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子华，1931年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组织进步文学团体轨迹文艺社，历任《文学丛报》、《文学编辑》主编，复兴晚报社副社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云南省五华文理学院教授，北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秘书，北京政法学院讲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云南省文联名誉委员，云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他的子民们》收录了作者的文学作品，有《月琴》《沉重的脚步》《他的子民们》《浮尸》《朝天钉》等。

《他的子民们》马子华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马子华的9篇小说：《月琴》《沉重的脚步》《他的子民们》《浮尸》《朝天钉》《公母渡河》《丛莽中》《大后方》。其中《他的子民们》被茅盾认为是边疆文学的代表作；半个世纪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编选组织公开撰文说明他们的工作过程中，将《他的子民们》视为他们“惊喜的发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佳的中短篇小说之一。

月琴

沉重的脚

他的子民们

浮尸

朝天钉

公毋渡河

丛莽中

邮票

大后方

那是春意撩人的下午。

风像癫狂了般的迎面吹来。骑在马上的都几乎被吹翻。四面是长得很高的豆田，只要你一看到那豆叶儿被风吹皱的绿痕，那就像你置身于海洋里面般的心旷神怡，觉得自己在田野间是多么渺小。

为着如此的景色，我们怎么还觉到旅途中的疲倦呢？才过了长长的木桥，又是细柳千丝，频拂人首，桃花满岸，含笑向人，同路的伙伴们是已经走上我的前面去了。他们把纤弱的柳条拿来编成一个圆圈儿戴在头上，摘一两朵桃花在马上玩弄着。

一阵悠曼的山歌，不知是从谁的口里唱了出来？这时，我们是已经走进了山谷的峡道中去了，这歌声挑动了旅人易感的情怀，山谷回响的余音是那么动听。

刚爬到了山的最高处，一轮又大又红的夕阳已经在我们对面的山顶上歇息着了。满山的深绿的丛林，遍野淡红的迎春花和旅客们的脸，都被阳光渲染上淡淡的一层绯色。我们该对它爱慕，这最后的一忽，尚能令人在寂静中陶醉，陶醉在她红唇的轻吻当中。

山上，蜿蜒的歧路，斜靠着半旧的指路石碣，它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们，到浅渡镇仅有五里路了。大家都巴望着早些到那里，都想舒适的恢复一下整日风尘的劳顿。下了这座山，远远地便见有金色反光的一条江水，横在一个小村镇的前面。屋子头上的炊烟在微风中引挹着。这村的背面，便是靠着黛色的山冈，我们俯仰着，指点着，喜悦的微笑了，多美呀，这个江村。

“那江是叫什么名儿？”

“哈哈！金沙江你都不知道吗？”他笑着回答我，在眉目间带着多么傲慢的态度。

“哦！我还没有到过呢。”我点了点头。

在互相的谈笑里，马蹄嘚嘚的，我们已经到了山脚，走上了到浅渡镇的一条长长的道路，远远地便看见一排村外的栅栏，在这道路的终点。

鹧鸪声里，夕阳落尽，渐渐地黄昏的灰幔掩上了这临江的小楼，可正是中秋时节，月儿圆圆的不久便升上来了。从清明的微光中，你凭着窗子，便可以看见深黑的江水，听着金沙江澎湃地歌唱着夜的赞曲。

这店房的主人，很殷勤的把饭弄来给我们吃了以后，便送上一盏美孚灯来。我们围着那一张红漆的桌子在抽着香烟，谈着这一日的旅程。但是很多人却到村街上逛去了，这儿只余剩三个人。

不知是什么人在楼下弹着月琴，琤琮的节奏里，还杂着粗犷的男子的歌声，琴音里流泻出一缕缕销魂的凄咽，歌声中表现了山国情调。

“这月琴倒弹得好听的。”我对我的伙伴说。

“是呀，这正如白居易所形容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是不是？”他答。

这时，四十多岁的房主妇，正在替我们冲着茶，她的样儿是多么和蔼，但是看她心里像是埋藏着忧郁。额头上弯着展不开的几线皱纹，稍高的颧骨，撑着瘦削的脸皮，她还有一双纤细的手和缠过的脚。

“喂，老板娘，是谁在下面弹呀？”我向她问。

“还不是那些赶马人，我听着心就怪烦厌的。”她一面拭着桌子，一面冷淡地说。

“怎么，你说不好听吗？”我的伙伴奇异地看着她。

“不，我一向就恨月琴，一听见我心就酸。”她一边摇了几下蓬松的头一边说，在眼眶里流动着晶莹的泪液了。

“为什么呢？”

“我会想起我的女儿来……”

“你的女儿呢？”

“死了！”她的泪流下来，留在面颊上。

“病吗？”

“不是，就为了这月琴。”

“这就奇怪了，你的女儿怎么为了月琴，就会把命都送掉呢？”我惊异地问，“那么告诉我们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若果先生们耐烦，以后我讲就是。”

她没有再说下去，像含有多少难言之隐般的，垂下了眼皮，沉默着。她的背影终于消失在楼栏的转角，在楼上就只是三个人对着一罩孤灯。

我们茫茫然的，莫名其妙。

马锅头上楼来，在粉墙上映着他高大的影子，他手里玩弄一根牛皮鞭子。

“明天过江罢，先生？”他问。

“饷午好不好？”我问，“我们还想在这地头歇息些时的。”

“也行！”

“这儿坐一会吧。”我们央他坐在桌边的凳子上，大家喝着茶，屋子暂时的沉静下去。P2－4

有人，还是圈内的文化人，知道我们这个出版选题，诧异地问了起来：

“马子华还写过小说？”

此话应该怎么回答呢？马子华不仅写过小说，而且写诗在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同围绕文学期刊《现代》的同人，即当今所称的“《现代》派”之中坚施蛰存、叶灵凤、杜衡等相交甚好。施蛰存直到晚年还常常不胜感叹、不胜温馨地忆及他抗战逃难在昆明时，最值得怀念的是，常与他逛旧书店寻碑帖，晚上在小西门牛菜馆饮酒吃米线的马子华。《现代》当年流行得很火的日子，发表了他的《沉重的脚》等作品，现代书局一九三三年公开出版了他此生第一个集子《颠沛》，因为单独成册，称之“长篇小说”，其实才四万多字，照目前的规格，只算个小中篇。书中写到去上海寻出路找前途的来自昆明的一位知识青年，面对的残酷现实是：找不到工作，衣食无着，“颠沛”于十里洋场，以投江为其最后的归宿。小说在当时自然有它的现实意义，书中那位来自昆明的年轻人，肯定寄托了作者对许多到上海的同乡之乡情。可是，它的出版，并无预期的市场效果。第二年，即一九三四年，现代书局又继续推出发行他的新诗集《坍塌的古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就选有此中的《台城中》。这也是滇人写的新诗，首先在外得到肯定之作。一九三七年每月诗歌出版社还出过他的叙事长诗《骊山之夜》。也无人将他看作“诗人”，不论由于何种原因，最后都得尊重历史对他的选择。

一九三二年“福建事变”，即一月二十八日，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日本军队已向闸北驻地的中国军队进攻时，在接到勒令他们退出闸北的命令后，仍然奋起抗日，激战数日，打破日军“几个钟头占领上海”的狂妄梦想。十九路军也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官兵不满当局与侵略者签订屈辱的《淞沪协定》，却令他们去“剿”自己同胞，遂公开发动与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的事变。夏末，此时才人光华大学读书不久的马子华突遭逮捕。这当然是当局以白色恐怖壮其威风的需要。最多无非是他进校之后比较活跃，爱好文艺，与同学童天监（田间）、蒋弼、周德（周而复）、苏灵扬等来往密切，在外发表的作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还不是“左翼”的“普罗文学”，无非是自由知识人的自由主义……再审再查，也找不出什么证据。翌年春暮，其弟持父函到苏州，见谒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护国、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云南人李根源，向这位国民党元老求援。以他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庸之交，联名向上海警备司令吴铁城具保，夏初，马子华才出狱。

此时他开始写的《他的子民们》，自然是自己蒙冤狱中几个月的生活，让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感自己生存秩序中的主要矛盾所波动内心的情感。书跋中他说：“南中国，封建制度更深地表现于那特有的土地生产关系上。”它“所描述的一切故事的发展，除了人名、地名以外，想必虚构者少，而真确的事实倒很多；至少在主题方面始终都还顾及到……”土地问题，中国千百年许多社会问题之症结！如此人生体味的表述，是以其亲闻目睹的生活转化为书面文字，如叙家常般地娓娓道来，整个就是一个农民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作者对此不平的愤恨，却不外露，全以主人公坎坷半生的经历说话。历朝历代，执政的体制腐败，也是此种题材兴起的必然。在这之前，蒋光慈那些为弱者的挣扎和反抗所高声地呼号，曾在广大青年中掀起阵阵“蒋光慈热”，正是很现实的实例。不过，隔开一定的距离来看，此种呼号所在现场的鼓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具体作品中写作的草率、艺术的粗糙使其留下的一些遗憾，也是值得深思的。马子华这本《他的子民们》在这一点上（只是讲“这一点”，不涉及其他），与蒋光慈还是有别的。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春光书店出版，茅盾读到，在《文学》撰文，认为这位“边疆乡土文艺作者”的《他的子民们》是边疆文艺的代表作。半个世纪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一1937）编选组织公开撰文说明他们的工作过程时，将《他的子民们》视为他们“惊喜的发现”，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佳的中短篇小说之一，这也是我们研究云南现代文学所不容忘记的。

有茅盾这样的大家肯定，马子华往下走的路也就顺畅多了。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在新钟书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新钟创作丛刊·路线》，茅盾是在作者编稿时，将剪报一一过目，三月十日写信告诉他：“最成功的一篇，自然是《沉重的脚》了；这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中最好的一篇。老海虽则死了，然而他的‘使命’是部分地完成了的。这是悲剧的总局，然而是胜利的，是悲壮的！”“十篇中的第二类，我要把《火烧天》《月琴》《邻街》《绿玉酒杯》等四篇归为第二类的，这大都sketch式，被描写的人物不像第一类的人物似的，属于普通的大众的典型，而是特殊的人物，这在社会意义上是差……动，原稿扣留”。也许，这次从负面正说明它应有的价值。是时，在上海杂志公司的郑伯奇，这位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亦为“创造社”元老的文化人，出面请冯玉祥将军说情，始得发还。保存至今的原稿，同志们说，此次若不能收进此书，也许以后就无法再见它了。不仅为此，它展示抗战期间国统区“大后方”官场的贪污腐败、乌烟瘴气，还是有它的认识作用与警示性。它也像《他的子民们》，对黑暗的揭露，并没有其时讽刺时弊所流行的夸张手法，没有过分渲染的记述，倒感它是那种政治秩序的家常便饭，从旁静思，触目惊心。从小说要求人物的典型化，尚有不小距离，作为语言艺术，一时用昆明方言，如“前面”写作“前首”，一时又“这儿”“那儿”的，不太协调。但作家面对现实的批判，还是有他不与黑暗势力妥协的精神。直到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滇南散记》，也是很有思想艺术光彩的。其思想倾向，与革命的文艺战士有多远，可斟酌，也绝非反动派的帮凶帮闲之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卢汉宣布和平起义，马子华随帽戴红星的十二军从大理进昆明，见卢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二月二十日正式人城昆明，“云南省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正式改组挂牌为“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卢汉为主席，马子华即任卢汉私人秘书。以后随卢汉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国家体委，调重庆又北京，在朝内南小街小方胡同买了房子。除替首长拟部分文稿，更多的是随首长各地视察。生活和工作颇为适宜。十年动乱，自然少不了受些冲击，一九七三年退休，他要求退回昆明。写有《龙云、卢汉追记》，笔记小说《云南历史人物逸事》，应龙云在美国之子龙绳文所约，写了《龙云本记》在海外出版。一九八三年，马子华与他当时的妻子杨启瑞反目，染病住院时，积蓄、黄金全被卷走。人去房空，他十分感伤。二○○一年十一月，马子华去世已五年，重排新版《滇南散记》时，找到他最后的一位妻子高瞻，她比马子华小十五岁，还健康。住在五华山后，逼死坡侧的一条狭长高地之棚户区。十来平方的房里，一侧挂有一九八一年茅盾给他题书的一幅字。这是那个时期茅盾给许多故人旧交送去作纪念的那种字幅。实在不容易，起码是半个多世纪后，他还记得马子华。另一则挂有马子华写给高瞻的字，大意是说他与高瞻在一起，享受到此生最大的幸福，若是还有来生，他仍要与她结为夫妻。这，就不知是他醒悟之后的表白，还是一生于男女之事的讽刺，或是以此又在他表演的继续？

作为一位作家，即便他后来没有继续革命，不论是文人无行，或是今日对它另有要求。不论马子华是这个的或那个的，即便有个什么的，对于他当时那些有进步意义的作品，一部历史唯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无视它受“左翼”推动的辉煌；也不能仅仅是部“左翼”文学史，因人废言。开国之初，王瑶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节写到马子华，后受批评被删除。这种批评的思想倾向，可以完全正确，若持历史唯物观，同样必须承认马子华也是其时的历史存在；且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三迤的社会生活在新文学不是唯一，也是部分不多的反映之存在；为此，要记上他一笔，才有以上的闲话。

为此，我们从七八十年前的字迹模糊、破损不堪的书刊上所复印下的两千多页马子华作品和三篇手稿中，选编、校勘出这么一本小说集。那些复印所用的原件，作者在那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制，用材不太好的纸上，五十年代又用毛笔在上面作了不少校订和涂改，或一改再改的涂抹，更增加了对书上许多文字辨认的难度。我们校勘中，除了采取作者个别的勘误，对那些应时的修饰、美容，则未考虑，完全保留原貌。  二○○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