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生之地”造就再生的灵魂，由纪敏主编的《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为你讲述了如何把魔鬼变成人的，被国际史学界称之为“震撼世界的奇迹”的经典之作。本书将为你解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揭秘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

《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由纪敏主编。

这是一段迄今为止很少有国人熟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宽大待遇和耐心细致的教育改造，把这些战争罪犯全部改造为新人，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对待这些战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改造犯确定了一系列政策，给予战犯人道主义待遇，终于使昔日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在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面前低头认罪；把伪满、伪蒙疆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改造成为热爱祖、热爱和平的人。

改造战犯的这一伟大历史实践，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改造战犯的政策是完全正确和英明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进行这样一次伟大的历史实践。对于这样的改造政策，国际史学界给出了一致的高度评价，把它称之为——把魔鬼变成人的世界奇迹，《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将为您揭开这个世界奇迹！

序

一场没有硝烟的决斗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44名内战战犯名单出台内幕

“功德林”、“秦城”纪事

1959：共和国主席发出特赦令

特赦战犯申请去台湾受阻内幕

蔡省三赴台记

周恩来与日本战犯

周恩来与中日邦交

收押改造日本战犯纪实

我所知道的日本“中归联”

中国我的再生之地

从战争狂人到和平战士

回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

一个都不杀

我的转变经过

收押改造伪蒙疆战犯

从杀人魔窟到再生之地

日中由战争到和平亲历记

羁押审理日本战犯相关大事记

附录一：各批特赦国民党战犯名单

附录二：名日本战犯被判刑期与释放时间一览表

附录三：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日本战犯名单

附录四：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日本战犯名单

附录五：特赦释放伪满伪蒙疆战犯名单

编后语

“陕北权威人士"的谈话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在作战中竟灭绝人性，施放毒气，屠杀人民，破坏建筑，毁灭物资，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了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这时解放战争已是胜利在望，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如何处置，是全国军民、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朱、彭的命令明确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只要犯下命令所列十二条罪恶行为之一者，均应加以逮捕，并以战犯论处。还宣告我军对待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人员的政策是“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以“陕北权威人士”身份，通过新华社就战犯名单发表谈话，指出：“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而“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谈话举出蒋介石等43名为“头等战争罪犯”。随后又把在作战中施放毒气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补列入名单。1949年1月，国民党统治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都在讨论这个名单。综合各方意见，在前述44名头等战犯之外，又补充公布了37人。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而南京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竟于1月31日接受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命令，将包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在内的260名日本战犯放回日本。为此，1949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言人郑重声明：和平谈判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争罪犯和国内战争罪犯。

194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同志在香山会见了张治中。在谈到惩办国内战犯问题时，张治中一再陈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已交由李宗仁主持，为了便于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人和平协定条文。毛泽东同志以大局为重，允予考虑。但是，国共两党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和平协议，还是被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了。和谈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坚持要把内战打到底，于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1949年4月21日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指出：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为此，“命令”提出了三项明确要求，第二条要求就是：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国民党反动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政权彻底崩溃了，蒋介石逃上孤岛向隅而泣，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大大小小的战争罪犯，先后被俘或被捕，纷纷落人了人民的法网。“一个不杀"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国民党战犯的管理还是分散的，办法也不统一。在战场上俘获的战犯同其他被俘人员一起由军队所属解放军官教导或训练团管理，后于1955年12月3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新中国成立前后地方公安机关也逮捕了一批国民党战犯，大多关押在公安系统的拘留所或监狱里，相对集中在东北大区的哈尔滨、佳木斯、沈阳；华东大区的济南、南京；华中大区的武汉；西南大区的重庆；西北大区的西安、兰州和华北大区的北京、太原、永年、呼和浩特等地。

1956年1月，公安部在北京召开战犯管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对国民党战犯进行教育改造的方针，制定了统一的管教制度和生活待遇标准，限期清理、确定国民党战犯名单，并连同有关情况报公安部审定。1956年3月，经审定，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共926名，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省级以上党、政人员和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全部国民党战犯分别集中关押在公安部监狱以及辽宁抚顺、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四川重庆、湖北武汉五处战犯管理所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看守所。

把战犯关押起来，怎么办呢？当时，在押的除国民党战犯外，还有由苏联政府移交来的在我国境内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969名；末代皇帝溥仪等伪满战犯61名；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等伪蒙战犯10名。此外还有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国民党阎锡山军作战被俘获的日本战犯100多名。这么多的人，这样复杂的情况，如何改造和处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遇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首先我们让所有的监管人员了解，我们的目的和任务是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这是党对在押罪犯实行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一贯方针，对战犯也不例外。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需要通过强迫的阶段。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我们就是遵循这样的思想开始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并在工作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1956年3月14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处理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问题。会上，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对在押战犯“一个不杀”的主张。接着，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提出了“不审不判，集中管教，分批释放”的建议。经过与会人员两天的认真研究，取得了共识，会议建议中共中央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处理方针。随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等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负责有关政策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的研讨和处理。

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处置战犯问题特别是“一个不杀”的方针作了深刻的说明。他说：反革命可不可以改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改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名声是不好的。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之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这是多么精深的事理分析，多么博大的胸怀，真正体现了共产主义者改造人类的伟大抱负！就是循着这个理想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人改造战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业绩。P1-3

2010年，是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60周年。新中国改造国内战犯，大体上也是这个时段。而且，2010年也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身——东北战犯管理所创建60周年。在这个重要纪念日到来之际，编辑出版《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很有纪念意义和现实意义。相信这部专辑的出版，同抚顺市政协已出版的几本有关改造战犯的“三亲”史料专辑一样，还会受到读者的接纳与好评。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新中国改造战争罪犯的一所重要机构，因地域上的优势，自1990年开始，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在广泛挖掘、抢救与征集“三亲”史料的基础上，在国内率先编辑出版了《震撼世界的奇迹——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改造纪实》、《难忘的中国——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历次访华见闻实录》、《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等多部史料专辑。本书则是在当年多位亲历者、参与者撰写的“三亲”史料的基础上，对战犯改造这一“人间奇迹”发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所作的更广泛深入与客观公正的研究而写成的记述。特别是这部书收录了原中央公安部分管改造战犯工作的副部长凌云同志的文稿，以及主管改造战犯工作的原中央调查部长、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同志的有关访谈笔录等，无疑会使新中国改造战犯史的研究更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

本书收集的文稿大部分是原抚顺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纪敏同志在离休之后撰写并发表于国内文史权威刊物《纵横》、《文史精华》和《炎黄春秋》等杂志上的文章。据我所知，纪敏同志之所以能在文史委主任任内，主编出版了几本颇受读者重视的“三亲”史料(其中，《震撼世界的奇迹》一书，还被日本“中归联”译成日文，易名《觉醒》，在日本国内出版发行)；在离休之后，又是在花甲、古稀之年，还能够继续坚持研究，并能写成这许多研究性文稿，除了市政协几位前任老主席对文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以及纪敏同志本人肯于刻苦钻研，还有各级领导的热情鼓励与帮助，与全国各地的多位革命前辈、亲历者与知情人士的鼎力相助。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纪敏同志当年曾经是新华社记者，记者生涯，让他学会运用新华社记者特有的“宽视角”观察事物，做到立足于抚顺，而能够看到全中国，想到全世界。1995年6月，纪敏同志在编著出版《释放日本、伪满、伪蒙、蒋战犯前后内幕》一书时，他曾在这部专著的“卷首絮语”中做了回忆和记述：

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指1960年)，我在新华社辽宁分社当记者时，曾跟随分社副社长甄为民同志去北京总社实习，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和国内部的主要编辑李峰同志，都曾对我们说过：“要想做一个好的新华社记者，首要的是要学会用‘天安门角度’看事物，要学会想党中央所想，知党中央所为。”这是在我记者生涯中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至理名言。今天当我试着写这部历史专著的时候，仍感到离不开新华社前辈们的谆谆教诲。我想，要记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教育改造国际战犯和国内战犯的经历时，是离不开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顺序和背景的。但倘若不是用宽视角观察事物，新中国教育改造日伪战争罪犯的业绩就无从谈起。况且，也无法让读者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怎样破天荒地为人类作出特殊贡献的。同样，离开了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大气候，也无法弄清蒋介石战争罪犯集团产生的缘由，以及中央为何由最初拟审理国民党战争罪犯，而改变为先期审理日本战争罪犯，并在教育改造日本、伪满、伪蒙疆、蒋介石战犯集团工作中，又是怎样互为启迪、探索，乃至逐步积累了一整套正确、先进、独特、成功地改造战争罪犯工作的经验，创造了教育改造与审判国际战争罪犯，以及教育改造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的光辉范例的。

人云：成就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与人和，即所谓主、客观条件。我至今仍甚感欣慰的是，党组织和人民政协在我离休前的最后工作阶段，把我安置在辽宁省抚顺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这一重要岗位上，由此，我才得以参与挖掘、整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中那些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此可谓之“天时”。恰好，以改造日、满、蒋战犯而闻名于世界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在我生活所在地，此又谓之“地利”。期间，我们又能得到众多革命老前辈、亲历者和知情人士的鼎力相助，和抚顺市政协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与关怀，又加上各家出版社的多方支持，才使我和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主任徐桂英同志能在短短三年期间，共同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所说的“人和”之力了。

为了让读者便于研究政协出版的一些史料专辑，也为了大家能更加熟识抚顺这块沃土，我还想借此机会，再重新审视一下抚顺的历史定位，并略作说明。可以说，抚顺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昔日新中国的“煤都”，国家的一座老工业基地，有过辉煌的昔日。今天，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抚顺已步人“全面提速发展”的快车道，而今，抚顺在世人面前已不再陌生。但是，抚顺地名的由来，以及因新中国成功改造战争罪犯而获得的许多美誉未必尽人皆知。

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了中原之后，为了防范关外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进犯，下令在辽东各要塞修建18座边城。抚顺城就是其中的一座。明太祖朱元璋为这座城池颁旨称“抚绥边疆，顺导夷民”，“抚顺”因此而得名。众所周知，抚顺还是大清王朝的“肇兴”、“启运”、“发祥”之地。

……

抚顺还是将中国最后一位封建帝王教育改造成人民公仆的摇篮。或许人们已经注意到，溥仪是中央释放所有前战犯中唯一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的人。而且，还是设家宴款待的。毛泽东如此尊重溥仪，不仅仅是因为溥仪是在抚顺，经过10年“脱胎换骨”般改造而走出来的新人。也不完全像毛泽东对应邀前来作陪的四位湖南乡亲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所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还是周恩来总理将有关政策分寸讲得清楚。1960年12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刚获释回京的溥杰，并当着溥仪和溥杰的面，谈道：政府现在对溥仪先生是按照清朝后裔来处理的，并不是按照“满洲国皇帝”来处理的。你们知道，这两者的利害是很不同的。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尊重历史，也包括尊重清王室的正统历史。

当年，溥仪在抚顺改造期间，在其与自己的前半生彻底决裂之后，自1957年开始，至1958年完成草稿，由溥仪口述，溥杰执笔，伪外交大臣阮振铎帮忙回忆，并由管教人员四处查找档案、资料，溥仪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终于写成足有40多万字的自传体的认罪悔罪材料《我的前半生》。1959年12月，溥仪获释后，周总理查看了这部“悔罪书”，建议溥仪重新改写，便于公开出版。为此，北京群众出版社派出专人帮助溥仪改写的《我的前半生》历史著作，果然被国际社会公认是一部“奇书”。自1964年正式出版以后，即被译成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又一版再版的在国内外畅销发行。溥仪在书后还写了这样一段话：“人，这是我在启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读懂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这一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当年溥仪读懂做“人”的地方，并能从封建帝王转变成为普通公民，促使自己在后半生能为国家民族做了许多有益事情的起点，就在50年前的抚顺。

回首凝望，从60年前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整整一个“甲子”。当年新中国，在外部受国际反华势力层层封锁和包围，国内又面临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尚且能创造改造战争罪犯的“人间奇迹”，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在国家综合国力已有很大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有很大提高，亿万人民又正在走向富裕道路的新时期，必将会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为在国际社会推动和建设“和谐世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为此，我们很愿意，围绕新中国能将所收押的国际与国内战争罪犯，全部改造成能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做贡献的人这一主题，继续就这一“人间奇迹”产生的国内与国际时代背景、历史贡献，及其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巨大而良好的影响等广泛议题，进行更加广泛、深人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种深入研讨与广泛交流，还会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来。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海内外众多知情人士和有关专家、学者，能够给予重视和支持。这仅是我们的计划和设想，但愿我们的这种愿望和设想，会逐步变成现实。这也是我愿为《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一书作序文，最想表达的一种期待和心情。

是为序。

张敏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