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情境下，什么是真理？

没有大写的真理，只有许多相互竞争的真理？从当代的日常情境入手，探讨人人皆有兴趣的哲学问题，辅以生动诙谐的笔法，约翰·D.卡普托《真理(精)/地铁上的哲学》堪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典范通俗读本。全面地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

卡普托一直积极地尝试以解构的方式来重新探讨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他倡导一种流动而非静止的思考事物的方式。此部《真理》沿袭了他一贯的做法，作者约翰·D.卡普托首先从真理在后现代状况下的境遇入手，之后向前追溯真理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前现代的上帝即真理，到启蒙时代的理性判断，再到后现代的作为事件的真理(在这里上帝和理性都不享有骄傲的地位)。在生动诙谐的文字背后，卡普托力图阐明：任何一种静止的、稳固的思想理论体系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它并不能真实、生动、全面地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真理”同样如此。

致谢

序言：行进中的真理

第1章 现代性和真理的衰退

第2章 我们该如何应对宗教真理？

第3章 不要去管真理：奥古斯丁、德里达和后现代转向

第4章 启蒙运动及其批评者：一部简史

第5章 后现代预言家

第6章 后现代情境下的真理

第7章 真理的未来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愚人船

让我们从愚人开始，谁都不想做的愚人。我之前在讨论莱辛的论述时说过，为了理解他的意思并不需要真的相信上帝。只要把上帝当做一种极限情形，一种不需要交通手段的存在。要想弄清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想想曾经，就在不久前，我要是如此轻率地谈论上帝肯定不会被轻饶。我解释我们的真理观发生了多大变化的结果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之前的生活可以用《圣经》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14：1)他们不说无神论者——这个词到现代才出现——而是说“愚”。如此轻率地对待上帝，或者把自己彻底跟上帝隔绝开来、不去追随上帝，就是把自己跟真、善、美隔绝开来，这是极其不明智的。注意，《诗篇》中说“愚”，而不是“非理性”。二者有何区别?愚的反面是“智慧”，而非理性的反面是“理性”，而古代人更关心要明智而非理性。不要搞错了。在古希腊(logos，逻各斯)和中世纪(ndo，理性)有一项很繁荣的事业叫“理性”(逻各斯)，以至于它在德国进入了马丁·路德的内心，马丁·路德在思考信仰发生了什么，这引发了新教改革。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学位都用拉丁语表示，就是因为13世纪盛行的学术发明了现代大学的原型，所以每个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都被称为“哲学家”。古希腊和中世纪思想家未曾不择手段地反对理性，但他们把理性整合到了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概念中，即智慧。后来，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性得到了一个骄傲的位置，使得智慧坐到了后排。在我正在提出的后现代主义版本(我将解释，不出所料地，有许多版本)中，这种变化是不明智的。

但什么是智慧?古希腊人说，智慧是对最高的事物的爱，所有最高级的东西，真、善和美。它包括理性但并不止于理性；它包括真理但不会把真理还原为用理性确立的东西，它没有把善和美从真当中排除出去。苏格拉底打扰他的同胞，让他们为他们做出的人生选择、为他们珍视的东西给出好的理由和证明，这为他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苏格拉底这一做法开启了我们所说的“哲学”传统，亚里士多德想出了人类的经典定义：理性的动物。他的著作，跟柏拉图和中世纪神学家的著作一样，以充满论证和理由而闻名于世。但是古希腊人从未忽略智慧，从未忽略把人生作为统一整体来更广泛、更丰富地感知以带来更充分的理解。毕竟，我们不能证明一切，证据总要始于某个地方，要有一个被当作已知或显而易见的前提。亚里士多德说，不去证明一切是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这个建议对苏格拉底来说来得太迟了，他因为他那恼人的问题引起的烦恼而被他的雅典同胞处死了。智慧包含定义和证明(真的东西)，也包含洞见和直觉；它包含行动、幸福，道德和政治智慧(善)，而不只包含专业知识；它包含柏拉图的这一观念：被美的事物包围的人生能提高灵魂之美。  那些努力把这些聚到一起的人，那些在古典时代拥有这一切的人，他们过着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被称为“睿智的人”，而不是“理性的人”(或者富人和名人)。很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人不会假装知道一切。相反，睿智尤其意味着健全地尊重所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一个古希腊的智慧的人永远都不会主持电视脱口秀)。所以实际上，古代人不会说这些人“睿智”，而是说他们寻找智慧，或者说爱智慧；简言之，他们是哲学家。哲学家是寻找最高的东西的人，真、善、美的东西被认为是最高的。智慧意味着热爱所有这些被一起编织在整合的生命形式中的最高的东西，其中每个都被按照合适的比例加以培养。智慧是哲学整体。

你可以看出，在古代，哲学、对最高事物的追寻，并不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学术专业。它意味着一种生活形式，是幸福生活的典范，是跟行动(道德和政治的)与激情(爱、爱欲)相联系的，是一种跟生活的乐趣非常合拍的感受力。我们在本书中的任务是找出真理在过上睿智生活中的位置，那些今天在后现代境况下，我们要想做到睿智必须拥有的真理。但是要记住，我们所说的关于真的一切也可以用来谈善和美，因为智慧需要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热爱智慧的人能够引用美国革命者反对英王时说的睿智之语：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hang to—gether)，我们就会被分别吊死(hang sepantely)。睿智的人知道，真、善、美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追随古人是明智的，在这方面他们遥遥领先于我们。P22-25

序言：行进中的真理

早上乘车去上班已经变得很平常。但那不是步行，因为我们没有走路。但它已经变得很常见。我们去哪儿都是乘车。医生们和公共卫生官员们恳求我们出去走走，锻炼一下，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坐着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另一方面，久坐并不意味着我们待在同一个地方。相反，久坐意味着我们即使不是坐在电脑前，即使我们在路上，我们仍然是坐着的——坐在汽车、火车、飞机上——膝盖上摆着笔记本电脑。过去人们住的地方距离他们工作的农田都在步行的距离范围内，或者他们在跟家里相连的商店上班。现在我们都是乘车去上班，几乎去哪儿都要乘车，我们一直在行进。这好像没什么害处，肯定也不需要哲学家的指导。但是，说真的，它为我们对真理的理解造成了一场危机。

过去，哲学家跟所有人一样，往往都待在家附近。人们都知道，在18世纪，伊曼纽尔?康德（一个会出现在所有人的伟大的哲学家短名单上的名字）从未离开过哥尼斯堡。这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让他以为其他地方像或者应该像哥尼斯堡一样做事，如果有什么差异的话，这些差异也只不过是这位男性德国哲学家认为是正确的做法的调整。康德阅读那个年代的游记作品、船长日记，但他从未看过一艘船的内部。他还是启蒙运动的一位领袖，这场运动强调纯粹理性的普遍标准。但康德的问题是，“普遍的”会萎缩为欧洲的，而“纯粹的”往往等于没遇到过其他人。

如今我们不再需要住在距工作地点步行的距离范围内，只要有旅费，我们几乎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可以像鸟一样飞翔，去访问其他国家，穿越大海，更不用说我们通过媒体和网络所做的大量旅行，即使我们待在家里，媒体和网络也能把其他人和其他地方带到我们跟前。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到达任何地方，旅程越快越好。即时信息已经成为理想：在一眨眼的工夫以思想的速度到达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像那些声称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所说的那样，这实际上是天使在天上旅行的情形。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在上帝可以使用电子邮件和智能手机之前，天使们为上帝传递即时信息。即时信息、即时旅行、即食餐——最后会延伸到哪里？我们在走向何方？有谁知道最后一站的名字吗，或者最后一站前面一站的名字，好让我们有一些警示？有人知道如何走下这列火车吗？

这些好像都跟真理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没有终点的旅行给我们最珍贵的真理带来了一场危机。当代生活的特点是拥有现代交通体系，我们可以利用它去任何地方，还有现代信息系统，通过它任何东西都可以到我们这里来，现代生活比过去的生活更加多元。我们会更多地受到他人的影响，他人也会更多地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生活不仅局限于哥尼斯堡或者堪萨斯，感觉到世界是一个非常多样、多元的地方。这带来了这样一种观念：文化是没有限度、五彩缤纷的，而不是单一的、纯粹的。但它也带来了麻烦。一方面它造成了社会冲突，因为追求更好生活的人涌入更富有的国家，更富有的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剥削贫穷的国家。康德预见到了这种情形，称之为世界主义，把外来者当作宇宙或世界公民，这是一个很杰出的观点，尤其是因为它出自一个不怎么外出的人。另一方面，当代生活为哲学家创造了难题，因为当谈到真理时，这种多元主义会造成真正的眩晕，这种眩晕被称为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文化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全球化的、多元文化的、高科技的世界。我们几乎可以去任何地方，在电视或笔记本电脑上看到任何东西，不离开座位就能看见世界另一端的人、跟他们谈话——如果说它始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它正在逐渐在全球扩展。这造成了一种跟在哥尼斯堡或堪萨斯度过一生时不同的心灵模式。在高科技世界，不停地接触当代旅行者看到、访问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或者接触来访问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差异感。对后现代性来说，差异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就像对现代性来说，普遍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我会用现代性来表示启蒙运动和理性的年代，它最先出现于17和18世纪的欧洲，随后决定了当代世界的科学、技术和公民自由。普遍是一种现代主题，差异则是后现代的主题。现代主义者往往认为整体是一个被核心力量统一的体系（如果你还去教堂，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上帝，如果你不去教堂了，它就是自然），在这个整体中所有的钟表和列车都很准时。后现代主义者往往认为，事物是横向地挂在一起的，像一张网一样联系起来，一个世界那样广大的网，对它来说谈论谁在控制甚至它始于何处、止于何处都是没意义的。你怎样才能到达万维网的终点？现代主义者更喜欢谷歌地图抽象的线段；后现代主义者更喜欢谷歌地球松弛的地形。现代主义者认为事物是遵守规则的、精确的；后现代主义者欣赏不规则和“混乱宇宙”，借自詹姆斯?乔伊斯创造的一个很贴切的词，表示混乱和宇宙明智的混合。后现代的理想是“混乱世界主义”。这种后现代效果甚至出现在了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悖论取代了牛顿理论的规律性，它还出现在了数学中，1931年库尔特?哥德尔用他的不确定性定理使经典数学家们感到烦忧。

那么作为一种思维模式而非文化，后现代是什么呢？首先，“后”不是反现代或对现代性做出的进步的反动，也不是某种徒劳地、怀旧地逃回前现代的努力。思考后现代思想最好的方式是把它视为一种风格，而不是一套学说；它是一种调整或改变，是现代性事业的延续，但是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延续。现代性认为存在着纯粹的规则和缜密的方法——在科学上以及伦理学上——后现代性则建议灵活性和适应性。现代性认为事物可以分成严谨的独立的类型，如理性和情绪，后现代性则认为这些边界是可渗透的，每一侧都会渗透到另一侧。现代主义者寻找能够涵盖所有现象的一个宏大故事，如人类历史，后现代主义者表达利奥塔（1924-1998）所说的“对元叙事的怀疑”，它成了人们最熟悉的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1这意味着拒绝被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叙事欺骗，就好像关于人类的行为（性、权力、上帝等）只有一个真正宏大的故事可讲。现代性更喜欢普遍性，后现代主义者则尽情享受单一和独特的东西。现代主义者不欢迎他们的规则的例外；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例外是创新的引擎，是系统重新发明自身的机遇。现代主义者追求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者则看到了健康的怀疑论的好处。以语言为例，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就爆发于此，“结构主义者”（现代主义者）潜心设计统治一切可能语言的普遍法则的深层语法，而比喻和借喻等现象以无法预料、无法编程的方式延伸和歪曲了这些规则，从而俘获了“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心。

所以如果你问后现代主义者，什么是真理？他们可能会斜着眼睛说：“那要看情况。”后现代主义者往往不相信有一种叫真理的东西，永远到处都一样，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存在许多不同的真理，根据你是谁、你在哪里而定；他们倾向于散漫。问题就来了。对待真理散漫的态度被称为相对主义——我们要一直记住这一点。相对主义意味着没有大写的真理，只有许多相互竞争的真理，依你的语言、文化、性别、宗教、需求、趣味等而定，每一个都跟其他一样好。谁能说什么是真的？谁有权威宣称这一点？所以批评后现代主义的人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相对主义、怀疑论、虚无主义、直率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说真的，许多后现代哲学家制造了这一印象，因为他们一直努力抽空大写的真理。在19世纪晚期，尼采（后现代主义的守护神之一）说，大写的真理是各种虚构和比喻的集合，我们已经忘记了它们是虚构和比喻。最近，很有影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31-2007）说，真理只是当事情符合我们的信念时，我们队自己的赞美。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他是美国人、一位实用主义者。经典哲学家，尤其是德国人，喜欢大写的真理（德国人当然是把所有的名词都大写），而后现代主义者一般避免大写字母。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乘车去上班！所以，我们的交通技术不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它们还是后现代主义重要的比喻工具。实际上，这些工具不只是后现代主义的比喻；它们也是后现代世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当代交通体系不仅会造成交通拥堵，还会堵塞我们的真理观。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这一事实引诱我们认为，怎么做都行。“怎么做都行”，这句话浓缩了后现代思维带来的威胁，它是后现代交通和信息体系带来的诱惑。后现代境况是去情境化的、连根拔起的、在路上的。每次我们搭乘火车、飞机，或者在电脑上对远方作视觉之旅，我们都会引发真理危机。如简?奥斯丁所说，真理应该是“被普遍承认的”。但今天，我们唯一认可的普遍性是多元性。我们唯一的共识是，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今天如果有人祈求理性的力量，后现代主义者会皱起眉头问：“谁的理性？何种合理性？”如果有人说“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会问“哪个我们？”是的，这取决于你是谁、你要去哪里。所以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可以在长途旅行中看的好问题——在后现代世界何谓“普遍”，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每个人的真理都有权享有它阳光下的15分钟时（注释2），何谓“真理”？

相对主义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真理形成的主要威胁，就像绝对主义是现代性形成的主要威胁。接下来我希望能够避免这两种威胁，我认为它们都是死胡同。我要提出，绝对主义是智识上的一种威胁，而相对主义被广泛误认为是后现代真理理论，但实际上并未提出什么理论。相对主义导致我们不能说任何东西是错的，但绝对主义把我们跟上帝弄混了。不加约束的相对主义意味着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当作是真的，我们就站在站台上，提着一个袋子上面写着“怎样都行”。这不是混乱宇宙，这完全只是混乱。如果怎样都行，你怎么能说任何东西是错的？为什么不只是说事情是不同的？2+2=5可以吗？你怎么能反对撒谎和欺骗？那些骗取老人养老金的人呢？这个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所以，我们喜欢到处旅行，但“怎样都行”是一个我们不想去的地方。

我非常喜欢旅行，但同时我想确保我们不会偏离路线。我将为真理的多义、含混、不可编程性辩护，但也要维护说某个东西不只是不一样、它就是错的权利，而且不会接受错误的绝对主义。所以让我在旅途的开始就表明我的观点。我忠实于启蒙运动所做的突破。它把我们从教会、迷信和权威的皇室血统中解放了出来，代之以公民自由、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我没兴趣单纯地反对启蒙运动。但我确实认为，过去的启蒙运动已经做了它要做的所有好事，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不是反启蒙运动，而是一场新启蒙运动。我们必须踏上通往下一站的列车，以其他方式继续启蒙运动——去认识更加不可编程的、模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种想法不是去扑灭启蒙运动的光芒，而是拿出新的修订版，用影子、阴影、灰色、黑洞和其他意想不到的玄妙、复杂的东西使它纯粹的光芒复杂起来。这甚至需要抛弃我的书名Truth，向读者传递一个坏消息：不存在什么真理。相反，存在的是truths，复数的、小写的真理。不存在Reason（大写的理性，至少不存在启蒙运动理解的大写的理性），但存在好的理由（reasons）和坏的理由。我想为这些观点辩护，又不能掉进相对主义者“怎样都行”的沟里，这是一个挑战。

问题是，当说到真理时，这场运动带来的是一种晕动症（晕车等）。生活变得越移动，我们越有可能怀疑以前被当做真理的只是地方性的，它们让人回想起我们长大的地方，是我们发源地的地方色彩的一部分，我们越移动它们越会“相对化”。你可能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开始欣赏时间的进程，欣赏不停移动的事物，这里的事物我指的是一切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都是静止的，除非有东西移动它们。牛顿认为，一切都是在运动的，除非有东西阻止它们。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万物都在去往某处。万物都在旅途中——一直都是。

过去，每个人都住在距离工作场所步行的范围内，人们过着安定的生活，相对来说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认为地球是一个坚土，被稳稳地安放在宇宙的中心。确实，在相距遥远的地方之间有贸易路线和信息交流，但是非常缓慢、艰难。如今我们意识到地球在动，即使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躺着，我们也在搭乘地球这个宇宙飞船，随着它绕着太阳旋转以及绕着它自己的轴旋转。当科幻小说家还在想象前往非常非常遥远的星系时，我们已经成功地登上了月球，使“好奇号”探测器在火星上着陆了，让卫星绕着地球转。这还只是开始。地平线在以不断增长的数量级不停地扩展，不仅在我们的想象中，而且在数学计算上。根据当代物理学的研究，当我们乘着地球这一宇宙飞船（它只是宇宙灰尘中的一个微粒）穿越太空时，宇宙的一切都在日益加快的速度快速离开我们，最终会导致无穷的扩展，到最后生命耗尽，变成寒冷、黑暗、死掉的宇宙。那是最后一站。

最终，我们都生活在无法想象的比例的爆炸之中。根据物理学家的说法，真正的宏大的旅行，一切旅行的旅行，始于140亿年前的大爆炸，一个无法想象的能量集中的点爆炸，然后开始剧烈扩张，直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宇宙将到达熵消散的最后一站。那将使一切相对化！那将使堪萨斯、哥尼斯堡、我们整个的文明、地球飞船、太阳系都变成纯粹地方性的、短暂的现象。宇宙尺度的“地方性”。到那时像真理这样美好的词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呢？我们所说的真理将像是黄花；今天还在，第二天就没了。我们说的都是死去的语言，我们的人生到了尽头。

从长期来说，非常长的长期，你今天上午想去哪里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放不下这个问题，你就没法继续生活了。如果你思考它思考得足够长，你会发现早上你都没法起床去某个地方。如果我还想继续移动，我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为此我会召唤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EphraimLessing，1729-1781），他是启蒙运动中的一个伟大人物，他对我们的后现代境况一无所知，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对我们的时代很有启发，能够帮我们走过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波涛汹涌的水域。莱辛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睿智的建议，降低我们的期待，以适应空间和时间。他说如果上帝的右手中握着真理，左手中是对真理的追寻，然后让他挑选，他会选左手，因为绝对真理只属于上帝，他的任务应该是追寻真理。3表面上看，这样选是浪费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这么好的开价才能有几回？听上去就像是问你，你是愿意永远坐在火车上，永远都到不了目的地，还是更愿意抵达你要去的地方？这样说是没道理的。莱辛的智慧概括起来是：把时间用在四处跑上，不要为去哪里而烦忧。他显然无需烦忧早起去上班的事。

但是让我们走下火车，换一下类比。让我们假定，在周末我们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出去慢跑，一位朋友开车路过，说可以搭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笑的帮助，但接受这一帮助就会偏离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要去任何地方。或至少是，重要的是去的过程，而不是目的地。现在对于莱辛的想法我们看得清楚些了。这位哲学家说，真理更像慢跑，对上帝来说可能不是这样，但对我们来说是这样，我们必须克服在空间和时间中移动带来的挑战。

你不用真的相信上帝也能理解莱辛的意思。你可以把上帝当做一个理想的极限点，不管你是否认为天上真的有一个神在俯瞰着地上的交通。虽然偏狭的神学家会觉得这么说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说上帝的意思是一个无须担心交通的人，这能满足我们当前的目标。这是因为上帝无处不在（至少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这意味着上帝一下子就能知道所有地方的一切事物。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下界尘世间的人，每次只能得到一个真理，依赖于我们身处的某个地方、某个时候（语言、文化、性别、身体等）。我们总是“情境性的”，这个情境对我们强加了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也给了我们一个进入的角度，一条进路，一个视角，一种解释。上帝无需角度，但是我们需要。拥有一个角度是真理向我们这些凡人开启的方式。没有角度的话表情就会显得很傻，不解地盯着事物，就像我看到的那些想不出研究论文角度的学生脸上的表情。所以莱辛实际上说的是，说到真理，我们的任务是培养出解释的艺术，这就是今天哲学家们所说的解释学。

解释学本来是一个神学术语，指的是对《圣经》的解释。但是今天解释学指的是一种更加普遍的理论，一切真理都是一种解释活动，需要解释是因为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因此具有特定的预设。现代交通和信息系统已经使我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我们总是受到各种视角的包围。在后现代境况下，真理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解释学活动，是要学习如何裁定；要明智而审慎地应对差异。

这显现了莱辛说的另一层意思。解释学的基础是，存在着大的真理和小的真理，有的非常重要，有的不那么重要，存在着各种类型、层级和目的的真理，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解释学处境。莱辛像哲学家习惯做的那样，谈的是长时段的真理。他说的不是准时去他的办公室赴约。他说的是从长远来看，当说到真理时，对真理的追寻更重要，更重要的是真挚的追寻、我们追寻真理的努力、我们追寻它的方式，而不是结论。旅程比终点更重要。

毕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掉。有时我们确实需要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有时我们不是要到达。有时我们需要到达终点，而有时，像医生说病人患了绝症，我们不想到终点。这也是莱辛的意思。我们是有限性的动物，我们要看这些多重的、相互竞争的真理如何和平共处，不会让我们陷入混乱。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上帝那样行动，这对其他情境来说也是很好的建议（对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说很困难的情况）。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要求获得“一个大写真理”，让它吓住其他真理。上帝也许能做到，但我们做不到。

解释学是协商多种有限性、小写的真理，应对真理变化的浪潮和环境而又不让800磅重的大猩猩走进房间的艺术。在启蒙运动以前，这个超重的灵长类动物是神学。在中世纪（不仅是那时），如果有人说，“教会教导说……”那往往就会让房间里所有人的陷入沉默。但如果说现在还有大写的真理的候选，那就是科学。科学是我们的大猩猩。只要有人说，“科学说……”我们就会觉得对话结束了。所以我们后现代的解释学家必须厚起脸皮，愿意勇敢面对教士和物理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愿意面对一些宗教人士对上帝的误用，以及启蒙运动对物理学的误用。即使是物理学家所说的万物理论（TheoryofEverything），著名的TOE，也只是一种理论。它当然是关于万物的理论，但它本身不是万物，由于对生命来说不只有物理学，我们需要各种类型的理论。

然而，宏大的万物理论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使它跟宗教争夺以前宗教所占据的皇位。它还揭示了宗教和科学之间一个有趣的对比。它们都认为，在我们居住的日常世界，在我们体验的忙乱、旺盛、吵闹的多重世界之上、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结果它们就争论哪个真实的世界真的是真的。一个说真实的世界是数学提供的；另一个说它是天启提供的。解释学对这一争论的贡献是，说到真理，存在着多种存在方式，我们必须小心人群中的“霸权话语（欺负人的）”，它声称知道一切，能够识别真实的世界。不管面对的是神学还是科学，一个诀窍是记住莱辛的建议，不要把自己跟上帝弄混了。物理学家可以想出某种关于一切的东西，神学家也许能弄对关于上帝的一切，但那不会使任何人成为上帝。它只是给了他们一个角度，一种倾向，一种解释，我们需要所有我们可以采取的角度，尽可能多的接近真理的方式，尽可能多的真理，不要被所谓的大写的、单数的真理引诱，幻想着我们可以告诉真理该去干什么。

接下来我将说明，解释学或后现代真理理论的任务是，追随对世界多重的、相互竞争的解释这出混乱宇宙的戏。“真理主张”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科学、伦理学、政治、艺术和宗教——我们需要躲开飞快的出租车，应对后现代交通的复杂和混乱。这门艺术是跟移动的东西一起移动，这是我们加在古人所说的智慧之上的后现代腔调，古人承认他们是爱智者，在这一点上，我们后现代人也希望跟古人一样睿智，这要求一种脚步很敏捷的真理观。如果真理如尼采所说，是一支移动的比喻大军，我们解释学家跟着一面旗帜行进，旗帜上写着“MutatisMutandi”（我们需要一个拉丁语的箴言），意思是“随变化的而变化”。解释学是专为适应高科技的世界而打造的，在这个世界上即时信息在全球各地像后现代天使一样飞翔、叽叽喳喳，后现代的旅客们乘着飞机、火车、汽车、最后也许是宇宙飞船匆忙地奔赴各地。我们说不清我们要去哪里，或为什么去。但是我们后现代主义者对待这一困惑的态度，不是怀念一个更安宁的时代，那时我们在田里干活，惆怅地望着头顶的飞鸟，梦想着自己也能飞。我们能飞，我们能迅速传递信息，就像加百利能够迅速飞越天空。

也许，如莱辛所说，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的质量。也许旅程就是目的地。

所以，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个你受到诱惑而报名参加的游览，暂时放下向你许诺了真理的繁忙的后现代生活。我们将参观三种基本的真理模型：前现代的上帝既真理；现代的理性判断何者为真；后现代的作为事件的真理，在这里上帝和理性都不享有骄傲的地位。但是先提醒你们，这次旅行以问题而不是答案而告结，而且不退票。

卡普托对后现代主义者如何接近真理和现实作了细致的厘清和界定，他的这本可读性很强并具有雄辩力量的书是欧洲大陆哲学观的一个绝佳指南。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与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大陆哲学家拐弯抹角的表述不同，卡普托的写作是坦率直接并且易读的。然而这表面的清晰是具有欺骗性的：在其核心，《真理》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进行探寻的具有极度不确定性的书。

——《展望》

卡普托相信，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可以帮助基督徒思考他们在文化和哲学的历史中的特殊时刻，并反思改革的激进步伐。

——《基督教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