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三年，经过了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更迭，罗斌、吴静姝记录整理的《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这本记录中国现代舞蹈大师戴爱莲先生艺术与人生的“随笔性”著作，终于有了一个雏形！回顾两年多的采访、写作日子，我们感慨颇多；抚摸风雨兼程中的跋涉、砥砺时光，我们获益匪浅！

面对戴爱莲先生，面对着一位“跨世纪老人”的艺术人生、高尚情怀和伟大人格，我们折服了！面对这部书稿，面对着一卷并不规整、但却真实可信的大师生平“实录”，我们释然了！不管怎样说，这是迄今为止，戴爱莲先生为后人留下的第一本“自述性”文字。虽然它有着很强的“漫话”色彩，也没有过多地追求文章的完整性。

罗斌、吴静姝记录整理的《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戴爱连——一个不倦的舞者，一个独立的、率真的、乐观的、活泼的、坚忍不拨的女性。然而她的一生并不总是伴随着收获，相反却总是经历着一次次的失去：十几岁时，父亲因赌博而逐渐破产，从一个华侨富商的女儿沦为要靠打工来勉强维持生活的穷学生；学有所成后，她毅然放弃在英国发展事业的机会，选择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新婚不久就因病失去了生育能力；“文革”中被冠以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批斗、抄家、劳改等许许多多非人的侮辱与折磨；还有她在婚姻上的挫折……她是怎样捱过的呢？

前言

1 在特立尼达的童年

2 留学英伦岛的日子

3 奔赴祖国参加救亡

4 烽火中的艺术人生

5 访问美国演出参观

6 在上海和北京教舞

7 喜迎新中国的诞生

8 我与中国芭蕾艺术

9 解放后的舞蹈创作

10 学习和表演东方舞

11 “十年浩劫”的磨砺

12 做舞蹈艺术的桥梁

13 学习传播拉班舞谱

14 探寻中华舞蹈之宝

15 我的舞蹈家朋友们

16 不停息的人生舞步

附录

关于芭蕾和现代舞

关于舞蹈人类学和舞蹈民族学

舞蹈的摇篮(二)

后记

我的家人

我的父亲是家族中的惟一的男性子嗣，他在18岁刚读大学时，我的祖父去世了，作为家族惟一的继承人，父亲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家庭的重任，因而放弃了深造的机会。我祖父留下不少房产和几个大庄园，那里种植了很多广柑、橙子，可能都是我的曾祖父用从广东带来的种子种下的。庄园里还种咖啡、可可。父亲继承了很可观的家业，引得很多人上门说媒攀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心灵手巧，而且富有艺术细胞的母亲。

我母亲的娘家是个人丁兴旺的“望族”，母亲的兄弟姐妹有12个，因此我的表亲众多。岛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家庭都和我家有亲戚关系。后来随着家族的壮大，我的亲戚也就遍布世界各地了。我姥姥的一个姐姐嫁陈姓人家，姥姥的外甥陈友仁，曾任孙中山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夫人是半非洲黑人半法国人的混血儿，因此他们的四个孩子也都是混血儿，很多人看到陈氏孩子的状况曾误认为陈氏本人也是混血儿。20世纪50年代，我发现了著名导演黄佐临的妹妹也是我的远亲。直到今天，我还会时常遇到这样的“新发现”。家大业也大，那个沥青湖原来就是我母亲娘家的。外公去世得早，大舅14岁就承担了家业。很多人上门来讨债，不得已大舅变卖了一些家产，沥青湖大概就是这时被“割让”出去的。

我的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父亲的叔叔住在我家院内的平顶屋里。我父亲有个姑妈，也住在我们的小城里。她有两个女儿，我父亲负责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这个城镇就容纳了这些亲戚。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死人，就是父亲的叔叔，但他死得很安详，没有引起我的恐惧。奶奶的形象与人格，至今历历在目。我不知她生在何地，但在我的记忆中，她在家中一直穿的是清朝式样的衣服——一种用广东人爱穿的外黑内黄的香云纱缝的低领、广袖、铜扣、大花边的褂子，肥硕的裤子。她与父亲在家里讲广东话，而我们其他人讲英语。

我的姥姥姓梁，到上小学的年龄，我开始住在她家里，我的两个最小的舅舅、一个姨也与我们同住，他们当时都未婚。十一舅身体锻炼得很棒、很健美，他经常边看体育杂志，边对镜子锻炼。我常跟在他后面模仿。不久父亲在首都买了房子。我上小学时，每星期天，整个家族的人都要集中在姥姥家中，因为她那里院子很大。一到那里，孩子们都要向姥姥问好：“姥姥，我来了。”“好，好！”姥姥总是笑着回应。她不可能一一记住我们，因为孩子实在太多了。

二姨准备结婚时，所有婚礼用品一应储存在一间大木房中，那时岛上没有电，照明采用蜡烛，我的一个舅舅不慎使点燃的蜡烛烧着了窗帘，整个木屋化成了灰烬，搅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的四姨是个精明人。每次聚会，她让孩子们按年龄逐个坐到她跟前的凳子上，她逐个为孩子们掏耳朵，当时我大约排第十。我总是与表兄弟们一起在户外玩耍，所以我的皮肤黝黑。每次她“接见”我，首先都要向我脸上扑好多名牌Coty粉，一边擦，还一边唠叨：“看看，你怎么那么黑！”

我的五姨和十姨去美国学习护士专业，放假回家时她们常对着镜子拔眉毛。这种时髦的做法也传给了我们，连我母亲也不例外。我从小崇拜母亲，总是模仿她的所作所为，因此我也随着她拔眉毛，结果我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眉毛，害得我一辈子都要画眉毛。

有时我们和表兄妹共八人去姨姥姥家度假。她子女很多，却独身居住。她总穿维多利亚式的长裙，虽然很老、满脸皱纹，但身体健康，可以不戴眼镜穿针线。她说：“如果你们喜欢，我可以为你们跳舞。”我曾问她：“你单独居住，会不会害怕？”她回答说：“不会，我睡觉时在枕头底下放一把短剑，有一次有人闯进我家里，我举起短剑大吼一声‘滚蛋！’小偷害怕了，慌忙逃走。”那时候我们年纪小，玩起来什么都不顾。表兄妹之间常用枕头“打仗”，还用马拉小车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每晚姨姥姥都给大家讲鬼故事，睡觉时能听到孩子们做噩梦时的惊叫声。

我家在首都偏南的一个名叫库瓦（Couva）的城镇。我父母结婚时盖了一栋楼房，房顶很高，我们全家就住在楼上。楼下是我家开的一间大店铺，楼后有个大院子。库瓦只有一条从南到北的大马路，我家的房子坐落在正对着这条路的一个丁字路口上。我家向东斜对着是牧师的家，再过去是医生的家。他们也是这个小城里惟一的牧师和医生。P6－8

许多年来，我的亲戚、朋友和学生们都希望我能写一本自传，但我一直没有做到。

1997年夏，我嘱托王克芬帮助我实现这个心愿。王克芬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在上海乐舞学院跟随我学习舞蹈的老学生，她仔细地完成了录音记录稿的初审、初改工作，并带着她的博士生郑永乐，从我数以千计的照片中筛选出一部分以供本书使用。如果没有她积极地推动以及吴静姝、罗斌、霍德华、吴艺、韩宗隆、金立勤、姜敏等中、青年朋友们的帮助，我的这本自传是不可能出版的。

我还要深深感谢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的责任编辑牛抒真女士，他们为出版本书克服了许多困难，花费了不少心血调整结构、修饰文字、核实内容。我谢谢他们。

我生长在海外，从小接受的是完全西式的文化艺术教育，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但我始终坚信自己是个中国人。1940年我从英国奔赴祖国，加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我要用我所学的舞蹈艺术来为民族的独立与进步服务。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我就开始满腔热情地学习中华文化，积极从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沃土里探寻中国舞蹈之根，终于在1946年第一次将中国民族民间舞整理成表演艺术搬上舞台，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边疆舞”。我一生都在努力探寻中国的舞蹈艺术，直到1993年，我77岁时还到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向当地人民学习民间舞蹈。

人们都说戴爱莲爱国，我是爱国的，我爱的“国”是什么？不是中国的风景，很多别的国家的风景也很美丽。我爱的是中国人，爱的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

回顾一生，我感到十分幸运，在人生的道路上总能遇到良师益友。在英国，我有安东·道林这样的好老师教我芭蕾舞艺术；回到祖国后，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陶行知、廖梦醒等前辈都曾引导我，使我能够始终从事进步的文化事业，始终和中国人民在一起，经历各种苦难与幸福、考验与成功。

还有我的朋友们，他们使我的生活远离孤独，愉快充实。我谢谢他们。

戴爱莲

2002年12月18日

历时三年，经过了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更迭，这本记录中国现代舞蹈大师戴爱莲先生艺术与人生的“随笔性”著作，终于有了一个雏形！回顾两年多的采访、写作日子，我们感慨颇多；抚摸风雨兼程中的跋涉、砥砺时光，我们获益匪浅！

面对戴爱莲先生，面对着一位“跨世纪老人”的艺术人生、高尚情怀和伟大人格，我们折服了！面对这部书稿，面对着一卷并不规整、但却真实可信的大师生平“实录”，我们释然了！不管怎样说，这是迄今为止，戴爱莲先生为后人留下的第一本“自述性”文字。虽然它有着很强的“漫话”色彩，也没有过多地追求文章的完整性。

该书源自戴先生50余盘采访录音的整理，由罗斌、吴静姝二人分工合作，完成了这本书初稿。

衷心感谢该书的策划者，我国著名的舞蹈史学家王克芬先生（她是戴爱莲先生的老学生）无私而忠实的坐镇、提携、把握和赤诚的援助！没有她的指导与鼓励、勤勉与奉献，这部书恐怕难成！感谢戴先生那批真诚而又童心未泯的“老学生”们，因为有了他们的真诚协助，这部书稿才能顺利完成。这些同样年逾古稀的老人，是在用自己全部的情感回报老师的哺育之恩！她们是彭松、隆征丘、吴艺、袁春、姜敏、韩宗隆、金立勤等。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霍德华老师，也是特别需要感谢的人！她的真诚援助和无私奉献，同样使这部书增光添彩！

当然，还要感谢那些为这部书的成功付出了辛劳和汗水的各方朋友，如周红女士等，还有整理者罗斌先生的家人（他的侄儿），特别是责任编辑牛抒真女士。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因此而感到无比兴奋、无上光荣！

记录、整理者

2001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