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学者、作家、主编古耜在本书中，将以散文的形式，严肃、客观地探讨清代历史，有说历史事件的，也有介绍著名人物的，具体内容包括有：雍正一书构思始末，女人慈禧，秦淮河畔的隐士，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辛亥年的枪声等。

这是本文化散文集。主要以进入了清朝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包括：雍正一书构思始末，女人慈禧，秦淮河畔的隐士，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辛亥年的枪声等。并侧重于理性思考、分析和描述。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本书所收之文章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雍正一书构思始末

一个王朝的背影

女人慈禧

古藤书屋

秦淮河畔的隐士

圣叹之叹

书味在胸有的随园庄主——袁枚

说板桥

人生从六十一岁开始——我看郑燮

梦醒时分

谁念西风独自凉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深深的车辙

大渡河钟声

刘永福：壮哉三宣堂

如汝须眉巾帼

辛亥年的枪声

崩霆琴

张謇的光帜

走近胡林翼——箴言书院纪行

他这一辈子——李鸿章

铁路与政争——以李鸿章修铁路为例

清流张佩纶

清官的吃

剃发，蓄辫，剪辫于关于辫子的历史

僧衣葬我

重读纪晓岚

曾国藩与《忮求诗》

晚清政坛上的——对杰出师生

百年一瞬——翁同稣与光绪

两颗文星的命——下关于王士稹与蒲松龄

海魂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关于皇帝的认识

和很多人类似，我的原始历史知识是从看戏中获取的。我原本以为皇帝是这样当：每天上朝一次，出来个太监。手执拂尘一挥，说“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如果有事，就出戏了；没事，皇帝就会回宫，去享受他的钟鸣鼎食、歌袖舞扇和佳丽三千……倘这日子也过腻了，就带上什么阿猫阿狗太监近臣，去“游春”或“巡幸”，彻底地放松快乐一下。或有艳遇、或成全破坏旁人的艳遇，获取一下彻底的心理满足……国库是他的他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天下也是他的，想怎样玩就怎样玩，任何人都限制不到他的自由，而他能左右任何人的命运。

皇帝的本身是不是这样？我是在读了许多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贞观政要才明白了。除了极个别的，如白痴刘禅、晋惠帝、明正德之流，是如上的行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绝大多数——平庸或杰出，一般化或有成就，有毛病是另一概念，我们不去说他——是政治家。他们和我们现实社会中的领导一样，要开会、视察、处理公务、批阅文件、排解纠纷矛盾，吃喝拉撒睡一样不少，也多不出什么。即使花钱，也是有制度的。即使睡女人，也是有规矩的。清代宗室子弟早晨五点钟便得到毓庆宫或宗学去读书，读书也是有工资的，工资也是受限制的——他们读完早课，辛劳的大臣们还没有上班呢！说皇帝最自私，这一条是我读书心得，和教科书教我们的可以“认同”，说皇帝都是吃喝玩乐、胡天胡地、不顾一切的个人享乐，实在是“戏”误导了我们的感觉。

台湾一家报纸，有次电话来访我，问我读到有个人写的关于我们一位伟人的传记吗，怎样看这个事，我说：“我们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认为他在胡说八道。有些事，即便有又如何？一个政治家，判断他优劣的标准，难道是看他有几个红颜知己或是情人？你们台湾人就这个判断人的尺子？美国人没看克林顿是坏人吧？”

那么，二月河的“标准”是什么呢？

A、看此人在位时，对发展当时的生产力，改善当时人民生活作出没作出贡献；

B、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无成就；

C、对文化事业上的发展与兴旺有无建树。

我就是这么三条，无论对孔孟，对陈胜、吴广，对司马迁、李白，对黄道婆、蔡伦、郑和、秦桧、严嵩……对唐太宗，对康熙、雍正——都一样。这个标准对不对，当然也要实践去检验，但是我的真实认识。这种认识需要一点胆量。这个胆量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前”是不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界定了真理的标准，取消了已经形成的中国新贱民阶层。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讲理、情，人情天理放在一处。即是天道之所存。

历史是一种演进过程，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无例外地存在于这个过程中。后世的人们将来怎样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不知道。就我目前的识与见，如果说某一个会议能够救中国，那就是这次。——这样，关于皇帝的正面戏也才有可能去创作。因为，按照我自定的这么三条标准，正是当时当事人的社会实践，尘封了几百年，已经成了历史的积淀，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与了解，历史是一面镜子，照照是有点益处的吧！

王蒙说要“扫皇”，不知二月河的书在不在被扫之列。我想如果扫的有我，是我自招的，我情愿人来扫。——我的“三条”是我自定的标准，对与错我也不认为谁能人为地规定就可界定，因为这三条也要社会实践才能考定。

前几年有人拉倒了树在承德的康熙铜像，理由极简单，说是一个封建帝王，岂能在社会主义的城市中耀武扬威？我在这里大胆预言一句：康熙的铜像早晚还会再竖起来。因为他本人对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不能磨灭。就像物理学不能回避牛顿、伽利略一样。谈到华夏民族的团结，广阔的版图，我们回避不了康熙。

为什么有这个预言？因为做这个事的市长不讲理，我们从小上学，读教科书、读文学书、连环画、看戏、看电影，接受的是这样一个公式，地主=阴险、狡诈、虚伪、无耻、贪婪、凶恶、蛮横、刁顽……所有能使人妖魔化的语言都合适。我们对资本家，尤其民族资本家，有时还有点口下留情，笔下超生的言语，对地主，这是——围棋的话叫“定式”。

P2-3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古耜

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

如众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如果以上划分大抵符合实际，那么，我们不妨执此来检视一下文化散文的概念以及对它的诘难，这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文化散文的命名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常见意义、特别是狭义上使用该词的。按照他们的理解，文化散文就是指散文中那些以进入了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并侧重于理性考察、分析和描述的作品。它们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因此，给散文作“文化”的限定，以突出和强调其某种特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而不同意文化散文的命名，并对此提出诘难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宽泛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散文更是无差别的文化载体，甚至直接就是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使用文化散文的概念是不严谨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应当承认，单就形式逻辑而言，以上两种观点或许都不能算错。只是一旦置之以创作实际，即可看出，前者折映着题材的嬗递与文体的变迁，即更多体现了一种艺术的敏感和精细，而后者则难免有些鲁莽灭裂，大而化之。因此，我情愿认同文化散文的命名。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

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古耜

近几年来，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开始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譬如，有的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内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也有的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空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中丢失了艺术的魅力。还有的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便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

应当承认，学术界和文学界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们比较及时、也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大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成功乃至辉煌之后，很快就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阐明了这些弊端和问题对文化大散文所造成的损耗与伤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界和文学界针对文化大散文所提出的全部批评，都只具有“末”的、“术”的性质，都只属于作家个体精神质地的欠缺和艺术经营的失误，而并不能说明文化大散文自身的无可救药，即它在文体上的先天不足，无法自立。因此，那种仅仅凭借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该文体的观点和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它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事实上，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晚近崛起的散文样式，其艺术旅程虽然尚短，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丰赡的审美意义却已经呈显出来。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它的优秀篇章如何以严肃而生动的言说，普及着广大读者的专业知识，提升着他们的文化修养；也姑不论它的精彩之作怎样以大胆的艺术尝试，丰富和拓展着散文文体的艺术表现力；即使单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审视，它的宏观追求与基本风格，就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如众所知，与中国现代小说更注重面向西方的横向移植相比，现代散文虽然也汲取异域营养，但就整体而言，是比较注重纵向借鉴和继承的，或者说是相对成功地将异域散文的营养，融入了民族审美传统之中的，这使得现代散文更切近国人的艺术心理和接受习惯，也更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精神与气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的。这个大背景所特有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氛围和激流勇进的精神吁求，决定了现代散文对古代散文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不可能是通常情况下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必然会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出实际上不乏“实用”和“功利”色彩的选择与追求。具体来说便是，现代散文家在向古代散文寻求资源时。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深恶痛绝，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宗经”“栽道”的秦汉唐宋散文；同时，又因为精神解放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而更多地选择了主张“独抒性灵”，并以此同西方散文的“表现自我”相拍合的晚明小品。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种片面的、不对称的资源选择反映到创作上，则表现为：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在具备了郁达夫所肯定的“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的“个性”的同时，却在无形中丢失了秦汉唐宋散文所每见的刚健遒劲、大气宏声。后来的解放区散文虽然格局渐大，但终究少了文化的支撑。显然，这是一种不应有得失两见。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扩散开去——今天的散文领域，小感觉、小情调的铺天盖地和大境界、大悲悯的日趋稀少，固然是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合谋的结果，但谁又能说它与现代散文过份强化“小我”的某种定势、某种惯性毫无关系呢？

关于这点，已有敏锐的作家和学者作了精辟的论述，譬如：贾平凹在北京大学首届中国散文论坛上指出：“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相比之下。余光中的见解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入。他在《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中写道：“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两千字以内的白话散文，也自有天地足以回旋，并非没有妙品。但一般小品文格局既小，语言又稀，只像画中的册页，终难追摹荆浩、范宽，又像西画的素描、水彩，毕竟不如油画那么沉重。五四的散文多为轻工业。重工业仍待我们发展。”

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我们再来看文化大散文，即可发现，正是它以扩大的胸襟、高蹈的姿态和雄奇的笔力，在千年之后，衔接和赓续着秦汉散文的汪洋恣肆，继承和发扬着唐宋散文的大气磅礴。这种跨越时空的努力，不仅为当代散文打通了历史血脉，而且大大有利于今日散文领域的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散文创作不断走向充实和高旷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善待文化大散文，而这种善待既体现为多创作优秀的文化大散文作品，当然也包括切实解决此一文体迄今存在的种种缺憾。

　　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