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艺术丛书》着眼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60年之后）世界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探索、实验和革新的精神，收录作品包括论著、评论、传记、访谈录等，分别展示美术、文学、电影、戏剧、音乐、建筑、摄影等各项领域中的实验成果，并呈现产生这一成果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本书是丛书之一，为安娜·莫西南用了十几年时间研究午夜出版社历史的成果，它让我们了解到午夜出版社在“书面文学”新小说之外的另一面：揭露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动用酷刑的“介入文学”。

年轻的法国学者西莫南用了十几年时间研究午夜出版社的历史，最终把握住了它的性格：以不顺从为己任。如果说午夜出版社半个世纪的出版经历集中了先锋文学的所有因素——遭受责难，被查禁，然后是至高的荣耀，那么，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被历史控制的”。西莫南的这份报告出乎意料地让我们了解到午夜出版社在“书面文学”新小说之外的另一面：揭露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动用酷刑的“介入文学”。两条看似无关的平行线在“121人声明”事件中交叉并合，使午夜出版社和新小说都具有了一种道德性。

安娜·西莫南

被历史控制的文学

——午夜出版社里的新小说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吴岳添译

清楚的请予刊登

吴岳添译

附录

埃米尔·昂利奥

新小说

——评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和娜塔丽·萨洛特的《向性》

吴岳添译

热罗姆·兰东

与贝克特的初次见面

段映虹译

热罗姆·兰东

《巴黎斯坦人》序

段映虹译

迪迪埃·埃里蓬

他说，背叛

杜莉译

编后记

政治颠覆的建立

如果说在午夜出版社，对于热罗姆·兰东和阿兰·罗伯一格里耶来说，新小说是一件共同的事情的话，那么阿尔及利亚战争就只属于出版社的总经理了：“兰东冒着极大的风险。我认为他会讨厌与那些观点并不与他完全一致的人分担这些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在战后去过阿尔及利亚，能够证实殖民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损害，所以在有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我与他是一致的，不过也许不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因为赞成卡尔蒂埃主义吧(42)。”当然会有一些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手稿送到罗伯一格里耶的办公桌上：他的保存在出版社档案室里的阅读卡片，表明他怀着与进行文学创作时同样的专注读过四十来本。不过这代表着他审稿工作的一个微小的部分一他从1955年到1960年编写了650张卡片。他分析的书籍中没有一本得到出版。从1959年4月开始，也就是出版社的政治介入正值高潮的时候，就不再有他在这方面编写的阅读卡片的痕迹了。然而罗伯一格里耶的即使是较少的介入，也提供了关于一些问题的情况。根据他的阅读卡片，可以对自发地寄到午夜出版社的文稿的性质形成一个概念：在统计的四十来部有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手稿中，大约有一半是小说，也就是属于“介入文学”的范围。出版商对这类作品一概拒绝——只有一个例外，让一路易·于尔斯特的<逃兵>，以莫里埃纳。的笔名出版了(1960年4月)(43)——这与出版社的方向是一致的。另一半是由“证据”构成的，或者不够新颖，或者由于政治倾向不同，未能收入<资料>丛书。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一部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文稿，通过邮局寄到午夜出版社是决不可能出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创造了新小说的神话一样，午夜出版社也发明了它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1958年2月18日，午夜出版社开始销售阿莱格的<问题>，内容是一个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党员，<共和主义的阿尔及尔>的前主编，在比亚尔所受的酷刑折磨。这部作品的出版过程从此以后已为人所知：被关押在洛迪集中营的阿莱格秘密地撰写了关于他受到“酷刑、非法监禁和死亡的威胁”的申诉，于1957年7月30日在<人道报>上发表(这一期<人道报>被查封)之后，这部没有书名的文稿送到了午夜出版社，是封好的三十来页打字稿。过了几天，阿莱格夫人在她的丈夫的律师马塔拉索先生的陪同下，带着自传的手稿来到午夜出版社，以证明文稿的真实性，并且建议采用<酷刑下的审讯>作书名。当时好几个出版商都拒绝了这部稿子(让一玛丽·多姆纳克，<快报>杂志的主编之一；勒内·朱利亚尔则暗示她送到午夜出版社来)，热罗姆·兰东却“赶紧”把它出版了(44)。

P26-27

出版这本小书的想法最早要推到1992年。当时，丛书刚刚设立，我为了出版罗伯一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开始与热罗姆·兰东先生商谈版权。与此同时，我也正在编选<与实验艺术家的谈话>外国部分第一辑，除了罗伯-格里耶，我还想介绍一下新小说新一代作家的情况，手头却只有两份材料：一篇关于图森的书评和一篇<快报>对兰东的采访。兰东算不算一位“实验艺术家”呢?我很犹豫。不过，丛书的“出版说明”讲得很清楚，除了展示各个领域中的实验成果，还要探讨实验的发展过程(后来，索性还加上了一句：呈现产生这一成果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在这两点上，兰东的作用无疑都是很重要的。于是，这位出版商理所当然地作为文学界的一个代表，与罗伯一格里耶、杜拉斯、图森一起，成为了午夜的“实验选手”。然而，我一直没有向兰东提及此事，因为我还不完全了解他，他对于自己被人为地归类会持怎么样的态度呢?

我与兰东的关系随着版权合作的增多而日趋稳固，最令兰东感兴趣的是我将出版的重点放在他一手扶植的新一代作家身上，我们共同地感到一种新的局面正在展开。1997年，<浴室·先生·照相机>出版没多久，我就组织了好几篇对图森的评论文章，准备以内部的方式出版一本评论集，书名就叫做<午夜的闪光>(这是从一篇短评中借来的标题)。由于某种原因，这个集子未能如期印出，只有1000张事先印好的封面在无望地等待着机会。等待的日子并不很久。丛书的影响在扩大，我们的选题范围更宽了，在“背景”这层意义上，我首先想到了应该出版一本关于“实验”的文化策略的书。既然我如此钟情午夜，为何不直接出版一本关于它的书呢?就这样，<午夜的闪光>排在了全书的第17号。显然，并不存在这样一本“原著”，当时所能想到的编辑方式是把不同时期的评论和采访组织到一起，构成一个整齐的午夜作家阵容，通过它来反映午夜的光荣历史。造成我想象中的对中国出版的启发和冲击。

今年4月，我有幸在巴黎拜会了兰东先生。谈话当中，我提到了我的计划。兰东很快地感觉到，这本书将是对他的出版社和他本人的一种宣传。他婉转地向我解释，他希望外国出版社关注他推出的作品，而不是他本人。我回答他，这本书其实就是关于作家和作品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是从出版者的文化策略来俯瞰一种文学现象。兰东仍然放心不下，他只好同意看过我的详细计划后再说。

几个月后，我寄给了兰东我的计划书，其中我提到了我所需要的由午夜出版社提供的资料：一篇对他本人的访谈，一份会议记录，几封作家与他之间的来往书信，等等。我还告诉他，我已找到了一篇关于午夜出版社的调查报告：安娜·西莫南的<被历史控制的文学>。兰东的答复显得比我们见面时更加顾虑重重：首先，他不愿读者看到这本书是在他的操纵下进行的；其次，午夜出版社没有留存我所提到的那些记录材料；至于西莫南的调查报告(它发表在由布尔迪厄主编的一期杂志上)，兰东特别强调是在翻阅了午夜的所有档案之后才写成的。言下之意，他担心我是否有条件像西莫南一样做出一本有相同说服力的书。

我认真地考虑起兰东的意见来。既然材料的收集工作耗时耗力，为何不单独地出版西莫南的这份调查报告呢?<被历史控制的文学>，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题目，似乎比<午夜的闪光>更符合我们所要求的“背景”。而且，把新小说与一种介入态度结合起来，也能纠正一下我们对它的某些偏见。我很快地向兰东表明了我的新想法，并请求他让我与西莫南取得联系。在催问西莫南电话号码的当天，我收到了兰东寄来的一叠资料，用彩色纸作了很好的分类，除了西莫南的调查报告，还有就是我提到和未曾提到的一些短文，包括作为“反面教材”的昂里奥的<新小说>。兰东被我说服了，他终于同意把他的，同时也是他的出版社的传奇故事说给中国读者听。西莫南的报告并没有使用埃里蓬所发现的“背叛”，但是一些事实加上一种概括，兰东和他的出版社那种反抗者的形象就更加鲜明了，它更多地让我们把它与昔日的法兰西精神联系了起来。

当这些被迅速翻译出来的资料摆在我的眼前时，此刻的热罗姆·兰东已经不是我半年前在贝尔纳·帕里西街见到的那个瘦高个老头了。那一天的兰东彬彬有礼，甚至带几分拘谨，而且，或多或少透露出几分他自己所说的“吝啬”(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没有任何杂物，只有一份预先准备好的版税清单，兰东客气一番之后的问话便是：版税带来了吗?)。然而，在今天的这本小书中，兰东却果然是一位传闻中的斗士，他无时无刻不在介入。而且，对于正义和真理，他有他自己的认识。无论是勇敢地接纳那些被抛弃的作家，还是揭露发生在国内外的不公正事件，兰东都表现出一种正如他在贝克特身上所发现的优秀品质：“高贵与谦逊，睿智和善良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半个世纪以来，午夜出版社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品质在法国当代文化史上对世界怍出了它的贡献。因为这一点，我编了这本奇怪的小书。此时，我也愿意把那段称赞贝克特的后一句话接上来，用它来表达我对热罗姆·兰东的敬重：

我从来想象不到有一个如此真实、如此伟大、如此正直的人。

陈 侗

1998年11月1日子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