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已经目睹了太多的死亡，但顾城、谢烨的死仍足以令我震惊。对这一悲惨结局的本身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当一个诗人握笔的手最终操起一柄斧头时，一切语言都立刻变得软弱无力，包括事后对他的谴责。
我只是忍不住去想、想、想一一最初是自发地、颤栗地，继而是强迫性地、尽可能冷静地——想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着顾城，在冰冷的一闪中制造了那个邪恶的瞬间？
这不可能是顾城！这不应该是顾城！然而，各种来源的消息都在无情地提示我，确实是顾城，是那个曾经写下”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名句、为一代人立言的顾城，那个纤弱、单薄、忧郁得仿佛一片落叶，总是躲在一身风纪扣扣得实严的灰色中山装背后，表情严肃而荒诞，目光诚恳而无望，在恍恍惚惚中企图既永葆童贞的神性，又拥有老人的智慧的顾城！
为什么偏偏是顾城？顾城可以是一切或什么都不是；他可以为诗活着或仅仅为活着活着；如果他想死，尽可以选择一种他愿意的方式去死，就是不能去操那柄斧头。究竟是什么力量？
疯狂！只能疯狂！彻底绝望深处变态的疯狂！他的朋友曾经在为他做过心理测试后警告他：要小心发疯。居然被不幸言中！他毫不避讳地公开了朋友的警告又意味什么？是不以为然还是心中惕然？不管怎么说，他终于没有能够避免这宿命般的结局。只是，无论是那位朋友还是他自己，当时恐怕都没有料到，他竟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疯”！
所有的疯狂都导源于偏执和追求绝对，这正是顾城自我提示过的两个主要性格特征。在他旅居国外之前的几年中，我曾多次听过他的朗诵和发言。从第一次起，我就注意到了他独特的姿态和语言方式：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两眼向上看着天花板，双手规规矩矩地垂在两侧或交叉置于胸腹之间，不动声色，语气平直，几无抑扬顿挫，一任那优美而神秘的语流从口中汩汩而出。在我的印象中，这种姿态和语言方式在类似的场合下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他的发言无需改动便是一篇漂亮的散文。和他的诗一样，明亮的星空、挂着晶亮雨滴的塔松和精灵般的小动物构成了其中最主要的支撑点，即便他没有直接言说它们也罢。
这种两眼向上、旁若无人、规规矩矩、一成不变的姿态和语言方式，在我看来正是他内心偏执和喜欢绝对的写照。我很清楚他一直盯着天花板的目光其实并没有在那里驻留。它迳直穿透过去，聚焦于天空深处以至背后的某一点，那里有他无限渴慕和神往的“纯美”的天国。他平直的语气表明他其实无意与任何人交流。他只对着那冥冥中的天国喃喃自语。而他的双手无论是下垂还是交叉，都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他此刻内心的敬畏，如同一个谦卑的学生站在严厉的老师面前。 这种独特的姿态和语言方式使顾城在初识者的眼中充满魅力。但见多了，就不免显得僵硬、乏味，甚至看上去有明显的表演色彩。有朋友据此便认为他是在“作假”，并把同样的结论引申到他的诗中去。我理解他们的意思，但我并不这样看，或者不想这样看。因为我认为这里除了顾城的内心之外，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真假尺度。退一步说，即便他是在“作假”，前提也是“真”。我宁愿认为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履行某种个人仪式，而随意改动仪式的规范是不道德的。如果说某种表演性确实是存在的话，那只是因为他弄错了场合。所有公开进行的个人仪式都难免有表演之嫌。
那几年顾城的每次朗诵或发言都令我感动，并且无法不被感动。但这并不表明我认同顾城；恰恰相反，越是到后来，我就越是感到某种由衷的恐惧，甚至厌恶——不仅是对顾城，对其他类似的诗人也一样。我的恐惧和厌恶完全是出自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我在他对“纯美”虔敬而绝望的追求中直觉到某种巨大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生命缺陷。
这种缺陷甚至在他对诗最初的领悟中即已现出了端倪。当他把那株塔松上挂满的晶亮雨滴中游动的无数彩虹和精美的蓝天视为他的天国启示时，他显然对眼前景象的有机性严重估计不足；尤其没有想到，如果没有塔松那在地下痛苦地盘曲、伸展着的根，所有这一切都将无所凭附。他只凭善良的愿望或天性中某一部分的冲动就齐腰截断了这株塔松。结果他充其量只是带回了一件圣诞礼物，而没有真正收获诗的种子。
这听起来有点像事后的苛责。当然，要求一个八岁的孩子想那么多是太过分了。问题是顾城追述这纯美诗意的最初一闪时早已不是孩子；而在他的追述中我没有看到丝毫反省，有的只是深深的自我感动。显然，塔松没有凋敝，它一直奇迹般地经由主人的血泪供养活在他心灵的暗室里，只不过现在这位主人拆除了将其与纷乱的尘世相隔绝的厚厚墙壁，或者把它移到了布勒东所说的“玻璃房子”中而已。至于这样一来，暗室就成了客厅或展室，塔松连同那些多年前的水滴，将在短暂的大放异彩和众口赞叹之后变得黯淡，失去光泽，直至枯萎，成为业已逝去的那个时代的珍奇标本，他或许一时来不及想到，即便想到了也于事无补。因为接踵而来的新时代一个混合着旧时代的遗迹，同时又以欣快症的方式像吐纳物质一样吐纳精神文化的大众消费时代——会一步步把这些变成现实。P11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