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光荣史
西方国家并不太关注世界历史上曾有过的经济结构和组织方式。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便已达到了古罗马帝国的发达程度，实际上，写下200年辉煌篇章的中国汉朝甚至比耶稣诞生的历史还早，也可以说，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我们都听说过中世纪的人类生活、王室的世袭继承、十字军东征、黑死病肆虐欧洲、1683年的“维也纳围攻战”以及其他历史事件，但对它们发生时的地缘政治背景却知之甚少。几乎没有几个人会去关注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文明的发展史。至于西方世界如何走到今天，不过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事情，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始，经历16世纪葡萄牙的兴盛，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大英帝国，历史便一帆风顺地进入到工业革命以及欧洲列强的独霸世界。
但这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版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几个世纪以来，构成欧洲的国家不过是一些令史学家兴趣盎然、但却长期陷于战乱的社会，他们对于那段历史而言几乎无足轻重，完全游离于一个相互关联的多极化全球体系的边缘。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明朝(1368—1644)、波斯帝国(萨菲王朝，1500—1722)、印度(蒙兀儿王朝，1526—1850)和奥斯曼帝国(1299—1922)远比欧洲更为强大和重要。
相比于这些地域辽阔、由至尊无上的君主或宗教领袖统一起来的文明社会，欧洲则深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在欧洲大陆，北面、西面和南面是无边的冰原和水域，东面则易受到攻击，再加上大陆内部的水系和山川，使得欧洲国家在地理分布上显得支离破碎，或者说，欧洲大陆本身就是一块被群雄所割据的领地。
亚洲及欧洲的人口特征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经济发展历程，因为人口增长通常都伴随着更高的产量和更大规模的军队。据估计，公元1000年，欧洲人口约为4000万，相比之下，亚洲的人口则达到1.7亿，相当于全球人口总数的605％。到公元1750年，欧洲人口达到1.4亿，而亚洲人口则增长到6亿，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68％。显然，亚洲的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欧洲。
据安格斯·麦迪逊估计，在公元1700年之前的600年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GDP总和约为全球总GDP的一半，相当于欧洲大陆的两倍。到1820年，两个国家的经济产出规模仍相当于欧洲的1.5倍。尽管较高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率导致亚洲具有较高的总产出水平，但是按人均产出考虑，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在15世纪甚至更早，便已开始落后于欧洲。
18世纪的英国著名学者马尔萨斯(T.R.Malthus)曾指出，过快的人口增长具有自我校正和自我调整作用，因为在人口增长率超过食品增长率时，饥荒和战争就会接踵而来。但是，假如他的判断准确无误，那么，中国和印度根本就无力支撑同时期高达4倍的人口膨胀及近3倍的人均产量增长。即使我们怀疑这些久远的历史数据，但农业、贸易、工业、城市化及文化的持续发展足以说明，中国绝对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可是到了19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经历漫长的动荡与衰落。1900年，中国的GDP仅占全球GDP的13％。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也于1921年成立。尽管共产党与国民党最初曾有过合作，但最终还是成为水火不相容的冤家，国民党于1928年占领北京，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二战期间，双方一致对外，共同致力于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后，双方便立即陷入内战。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在世界人口中占有的比例减少至5％。这一比例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逐渐上升。
既然亚洲能在若干世纪保持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那么，它为什么会由盛而衰，并从相对衰落发展为绝对衰落呢？改变欧洲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起步于英国北部兰开夏郡的一个无名小镇科尔布鲁克代尔(Coalbrookdale)，而不是中国人口最密集、最有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写成几本书，众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者也曾为此展开过激烈的争论，酝酿出了无数复杂深奥的理论。在这里，我只能以极其概括的方式描绘这个全球力量中心由东向西的迁徙过程。但这个求证答案的过程，同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今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之路。
地理、生态环境与战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对于当今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美国的金融危机而言，它们无法说明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人口、技术以及司法等制度因素在推动政治经济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依旧强大无比。
亚洲巨龙为何丧失经济优势？
西方世界经常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地域辽阔但却思维保守、经济技术极端落后的国家，但历史的实践却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至少无法始终支持这个观点。根据安格斯·麦迪逊教授的统计数据，在公元后的1000年里，亚洲始终占据全球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而中国的经济更是世界经济的绝对重心。
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即已实现了欧洲人在很久之后才得以感受到的发展与进步，譬如耕种与农具的使用、农作物的换季播种、新型稻米的种植、铁器、食盐和纺织品的制造以及水利驱动的装备。中国很早就建立起私人所有权制、基础性的产权(尽管只针对贵族)、生产性农业和对外贸易。很久之前，商队开始沿“丝绸之路”把中国的香料、丝绸和棉花运到国外，并把国外的新型农产品以及通过贸易交换得到的白银带回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陶瓷、丝绸、锌和白铜(用于铸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并在棉花、丝绸纺织品、黄金、铜和茶叶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到了明朝(1368—1644)，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儒家官僚经营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水路运输体系。公元11世纪，中国发明了活版印刷技术，直到400年之后，德国人古腾堡(Gutenberg)才把这项技术介绍给欧洲人。中国不仅拥有丰富的藏书，还拥有庞大的贸易体系和繁荣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国炼铁工业在当时的年产量已达到12.5万吨(远远超过英国在“工业革命”初期阶段的产量)，其军队人数更是达到上百万。
中国人发明了以磁铁为主要材料的指南针，并能够建造大型舰船。1420年，明朝的海军已拥有1350艘军船，400门可移动的要塞炮以及250艘可进行远洋航行的船只。除了武器、火药、印刷术和船只之外，中国在冶金和运输领域同样占据领先地位。由此可见，中国在文化、数学、工程、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曾拥有过的优势都是当时欧洲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也是整个世界在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P19-21
客观公正且颇具建设性。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他们认识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对非中国读者来说，本书则是他们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一部词典。
——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佘永定
本书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今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质上依旧保持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特征。假如马格努斯的观点没错，那么“金砖国家”的最终命运或许并不会如很多人设想得那般前途无量，而是会像碎石块一样颓然掉落。
——《货币崛起》作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尼艾尔·弗格森
本书以冷静缜密的分析，深入浅出的描述和妙趣横生的语言，为投资者认识当下世界提供了一种价值连城并切实可行的工具。
——《金融时报》美国版执行主编 吉莲·邰蒂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都是无比震撼的，它的影响更将延续若干年。早在2007年3月，我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自此之后，我就一直在为瑞银证券的客户及媒体从事该领域的调查和研究。尽管我很早就想写一本研究这场危机的书，但始终未能动笔，因为很多人曾建议我撰写一本另类危机的作品，以便研究一下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
对此，我首先需要感谢伦敦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的责任编辑艾伦·霍尔斯沃思(Ellen Hallsworth)，他不仅最早提出了这本书的创意，并且一直在给我提供建议，此外更对本书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润色，他的工作让这本书在构思和语言上增色不少。
本书的目的在于重新审视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中所作出的各种反应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前景。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把中国作为重点。但，由于在过去至少25年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全球经济体系正处于巨变之中，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前依旧盛行的教条式预测暂且放下，而从局部及全球的双重视角去认识新兴市场国家的优势和缺陷。在这方面，我有幸结识了几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并得以向他们讨教，他们的专长和知识弥补了我在这些领域的不足。
在这里，我想对瑞银证券的以下几位同行表示谢意：前全球主管关系部主管特里·基利(Teny Keeley)，目前，他已离开瑞银证券寻找新的挑战；新兴市场经济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作为一个成果显赫、思维敏捷的人，他的观点给我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首席全球经济学家保罗·多诺万(Paul Donovan)，他在经济研究和传统经济理论方面的观点经常会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外汇策略分析师吉奥弗里·于(Geoffrey Yu)，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活跃思维和丰富知识足以让很多老手自叹弗如。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瑞银公共投资研究部主管朱莉·赫德森(Julie Hudson)，我在气候变化对新兴市场带来的影响及其对策方面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于她的成果。她在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令人赞叹。
我还想感谢全球研究部主管马克·斯坦纳特(Mark Steinert)和该部首席经济学家拉里·哈思韦(Larry Hatheway)，他们曾为我的前一本书提供了大量素材，而且他们的观点同样也是本书的精华。尽管瑞银始终审慎对待他们的研究成果，但还是允许我把他们为客户提供的研究成果结合到我的个人研究成果中来。
两位新兴市场领域的学术泰斗审阅了我的作品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针对中国、亚洲以及整个新兴市场提出的观点令本书蓬荜生辉，他们分别是前英国《金融时报》亚洲专栏首席作家、现欧洲国际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前瑞银香港公司同行、香港DSG亚洲咨询公司cEO西蒙·奥格斯(Simon Ogus)。他们不仅在理论框架上对我启发颇深，他们的经验也同样让我受益无穷。
我在本书中反复提及的观点之一就是：在长期内，制度因素的质量要胜过GDP或者各种周期性现象，因此，我要特别感谢伦敦戈氏律师事务所的埃德·戈特斯曼(Ed Gottesnlann)和年利达律师事务所的戴维·埃雷拉(David Ereira)。这两位智慧超群的律师不仅让我对政治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了系统的认识，更在无意之间促使我开始思考律师和经济学家在矫正世界发展道路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感谢所有帮助形成认识和深化本书内容的同行及友人的同时，我必须指出，我本人为本书出现的全部错误和疏忽承担责任。
作家总是固执己见地认为，如果没有爱人相伴，这个团队就绝对说不上是完整的，尽管他们只是这个松散型团队的一个部分，但这样的偏好应该不算错。对我来说，我的妻子莱斯莉(Lesley)不仅要忍耐我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和电脑一起厮守相伴，还不得不忍受我因为那段时间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经济事件而经常发作的坏脾气。由于我过分专注于本书，以至于我对家庭事务几乎完全置之不理。但她依旧毫无怨言、认真细致地阅读我的书稿，给我提出问题，充当我的替罪羊，毋庸置疑，她不仅是我的爱人，更是我赖以生活的坚实后盾和最亲密无间的伴侣。
2001年，随着高盛首次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进入公共视野。其后几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及巴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迅速崛起：2000年，这四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只占据全球的8％左右，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已经增至17％左右。时至如今，这一增长奇迹仍未停止，“金砖国家”也加入了新的成员。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概念已和“全球化”一样，变成了全球知名媒体与搜索引擎的热门词汇。
2011年，瑞银投资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出版的新作《谁搅动了世界》无疑是这股媒体报道浪潮中最为权威的声音之一。在这本书中，他详细而周密地阐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现状，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大量诚挚而中肯的建议。当然，由于媒体报道与观察立场所持的差异，作者在引用涉及中国的素材时所下的某些结论尚待商榷。
例如，作者对人民币的汇率机制过于保守进行了批评，认为低汇率制将导致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失衡。这种说法不但罔顾了中国的特殊金融现状，也忽视了中国政府对其汇率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的努力。事实上，在本书出版后不久，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便提出：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最近，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参加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对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作出的努力所持的肯定态度即是明证。
此外，作者还批评了中国的经济政策，认为其对内过于偏重对重工业的投资会导致能源的过度浪费与环境问题，而对外则过分强调出口，这使得支持出口行业的利润及就业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这显然是作者未考虑到中国现处的发展阶段所致。作为一个面临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核心由重工业向其他领域过渡本是常态。而且，经济改革非一日之功，需要充分而宽裕的时间，要求中国迅速完成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的转型显然不切实际。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并扩大内需。“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也对加快完善与改革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过快的经济增长所引发的关注度显然会成倍放大被关注者身上的优势与不足。这在中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在全球金融市场扮演关键地位的中国来说，下一个十年依然充满着机遇与挑战，而改革与完善也将是恒久不变的主题。相信在不久的未来，cc中国模式”会获得世界更多的认同。处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的东方巨龙也必将对世界经济发挥更多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2012年3月
2022，中国能否位居世界第一？
金融危机、债务赤字、高福利开支，美国、欧洲疲软态势尽显。新兴市场强势崛起，中国能否迎头赶上，取而代之？崛起途中，荆棘密布。经济失衡、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气候变化……中国如何应对挑战？
“衰落美国”VS“新兴中国”，大国PK战到底谁能胜出？
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场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
在这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开始了奇迹般的崛起之旅。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后，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的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却持续上涨，投资者显然正被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劲增长前景所吸引。
作为定期为《金融时报》撰写专栏的经济学家，瑞银投资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于2011年出版的新作《谁搅动了世界(未来10年世界经济格局大派位)》为我们彻底解剖了一次新兴市场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并特别解读了围绕在中国周围的诸多疑问。作者告诉我们，未来10年，面对经济失衡、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难题，“中国模式”靠什么才能走得更远。
高盛的预言似乎正在现实。面对遭遇经济困境的美国与西方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到底将重新塑造整个世界，抑或只是让世界轻轻一震而已？翻开这本《谁搅动了世界(未来10年世界经济格局大派位)》，你将找到答案。
★欧洲历史上的繁荣足抢来的吗？今日的欧债危机是否事出有因？
★新兴市场国家的世纪是否已经到米？“中国模式”神话还会继续吗？
★经济失衡，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气候变化，中国如何应对灾难引爆点？技术创新，中国到底缺哪环？
这本《谁搅动了世界(未来10年世界经济格局大派位)》由乔治·马格努斯著，刘寅龙译，破解新兴市场崛起迷雾，详陈诸国经济运程百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