乎又没有联系，像另外一个品种的鸟群，不知从什么地方落脚到这里。他们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大麦地人，大麦地人也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他们。

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有自己的话，有自己的活，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白天干活，夜晚开会。都到深夜了，大麦地人还能远远地看到这里依然亮着灯光。四周一片黑暗，这些灯光星星点点，像江上、海上的渔火，很神秘。

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

不久，大麦地的人对它就有了称呼：五七干校。

后来，他们就“干校干校”地叫着：“你们家那群鸭子，游到干校那边了。”“你家的牛，吃了人家干校的庄稼，被人家扣了。”“干校鱼塘里的鱼，已长到斤把重了。”“今晚上，干校放电影。”  那时，在这片方圆三百里的芦荡地区，有好几所干校。

那些人，都来自于一些大城市。有些大城市甚至离这里很远。也不全都是干部，还有作家、艺术家。他们主要是劳动。

大麦地人对什么叫干校、为什么要有干校，一知半解。他们不想弄明白，也弄不明白。这些人的到来，似乎并没有给大麦地带来什么不利的东西，倒使大麦地的生活变得有意思了。干校的人，有时到大麦地来走一走，孩子们见了，就纷纷跑过来，或站在巷子里傻呆呆地看着，或跟着这些人。人家回头朝他们笑笑，他们就会忽地躲到草垛后面或大树后面。干校的人觉得大麦地的孩子很有趣，也很可爱，就招招手，让他们过来。胆大的就走出来，走上前去。干校的人，就会伸出手，抚摸一下这个孩子的脑袋。有时，干校的人还会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来。那是大城市里的糖果，有很好看的糖纸。孩子们吃完糖，舍不得将这些糖纸扔掉，抹平了，宝贝似的夹在课本里。干校的人，有时还会从大麦地买走瓜果、蔬菜或是成鸭蛋什么的。大麦地的人，也去河那边转转，看看那边的人在繁殖鱼苗。大麦地四周到处是水，有水就有鱼。大麦地人不缺鱼。他们当然不会想起去繁殖鱼苗。他们也不会繁殖。可是这些文文静静的城里人，却会繁殖鱼苗。他们给鱼打针，打了针的鱼就很兴奋，在水池里撒欢一般闹腾。雄鱼和雌鱼纠缠在一起，弄得水池里浪花飞溅。等它们安静下来了，他们用网将雌鱼捉住。那雌鱼已一肚子籽，肚皮圆鼓鼓的。他们就用手轻轻地捋它的肚子。那雌鱼好像肚子胀得受不了了，觉得捋得很舒服，就乖乖地由他们捋去。捋出的籽放到一个翻着浪花的大水缸里。先是无数亮晶晶的白点，在浪花里翻腾着翻腾着，就变成了无数亮晶晶的黑点。过了几天，那亮晶晶的黑点，就变成了一尾一尾的小小的鱼苗。这景象让大麦地的大人小孩看得目瞪口呆。

在大麦地人的心目中，干校的人是一些懂魔法的人。

干校让大麦地的孩子们感到好奇，还因为干校有一个小女孩。

他们全都知道她的名字：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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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收在这一文集中的文字并非是我所写文字的全部，但它们已基本可以说明我的文学理念和我的写作状态了。

我对文学的理解始终不是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

我的处境，我的忽喜忽悲、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的心绪，常常会使我无端地想起儿时在田野上独自玩耍的情形

空旷的天空下，一片同样空旷的田野上，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穿过几块稻田，穿过一片林子，走过一汪水平如镜的池塘，走过一座细窄摇晃的木桥。

就这么走着走着，忽然看到芦苇叶上有一只呜叫的“纺纱娘”，我先是一阵出神的凝望，然后将右手的三根手指捏成鸟喙状，弯腰缩脖，双眼圆瞪，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但就在微微张开的“乌喙”马上就要啄住它时，它却振翅飞走了。于是我只好用目光去捕捉，捕捉它在阳光下飞过时变成精灵样的身影一小片透明的绿闪动着，在空中悠悠地滑过，终于飘飘然落在大河那边的芦苇叶上。我望见先前那片单薄的芦苇叶空空地颤悠了几下，不由得一阵失望，但随着“纺纱娘”的叫声怯生生地响起，我的心思又在不知不觉中游走开了。

一群鸭子从水面上游过，我先是看它们争先恐后地觅食，用嘴撩水洗擦羽毛，再看雄鸭追撵母鸭，弄得水上一片热闹。过不多久，我就暗暗生起恶念，顺手从地上抓起一团泥块，身子后仰，然后向前一扑，奋力将泥块掷向鸭群。随着一片浪花在太阳下哗哗盛开，鸭子呱呱惊叫着拍着翅膀四下逃窜，我的心头按捺不住一阵兴奋；再歪头看时，只见正悠闲地坐在小船上抽烟的放鸭老头忽地站起，小船晃悠着，他也晃悠着，用手指着我怒吼，声音也在晃悠着。我捏着鼻子朝他哞哞几声，然后再捡起一团泥块更加用力地掷出，也不看一下水上的情景，就撒腿跑掉了。晃悠的怒吼追了过来，在我的耳边震荡着，我的心里却荡开莫大的愉悦。

我在田野上走着，看一只瘦长的河蚌在清清的浅水中于黑泥上划出一道优雅的细痕；看一只只肥肥的野鸭笨重地落进远处的河水中，犹如一块块砖头从天而降咚咚砸落；听天地相接处断断续续地传来吆喝水牛的苍老声音；听大河中不知从哪里来的大船上异乡女子呵斥她娃的清脆嗓门。

看不够听不厌的田野，勾着魂，迷着心，让我痴痴地走，痴痴地耍。但，就在这不断上演的田野好戏让我流连忘返时，忽地就有孤独悄然攻上心来，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后来，我爬到一座大坟的高顶上，在寂静的天空下转动着身子，觉得孤独犹如迷雾从四面呼呼涌来，我不由得大声尖叫；叫了一阵，就见恐惧从远处林子里正朝这边走来。我哆哆嗦嗦地坚持了一阵，终于仓皇冲下坟来，朝着家的方向落荒而逃。

然而，过不多久，我又会被田野吸引着而重新回到田野上，继续重复那个过程、那些游戏。

这些年来，总有这少年时田野上的感受：兴奋着，愉悦着，狂喜着，最终却陷入走不出的寂寥、孤独，甚至是恐慌。

我常常突然怀疑起自己的文学主张，并由怀疑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而怀疑自己的感觉、见识、思维方式，甚至是智力。

就像魅力田野一般，文学还是不可抵抗地迷惑了我，更准确地说，那些文学理念还是迷惑了我，使我无法自已。就像在完成一个谎言，我也一直为我所认同的理念进行着理论和逻辑上的完善。我一直企图要让我的文学理念成为无懈可击的、圆满的、合法的言说，因此我可能是一个更喜欢在大庭广众中诉说自己文学理念的人。我之所以这样，也是在为自己壮胆，在试探他人的认同，最终是想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诉说而使自己的理念更趋完整和完善。但我很快发现，那种在高深处建立理论王国的做法是相当困难的；再后来，我选择了一种朴素的思考和论证，我开始经常性地进行原始的、常识性的，同时也显得有点儿过时的发问和诉说——

“今日之世界，文学的标准究竞是由谁来确立的？”

我曾在中韩作家论坛、中日作家论坛以及其他许多场合问道：“是中国人吗？是韩国人吗？是日本人吗？大概都不是，是西方人。”

西方文学在经过各路“憎恨学派”对古典形态的文学不遗余力的贬损与围剿之后，现在的文学标准，也就只剩下一个：深刻，无节制的思想深刻。这既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标准，也是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们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文学，绝大部分都在这唯一的维度上争先恐后地进行着。“深刻”这条狗追撵得人们撒丫子奔跑，往阴暗里去，往恶毒里去，往垃圾上去，往乱伦上去，往自虐、嗜血、暴力、兽奸、窥视、舔脚丫子等诸多变态行为上去，因为这里才有深刻，才有写作的资源和无边无际的风景。这一标准，成为不证自明的甚至是神圣而庄严的标准，十八、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优美平衡，就在这风起云涌的新兴文学中被彻底打破了(那时的文学是由深刻的思想、审美、悲悯等诸多维度共同组成的)，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文学朝圣者，气势非常壮观。

可是，韩国、日本、中国在数千年中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先辈们于长久的文学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标准里，有“深刻”这一维度吗？没有。尽管在它们的文学中一样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深刻。

就中国而言，它在谈论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说时，用的是另样的标准、另样的范畴：雅、雅兴、趣、雅趣、情、情趣、情调、性情、智慧、境界、意境、格、格调、滋味、妙、微妙。说的是“诗无达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的艺术门道，说的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类的审美境界。“深刻”一词不知是何时才出现的？有谁向我们证明过我之“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在价值上来得低下呢？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证明。怕是我能抵达你的“深刻”而你却无法抵达我的“意境”吧？

“如果没有那样一些所谓'深刻'作品，我们是不是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呢？”

这也许是一个最朴素却也最能使人暂且停下前行脚步的发问。那些以揭示人性的名义而将我们引导到对人性彻底绝望之境地的作品，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犹如深陷冰窖的作品，那些暗无天日让人感到压抑想跑到旷野上大声喊叫的作品，那些让人一连数日都在恶心不止的作品，那些夸示世道之恶而使人以为世界就是如此下作的作品，那些使人从此对人类再也不抱任何希望的作品，那些对人类的文明进行毁灭性消解的作品，那些写猥琐、写浓痰、写大便等物象而将美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作品，我们真的需要吗？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看完了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糟糕。我们的日子过得本就很压抑了，看完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压抑。难道费时费神地阅读文学，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个阅读效果吗？难道阅读者也与那些文学一样喜欢阴沟与苍蝇、喜欢各种各样的变态情趣吗？文学在引导人类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是要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退而言之，倘若生活就像那些作品所揭示的那样真的令人不堪，是否也还应有另样的作品存在它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让生活模仿它？人类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文明，文学在其中的力量和功德是不言而喻的。难道现在文学要中断这样的责任了吗？让生活向下还是向上，向善还是向恶，难道文学就完全没有必要对这样最起码的问题进行拷问吗？

“如果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两人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大江在川端时代写大江式的作品，川端在大江的时代写川端式的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回答几乎是肯定的：不会。因为川端时代的文学的标准还不只是“深刻”一维。而大江时代，却将川端文学的命根子“美”彻底抛弃了。

这个时代，是一个横着心要将“美”搞成矫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觉浅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讲思想神话的时代，悠悠万事，唯有思想。思想宝贝。文学企图使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尊重的就是思想，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谁在思想的峰巅，谁就是英雄，谁就应当名利双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患上了“恋思癖”的毛病。对思想的变态追求，已使我们脱离了常识。当我们穷凶极恶地在追求思想深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常识：获得石油必须钻井，因为石油蕴藏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地下，但如果以为钻得越深就越有石油那就错了，因为再无止境地钻探下去，就是泥浆和岩浆了。思想崇拜，会导致思想迷信，而思想迷信则一定会导致思想的变态，其结果就是我们放弃常识，进入云山雾罩的思想幻觉。其实，一旦背离真实，一个看上去再深刻的思想，也是无意义的。更何况，这世界上有力量的并不只有思想。我还是愿意重复我的老话：美的力量丝毫也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有时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强大。

“一种牺牲民族甚至人类的体面的文学境界，是值得我们赞美和崇尚的境界吗？”

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在谈到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情状时说，那些闻风而来的西方记者争先恐后寻找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儿童的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这些都是可以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他发问道：那些媒体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关于萨拉热窝居民如何为维持正常生活而做出拼命努力的中肯报道呢？他说，萨拉热窝的悲剧体现在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步伐，因为一个塞尔维亚的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体现在一个仍正常营业的迪斯科舞厅，尽管人们可以听见背景中的爆炸声；体现在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艰难地朝法院走去，为的是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正常生活；体现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在萨拉热窝出版的《波斯尼亚影剧周刊》上关于斯克塞斯和阿莫多瓦的文章中，齐泽克说的是：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萨拉热窝的人们都在尽一切可能地、体面地生活着。

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所谓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码的体面呢？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及，尽情地、夸张地，甚至歪曲地去展示同胞们的愚蠢、丑陋、阴鸷、卑微、肮脏、下流、猥琐，难道也是值得我们去赞颂它的“深刻”之举吗？我对总是以一副“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孔昂然出现，以勇士、斗士和英雄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大师”们颇不以为然。不遗余力地毁掉这最起码的体面，算得了好汉吗？可怕的不是展示我们的落后和贫穷，可怕的是展示我们在落后和贫穷状况下简直一望无际的猥琐与卑鄙，可怕的是我们一点也不想保持体面，体面地站立在世界面前。你可以有你的不同政见，但不同政见并不能成为你不顾民族最起码体面的理由。

这种“深刻”怕是罪孽。我无意否定新兴的文学。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对新兴的文学说了很多赞美之词并时常加以论证的人，而我本人显然也是新兴文学中的一分子，我所怀疑和不悦的只是其中的那一部分，“那样”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也许我忽然于一天早晨发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忽然明白那在云端(或是十八层地狱)的“深刻”才是唯一的，才是文学的大词，大道中的大道，我一定会悔过盼。悔过之后，也一定会往“深刻”上去的。我毕竟是一个与文学耳鬓厮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深刻”的路径和秘诀的，或许做起来也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为序。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