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茗离开靖林县公安局的时候，太阳刚好落在西边的山头，像是一颗掌上明珠。这时候的阳光居然特别强烈、刺眼，就像是灯泡烧坏前的一刹那特别明亮一样。斜阳的光芒现在只能照射公安局一半的区域，龙茗刚好站在阳光里，像是一株向日的葵花。另一半不被阳光照耀的区域，暗淡清凉，凡是闲散的人员，都坐立在那。靖林县公安局由土司府改造的建筑现在黑白分明，仿佛阴阳两界。
韦军红走在龙茗的身后，像明星或政要的随从，照顾眼前这位优雅端庄、美丽动人的女校长。他提醒龙茗注意台阶。下了台阶后，他提示龙茗往右，还用手做了指引。
在望见公安局大门的地方，龙茗停下，头也不回地说：“我可以自己走了。”
韦军红说：“我要送你的。”
龙茗转过身来，看了看面前高大英武的警官，说：“如果你因为怀疑我冤枉我而觉得对不起我，大可不必。”
韦军红说：“是局长指示我，一定要送你。”
县城往那良镇正在扩建的二级路上，缓慢行进着韦军红驾驶的老警车。尘土和晚风像波浪涌进车里。韦军红几次把车窗关闭，又被迫打开，因为车的空调坏了。在凉快和清净之中，他不断两难地选择——图凉快就得被迫吸尘，图清净就得忍受闷热。
一路一声不吭的龙茗看着韦军红不断地鼓捣车窗，憋不住了，终于开口：“让窗开着吧。”
韦军红看了看已经浸染风尘的龙茗，说：“不好意思。”
龙茗没有回话，她又沉默了。
“局长派我送你，却没派部好车，”韦军红说，这话听上去像是调侃，改变气氛的需要，“看来局长觉得我不配开好车，好马才配好鞍，我不是好马。”说完，韦军红突然哈哈笑起来，自己被自己的幽默逗乐。
龙茗看着韦军红，像看一个傻子或神经病。
老警车继续南行，再有五公里，就到那良镇了。
龙茗忽然说：“能停一下车吗？”
韦军红停车。
龙茗下车。她走向路边的山沟。山沟有一条溪流，在薄暮中像一条巨蟒。
龙茗在溪边梳洗。至于她怎么梳洗，韦军红看不清，甚至看不见。他只能隐约望见一个黑影在溪边晃动，听见溪水被拨动的声音。他能想象她在梳洗，能断定这是一个爱干净和爱美的女子。她要维护她的美，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像以前一样美。
果然，龙茗回到车边的时候，已经变得清洁了。她的清洁韦军红是闻出来的。被和风吹送过来的她的体香，没有尘埃的味道。暮色中她袅娜的身影，韦军红可以想象她有多美。
在剩下的五公里路段，韦军红没有再打开车窗。他不能再让灰尘飘进来，污染已清洁干净的龙茗。韦军红现在已经领会，之前龙茗让他把车窗打开，是为了他的凉快。
五公里的路很快就过去了。那良镇到了。这个边境小镇，在夜幕包围中灯火阑珊，像隆冬中一盆通红的炭火。
老警车开进镇里，吸引着还在街边活动的人们。甚至，一些待在屋里的人们，也被吸引到了街边。
那良镇人的眼睛注视着老警车，像注视着从山上下来侵犯人畜而又受国家保护的猛兽，愤懑而无奈。昨天他们看待这辆老警车，像老虎叼走羔羊似的带走他们喜爱的小学女校长，就是这种眼光。今天乍一开始他们也是同样的眼光。他们以为这头猛兽没有吃够，又来抓人。但是当人们发现警车里坐着他们喜爱的女校长的时候，眼光就变样了。那是高兴的光芒。警察把龙校长带走，又送回来，说明龙校长无罪，她没有杀人。她怎么会杀人，怎么可能杀人呢？那么善良的一个人。善良到工资都不要，全部工资都给了贫困的学生。善良到现在都二十八九岁了还不肯嫁人，为了破败和拥挤的学校。
街道发生了堵塞。越来越多的人前前后后围拥着老警车，使老警车比牛走得都慢。因为人们态度发生了变化，老警车现在就像凯旋的战马一样备受拥护。而实际上，善良美丽的女校长龙茗，才真正是人们欢迎的对象。最靠近车身的部分人，得以用手抚摸车的挡板和玻璃，表达他们对龙校长的关切。全部的玻璃上现在布满大手和小手。这些大小手像湿热的毛巾，很快把玻璃上的尘土擦得干干净净。
韦军红不得不把车窗打开，为了急切看望龙茗的人群。他已经从那些只冲动的手上，感受到了不可违背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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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等山》是我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在我写完第五部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后，我以为我不会有长篇了，这情形就像生产了多位孩子已感到疲倦并且已高龄的母亲一样。写长篇的确很累，我也年过五十。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以为我不可能写出超过以往的小说，我甚至已经在构思总结我三十多年文学生涯的回忆录了——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的认识。
《天等山》被我孕育、生产，来到人间，如同天赐。
在构思《天等山》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我的身份、名誉、地位、财富、亲人、朋友，忽然间天翻地覆地离我而去。它们和他们，就像无法准确预测的地震一样，将我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醒来后我被这个梦吓出了一身冷汗。真实生活中我要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如何是好？事实上这样的噩梦在现实生活中频频上演，并且发生在我认识或熟悉的人身上——仅仅是我的老乡中，就有四个坐了牢，一人坠楼。他们入狱前和生前可都是人见人爱的官员，如今除了他们至亲的人，恐怕没几人惦念他们。去年的一天，我去南宁监狱探望其中一个坐牢的老乡——说是朋友又何妨，我们的确交往多年，在文娱爱好方面彼此志趣相投，又确实没有利益或金钱的来往。他是某医院的院长，因为受贿被判了重刑。南宁监狱便是关押重刑犯的监狱，而且离我家不远，离鬼子等广西作家住的文联宿舍更近。我每次去大学上课或开会的路上，必经过那。我每次经过那，必望那铁桶似的高墙，必想念他。于是我决定去探望他。我去的那天是星期三，监狱规定只有星期三才允许犯人的亲属探望，我冒充他的内弟登记，获准见他。我穿过一个地道和两扇铁门，来到为犯人和亲属会面专设的场所。我坐下不久，只见场所外面高墙内侧的走廊，走来了一列人——他们步伐整齐、风纪严明，与训练有素的军人不同的只是制服和神态。他们统一身着有蓝白条纹的服装，挺胸却不昂首。他走在犯人队伍的最前面，这一定是他个子矮小的原因，再加上低着头，显得比我印象中的更矮。但我还是认出是他。他在临近门的窗户勇敢抬头，发现了室内等待他的人是我。他兴奋地可以说是忘乎所以地跳将起来，这可能因为他想不到我会来看他。他已经在里面关了三年，我相信除了他亲人之外，未必有几个人来看过他。我们隔着一面钻孔的玻璃面对面坐着。我准备了一肚子安慰的话，正准备对他说，却被他抢先安慰：一平，你放心，我在里面很好，负责管一百多病号。最重要的是，这监狱能抗八级地震！我倒是担心你，你们在外面，不安全。我原来在医院，还没时间补我的牙齿。我刚花四千块钱整了我的牙。我在里面不用喝酒，还能锻炼身体。他竖起右手食指，又朝下一戳，我以为他要谈女人了，没想到他说：我现在可以做一指禅！听见他如此乐观淡定，我无话可说了。在规定半个小时的会面时间里，都是他在说话。只是在最后，我说了一句：你的老妈妈，在你出事后的一周，我去看了她，我和你弟弟商量后，统一口径对老人家说，你去非洲医疗支援去了，要十多年后才回来。那地方穷，又偏僻，电话还打不通。我话未说完，只见他的眼睛忽然涌出泪水，像是我的话戳破了他身心最薄而情感蕴藏最多的地方。他的母亲去年九十一，今年九十二。这位蒙在鼓里的母亲，至少要等到一百岁，还得看儿子表现好加分减刑，才能看到儿子的归来。
我说的梦和这个故事，其实跟《天等山》的内容没关系。它不是我写作《天等山》的灵感来源或动机。我在这里讲述它们，只是为了与还享受自由、天伦的人们，共同牢记自由、天伦的可贵。
我再说触动我的一件事。
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2014年的东莞扫黄——那巨大的轰动效应和引发正能量，我就不必说了。我想说的是，那些被扫除的成千上万的妓女，她们去了哪里？现在在做什么？还有之前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三十年的同样性质的工作者们，加起来有六千万吗？有八千万吗？她们如今安在？她们从良了吗？她们都嫁给谁做了妻子？在天真无瑕的亿个孩子中，她们都是谁的母亲？说实话，我十分同情和关心她们的命运。
这件事跟《天等山》有点关系。
龙茗在东莞做过两年妓女。
她做妓女的时候，姓名叫雷燕。那是她真实的姓名。
当她努力从良，从坏女人变成好女人的时候，却不得不更改姓名和籍贯，远走他乡，在中越边境的一个小镇，忐忑地生活。
她最终的结局，正如我亲爱的读者已经看到或即将看到的那样。
我其实不希望龙茗有那样的结局，正如福楼拜不希望他的艾玛有那样的结局一样。
龙茗是被她的身份和性格牵着走的，是被社会偏颇的铁锤砸向不幸的。对她的反复无常、爱恨交织的命运，我毫无办法，唯有悲悯。
愿这本书好读好卖，因为这是献给被爱和受煎熬的人的一朵玫瑰花。
2016年5月12日
凡一平著的《天等山》讲述：故事发生在广西的边境小镇那良，从富商林伟文蹊跷的“自然死亡”事件发端，引出了一位最有嫌疑、却最不像杀人犯的魅力女性：龙若。负责侦查这宗案子的年轻警官韦军红，在审讯龙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被这位美丽、无私、坚强、颇受当地师生民众爱戴的小学女校长所吸引，不禁对她产生了深挚的爱情。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神秘的女子身上却浮现出越来越多的谜团。为了俘获心爱女子的芳心，为了确认她不会杀人，韦军红走访一个个龙茗昔日的熟人，在他们的讲述中，这个可降女子的身世被一层层无情剥开，直至令人难以直视的程度……
凡一平著的《天等山》是一部描写命运的作品，女主人公成长中的转折及其后的悲情命运，读来令人唏嘘，这部作品是作者献给被爱和受煎熬的人的一朵玫瑰花。
本书是一部鲜活、生猛、直率的写实主义力作！书中变幻无常、爱恨交织的底层人生，被社会偏颇的铁锤砸向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