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得意的时候似乎会忘记命运中潜伏的危机，父亲也正是这样的。他在这时候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风华正茂的父亲是怀着怎样一种激动的心情把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商店主任手里的，这位主任是商店里的党支部书记。父亲当然没有想到入党还要搞政审外调。主任去了父亲老家，走时是父亲把他送上出山去的小火车。他还非常热情地拍了拍父亲的肩膀，问父亲有什么东西捎回老家去。父亲摇了摇头，他木讷的表情一定复杂极了。我想当时父亲的心情，一定比少剑波听说了小炉匠从小火车上跳车逃跑还有苦难言。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那位主任从父亲的老家回来后，像不认识父亲一样打量着父亲……他再也没找父亲谈过一次话，父亲那份入党申请书也被他当着几位支委的面撕掉了。外调人员不但查清了父亲在老家的家庭出身，还查到了逃到台湾去的父亲三叔早就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他们用盯特务一样的眼神盯着父亲，每天下班都有人核对父亲做的账目明细表。没过多久，父亲就被调离了这家商店，发配到另一个老区废品收购站里工作，母亲也因此失去了她那份让人羡慕的工作。这也是后来他们经常吵架的一个原因。
我懂事以后一直像探询一个谜一样探询父亲老家的一切。可是除了听到父亲几声无奈的叹息外，我什么也探询不到。母亲除了会抹眼泪外，对父亲老家的事也所知甚少。高王胡家村一直像一道神秘面纱，直到我九岁那年才逐渐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清晰起来。这一年，我跟二姨回了一趟山东老家。
我九岁那年是一九六九年，这一年无论是我家还是国家，都有几件事值得记住。这一年的秋天，父亲又固执地在废品站里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一九六九年的这年夏天真好，一切都因了二姨要带我回老家去。回老家要坐一天一宿的火车，还要坐一宿的船，才能到达龙口。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和轮船，由于是二姨主动提出要带我回老家看看，这样可以为家里省下一笔路费。父亲也很乐意让我回去。二姨被母亲从山东带出来后，先后嫁给一个木匠和一个铁匠，可是她一直没有孩子。她当然希望路上有一个孩子做伴，这会满足一个少妇的虚荣心(事实上二姨的这一计谋得逞了，在路上不断有人把我误作二姨的孩子)。只是母亲有些放心不下我，她怕我会想家。她背着我们偷偷抹过眼泪，我兴高采烈的样子一定叫她伤透了心。
父亲背着母亲和二姨偷偷塞给我二十二元八角钱，叫我回到高王胡家村时交给四叔奶。我对父亲的举动一时摸不清头脑，不过这笔钱的来历我是清楚的。有两回在父亲上班的路上，我发现他在偷偷顺路捡破烂。这是令我和大哥十分难堪的事，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我们都很少提到父亲的工作。父亲在收购站里管磅秤，偶尔捡破烂完全是他的业余“喜好”。父亲的眼神告诉我，这件事不能和母亲说。 八月的胶东大地上到处飘荡着桂花香味、橘子花香味和红高粱的味道。不过我却又想起小兴安岭家中的向日葵来，这个季节母亲该把菜园子里的向日葵割下来晾晒在房檐下了。外祖母的屋檐下挂满了大蒜和红辣椒。二姨带我回外祖母家住的第七天，才带我去高王胡家村。老舅用小推车驮着我和二姨，刺眼的太阳在头上滚动，我们穿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里，青纱帐在眼际里起伏。人高马大的老舅一会儿工夫就把我们送到了高王胡家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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