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军统老兵》所集为作者方军在浙江江山采访到的17位幸存抗战老兵,他们中有戴笠的机要参谋,有毛人凤的随身卫兵。所有17位老兵均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全程参与抗日战争,而战后的人生经历,却各自不同,有的在抗战胜利后即脱离部队,有的在抗战中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本书中有老兵们的口述实录,也有作者以报告文学形式对抗日战争及老兵们身份背景的陈述。这批老兵因为与军统局有关系,所以多少带上了些神秘色彩。比如军统译电员王庆莲,她是破译了“珍珠港事件”密电的姜毅英少将的直接下属;郑培雄,枪毙韩复榘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亲历整个过程。作者方军在整理老兵们的口述文件时,将一些历史背景穿插其中,让读者阅读起来更容易理解。
他们是国民党老兵,是军统局工作人员。他们的身份曾经让身边的人感到不安,却鲜有人知他们的抗日经历。他们与这个世界渐行渐远,在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刻,有人记录下他们最后的声音。
现在,翻开《最后的军统老兵》一书,让我们倾听,了解一段历史,一些故事。
《最后的军统老兵》由方军编著。
起义回乡
(以下文字为方军采访资料整理)
我16岁参加抗日战争。开始还是害怕,后来,就不怕了。因为我明白一件事:我不要日本鬼子的命,日本鬼子就要我们的命。我参加过很多次战斗,枪林弹雨的,害怕,根本没有用。1941年的一次战斗,我身边的战友多数都牺牲了。
我管戴笠叫“十公爷”。我在他身边主要是处理每日的来往信件、公函。戴笠不吸烟,酒量很好。有一次,戴笠走上二楼,看见我们在吸烟,就说:“你们有钱可以寄回家去,可以买衣服穿。不要吸烟浪费。”
1946年以后,我被派到“剿匪”华北总司令部技术总队大同大队,后任军北站站长,归傅作义指挥。北平起义后,没人管我们,在张家口公安处开证明,返回老家江山。随着解放,我感到曾经是国民党军人的历史不光彩,就远离家乡,到福建去打工。想的是:时间一长,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在那里还要登记。有个浙江江山的同胞把我揭发了,说我在军统干过。工程处保卫科的干部说:“你好好交代,我们绝对不秋后算账。”后来,他还在大会上表彰: “戴以谦交代清楚,不作追究。你们要向他学习,不要隐瞒。”
1958年,工程处的干部和公安局警察一起来了,给我戴上手铐。他们押送我到杭州市公安局,经过金华公安局管理所的审问,再押送至江山公安局看守所。
我的罪行,是“伪军官、现行反革命”,判了五年徒刑。
宣判时,红旗猎猎,吼声震天,步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法官一拍桌子,大声问:“你上不上诉?”我说:“不上诉。我有罪,应该判五年。谢谢政府判决。”
事后,法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态度是对的。你如果说:‘我不服!我要上诉!’的话,当时,那就改判12年徒刑。原因很简单:你是国民党军统局的,还是上尉军官。而且,还是戴笠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机要参谋!那还了得!你说对不对?”
我听了,吓出一身冷汗来。幸亏当时认罪态度好!唉,人生就是这样难以捉摸。
后来,在江山采石场开采石头。因为我在军统局时学习过爆破,就是用炸药破坏侵华日军的铁路、公路、桥梁、仓库、机场。在采石场,这些技术都使用上了。
说是“判处伪军官、现行反革命徒刑五年”,其实,一进去,就没有日子了。
我进去以后,就有人找我老婆谈话:“要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我老婆无奈,就和我离婚了。从1958年到1963年,我老婆非常困难。她常常领着我的孩子沿街乞讨。
1966年,我在金华监狱服刑。当时,老婆已经改嫁了,她还带着孩子到监狱来看我。主要是问我:“看这孩子该怎么办?没有的吃,看瘦的……”
1970年,我从监狱回家了。还是“戴帽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坏分子。我16岁就参加抗日战争了。可是解放后,房子被土改了,我没有房子住,只能租房子住。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我天天扫大街,见人就弯腰,大气不敢出,也不敢对人笑。
有一次,几个学生过来就踹我屁股一脚,说:“笑什么!你!反革命!呸!”
老婆改嫁后,我一直怕连累别人,所以一直单身。
我大哥在抗日战争中是国军上校,坐牢。二哥是国军少校,坐牢,1962年死于狱中。
我四哥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了,那时叫“光荣”了。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形容。
我在监狱服刑期间,我的父亲在1962年病死了。乡亲们都说是饿的
现在的生活好多了。我现在每个月有130元零用钱,浙江全省的孤寡老人都有。我看病的话,可以报销80%的费用。现在的生活,已经比抗日战争时期好多了。我很满足。
采访快结束了,我问戴老:我写您,用《戴以谦:抗战时期戴笠的机要参谋》这样的题目是否可以?戴老说:“恰如其分。我同意。有人用‘秘书’这个词,娘们儿兮兮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是国军的上尉军官,我是戴笠的‘机要参谋’。”
P8-11
“军统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成立于1938年,早期的领导人为戴笠,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坠亡,由毛人凤继任。1950年。军统局解散。军统局是民国时期的情报机关之一。后来,我们常常将服务于“军统局”的情报人员叫做“军统”或“军统特务”,言语间就带有贬义,甚至令人感到阴森森,不寒而栗。
实际上,军统局是国军军队的一个分支,有军官、有士兵,他们有军衔、有武器。在抗日战争中,军统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同侵华日军血战过,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侵华日军把国军中的军统组织、中统组织,都视为仇敌。
2012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7年,《最后的军统老兵》在2012年初,就已经在采访、写作中了。您看,我用《最后的军统老兵》这个书名,在不经意问,似乎对“军统”也有了些许的认同感。尽管这与我们通常的“军统特务”印象相悖。但我还是坚持用了这样一个听起来更为亲切,也更让我们有认同感的词,因为他们曾经在各个岗位、通过各种手段杀过日本鬼子和汉奸!他们暗杀张啸林、唐绍仪、殷汝耕、季云卿、汪精卫、周佛海等,尽管有的并未成功,但对打击日寇和震慑汉奸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1991年到199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了22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1998年至今,有12名侵华日军老鬼子到北京找我联系谢罪事宜。从1991年至今,已经过去了21年了,但是,侵华日军老兵给我写来的信件还有一百多封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里。在21年的漫长时间里,我和侵华日军老兵进行过广泛的交谈。其中就有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看抗日战争中的中统、军统系统?”有多位侵华日军老鬼子知道中国政府军的特务组织是军统,他们说:“中国政府军中的军统局也好,中统局也好,都曾经是我们日本军队的死敌!”
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中牺牲者达1.8万人以上,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新中国成立63年来,写“军统”的书已经出版百余种,但是,具体到“兵”的,则一部也没有。我的原意,是把“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军统组织、同侵华日军血肉相拼”过的人,统称为“军统老兵”。那些从血雨腥风的战斗中活着走出来的老兵,我想记录下他们的人生经历,不仅仅是他们所经历的战争,还有他们的生活经历。
实际上,这本书里所采访到的老兵并不全是军统老兵,但他们都来自浙江江山,几乎都是黄埔毕业生,都参加了抗日战争,只是服务的部队不同而已。
浙江是抗战大省,现在却呈现“三多一少一无”的现象。三多是指淞沪抗战后,参加抗战的人多、中央军的多、上黄埔军校的多。一少是说宣传得太少。一无,就是浙江全省无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
承蒙浙江江山的王俊先生多次邀请和帮助,我得以到浙江采访,并顺利与这些将近百岁的老兵交流。经过一年的时间,这些耄耋老人,已经有人相继离世。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终将会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一年中,我和浙江省“关爱抗战老兵”组织的志愿者们一起,为这些老兵留下了口述实录,也为浙江省的抗战历史增添了一些资料。
是为序。
方军
2012.11.6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抗战将士有380万人牺牲。其中,国军牺牲人数有321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抗战中牺牲、负伤人数有50多万人。国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有22次大战役,每一次消灭日寇都在1万人以上,而国军牺牲、负伤的人数则远远超过毙敌人数。另外,国军抗战将士的直系亲属、旁系亲属。牵扯到3000万人。
所以,善待国军抗战将士及其亲属,就是善待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这一点不容忽视。
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在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尽快实现“国家荣誉统一化”,应该给国军抗战将士补发抗战胜利纪念章,意思就是让那些曾经为国家而战的老兵们感受到来自国家的褒奖。这是给一批人的荣誉,也是给一代人的荣誉,是国家荣誉。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他们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国军抗战将士,来华谢罪的侵华日军老鬼子、东北抗联、劳工、慰安妇、飞虎队、远征军等。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每一天,都有抗战老兵离开这个世界。有的老兵,甚至是你前一天刚刚采访他,后一天,他就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根据我的统计,现在,国军抗战将士仍健在的,全国已经不足2000人了。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再过3年,就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那时,国军抗战将士将随着自然的规律消失殆尽。我们不该让他们带着遗憾离开。
我的父亲是八路军,他上过抗日军政大学。解放后,他参与出版红色系列丛书《红旗飘飘》。解放军出版社曾经出版红色系列丛书《星火燎原》。到现在为止,我采访了很多国军抗战将士,我认为,我是在填补历史的空白,完成我的父辈没有完成的工作。
本书的名字叫《最后的军统老兵》,说的是浙江江山幸存的国军抗战将士。而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已经有几位老兵悄然谢世。
这是他们留下的最后的故事。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