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符立中主编的这本《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是中国内地首次大规模的张爱玲学术研讨会全纪录。书中，海内外张爱玲研究专家讲解导读了张爱玲作品，从不同角度、深入浅出地解析了这些文字背后那个真实的张爱玲。

二〇一〇年，为纪念张爱玲冥诞九十周年、逝世十五周年，海内外“张学”研究专家齐聚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办了内地首次张爱玲纪念研讨会。讲题分为“张爱玲的文学视野”、“张爱玲的双语创作”、“张爱玲与视觉艺术”、“张爱玲的晚期风格”四部分，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为读者做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导读，全方位地解析真实的张爱玲。《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收录的就是这些研讨成果。

《张爱玲的文学世界》由宋以朗、符立中主编。

序 我看，看张

缘起

第一场 张爱玲的文学视野

第二场 张爱玲的双语创作

第三场 张爱玲与视觉艺术

第四场 张爱玲的晚期风格

附录 张爱玲大事记

前一阵子我读了《雷峰塔》《易经》中英文版，有些感想。

第一点是，看《雷峰塔》和《易经》的时候，感觉好玩的地方是，我不仅是在看一本书、两本书，我是在看一组书，因为两本书的内容很多是以前张爱玲的散文或小说，包括这两年才出土的《小团圆》里写过的。我先看英文版，再看中文版，一边看就一边翻回张爱玲以前的散文、小说去对比，去领会张爱玲如何重新书写她自己：一方面当然是延续或者深化，把她以前写得还不够具体的地方、不够深刻的地方、不够详细的地方，写得更具体、更深刻、更详细。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张爱玲在某些地方跟过去的自己决裂、断开，改变自己的看法。《小团圆》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假如是真事的话，那么跟她自己在几十年前已经写过的完全不一样。比如她谈到对一个上海画家的看法，在小说里她是蛮不以为然的，还讲了一句俏皮话。她跟炎樱一起去看画，看得很仔细，还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尤其因为并不喜欢徐的画，更不好意思看了就走，巡视了两遍……欣赏过了方才告辞”——张爱玲说，正是因为不很欣赏，所以才故意夸张地表现为很感兴趣。但止庵老师清晰地指出，张爱玲在几十年前写过的文章里说，这个画家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个画家，是最能让她看得上眼的画家。这里表达了很多有趣的资讯：她跟过去的自己断裂了。她为什么会断裂？为什么会改变？怎么自圆其说自己的改变？怎么看待自己的改变？很多类似的情况，我们对比《雷峰塔》《易经》的英文版、中文版，以及以前的散文小说，有很多小地方都可以看出来，很好玩的。当然我们可以感慨，女人善变，特别是过了几十年之后的女人更容易改变。但我们如果不从“善变”这个角度来看她，便可以说，她当时其实很懂得说谎，就是懂得装、懂得写文字称赞对方，其实她当时心里是不高兴的，但因有其他考虑，所以乱说一通。可是，也当然，几十年过去了，她的看事情的坐标或确有改变。这是我看《雷峰塔》《易经》的第一个感想。

其次，张爱玲怎么重新书写她自己？我们通过英文版，看出张爱玲这种微妙的变化。既然她以前写过中文版，她写英文小说的时候，一定会参考自己中文写作的内容和过程。到底张爱玲那时候怎么样想的？她如何再书写她自己？我们从作品本身再往外退一步，张爱玲怎么看待自己的中英文创作？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也可能是后世的研究课题，她自己对她的中英文写作的差异一定会有一些很独特的看法。我很期待有人可以做出一些论文来，或者宋先生再找一些材料出来，让我们看到张爱玲是怎么看待她自己的中英文写作。

我还有一些关于张爱玲写英文小说、在美国出版不顺利的联想。

我觉得张爱玲蛮倒楣的，她把作品投给出版社，被退稿——不管哪个作家在哪个地方被退稿都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华人用英文在美国写作想出版，被退稿是常有的事。但假如张爱玲当时不是碰到一个有眼不识泰山的编辑，可能整个情况会不一样；或者说，如果张爱玲愿意屈委，或者有人帮助她、鼓励她再坚持，这一家不行再找另外一家，后来成功了，会有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作品以外的联想。

说回英文作品，张爱玲的英文功力有多高多低，像我这样对英文毫不敏感的外行读者难置一词。但不管是哪类读者皆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受，而我的感觉是：张爱玲似是很努力地把自己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即在英文小说里刻意保留自己的中文文风，变成了洋腔的张腔，却依然是张腔。

张氏小说向来有两大特色，其一是金句层出不穷。张小姐以奇思妙想概括人间万象，如前人曾说梁启超文章，“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但笔下所无”，让读者觉得，呵，这就是了，我就是这样想了，这就是我心底最黑暗却又不敢言之于口甚至连自己都不敢承认面对的想法了。

P81-83

我看，看张

宋以朗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是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也正是这个九月，张爱玲去世十五周年。我想借此时机总结一下近年她几部遗作的出版概况，也分享一些个人感受和观察。

随着《重访边城》《小团圆》《异乡记》《张爱玲私语录》《雷峰塔》和《易经》的问世，张爱玲再一次成为大众焦点，其人气之鼎盛甚至比她生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她的遗稿究竟应否出版呢？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简言之，这里有两派互不兼容的意见：一派主张毫无保留地出版她写过的每一个字，另一派则认为她生前没有发表的，就应该永不发表。这显然是一个顺得哥情失嫂意的两难处境。

表面上，两类意见似乎公婆有理，但只要细心一想，便不难发现两者隐含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这不单关乎“出，抑或不出”，还涉及“选择权属谁”的问题。把手稿出版，选择权在你，你喜欢就去读，不喜欢就不要读，你有的是自由。若我决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谁也不许看，或者我喜欢给谁看就让谁上我家看个够。张爱玲在世时，旁人(如出版商、朋友、经理人、“张学专家”、政府机构、读者等)时常干预她的意愿，甚至代她做“不出版”的决定，以至有些作品至今大家都看不到，名字亦不见经传。我则宁愿公之于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选择权归还读者，而不是由我自己越俎代庖地做最后审判。

出版理由不必再絮絮叨叨地复述了，现在我想讨论的，是几部遗作出土后的读者反应。首先是二○○八年出版的《重访边城》。一九六三年，张爱玲在美国发表了一篇英文游记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记述她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造访台湾和香港时的见闻，惜反响不大。一九八二年后，她根据这游记以中文重写一次，就是这篇《重访边城》了。说的尽管是同一件事，但中、英版本却耐人寻味地有很大差别。对这篇迟来的“译作”，外界反应不算热烈，即使写的就是台湾、香港，但两地也只有些零星回响，未免令人失望。是因为作者笔下的六十年代已太遥远吗？很难说，但无论如何，我至少提供了一个选择给大家。

就个人口味来说，我反而对张爱玲的“翻译”手法更感兴趣。一九七三年，我爸爸宋淇曾在《文林》月刊发表一篇《从张爱玲的〈五四遗事〉说起》，文章内仔细比较了

Stale Mates与其“中译”《五四遗事》的写法异同后，竟然得出以下结论：张爱玲做的不是一般意义的翻译，而是运用原作者的特权和自由来“再创造”。读《重访边城》时，我的取向跟父亲可谓不谋而合，更发现《重》文对英语原作的增删还要比《五四遗事》多得多。

可惜的是，我至今仍未见有评论者对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和《重访边城》两文，做过像我父亲那样的对照研究。现在轮到万众瞩目的《小团圆》。它在二○○九年一出，立即抢尽风头，能够同时雄霸两岸三地的畅销书榜首，确实是罕有现象。至于此书出版后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三波”表述。第一波涌现时，即使没有谁真正读过此书，很多人却已迫不及待发表伟论。这些意见的主调就是非议出版，有的更劝人罢买罢看，媒体乐得顺水推舟，于是有关评论便由负面看法及偏激情绪主导。

到第二波时，人们终于看书，小报式书评纷纷出笼，赶着考证“谁就是谁”“谁又做过什么”之类的问题，而满足小市民的好奇心之余，自觉严肃的论者总不忘苦口婆心提醒大家：“祖师奶奶的作品毕竟新不如旧。”仿佛只要有这么一句话压场，娱乐版八卦就会自动升格为文学史点评。至于第一波的负面论调，在这阶段注定就要无影无踪——你既然已反对出版，坚决罢看，还有什么好说呢？难道要把行动升级为上街抗议？第一波的参与者显然没想清楚自己的出路。  第三波的特点，就是以理智为主导的细读。这阶段的评论者不再为《小团圆》的角色对号入座，而是回到文本之上，深入探讨作者的文学技巧，具体分析其早晚期风格，以及评估《小团圆》在张爱玲整体著作中的地位等。当然，我不认为一切值讨论的都已经讨论过了，我还期待着更多评论此书的文章。

但有一个事实摆在眼前：不看白不看，你罢读《小团圆》，就不可能对张爱玲的作品和生平做任何严肃研究，可以说，“张学”的领域从此便没有你的份儿。

二○一○年才出版的《异乡记》则是一篇未完稿的散文，它详细记述了作者一九四六年从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时的途中见闻。早在五十年代，张爱玲曾对我母亲宋邝文美说，《异乡记》是她“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又说“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参考《张爱玲语录》，已收入《张爱玲私语录》)。是因为别人不要看，所以她才放弃发表？据我猜测，她不出《异乡记》的理由，很可能是怕它会触动某些读者的神经，牵起新一轮针对其“汉奸妻”身份的围攻。

《异乡记》在港、台发表以来，反应始终不算热烈，是读者对四十年代大陆的农村生活不感兴趣吗？我不敢断言。《异》已于大陆出版，话题较为热烈，原因跟《秧歌》有关。在《遥寄张爱玲》中，柯灵批评《秧歌》写得坏，说其“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理由是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也许因为柯灵的一锤定音，《秧歌》在大陆便一直没有出版。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异乡记》出版便有一重大意义：为《秧歌》平反。为什么呢？第一，《异》是张爱玲在旅途上的札记，反映了她对农村生活的第一身经验，柯灵所谓“平生足迹未履农村”显然不符事实。第二，这许多关于农村的描写，后来都被作者插入《秧歌》之内，于是《秧歌》便不能说是作者闭门造车的“虚假”之作，柯灵的讲法亦因而失去信服力了。《异乡记》在大陆出版，究竟能否推翻《遥寄张爱玲》的严厉批判呢？现在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二○一○年七月，《张爱玲私语录》率先在港、台出版。这部书收录了我父母宋淇、邝文美写张爱玲的两篇流传不广的旧文，再加上最新增订的《张爱玲语录》足本(共三百零一条)和他们三人的书信选辑，共四部分。大概是内容与体裁不够大众化——毕竟张爱玲是以小说见称——迄今读者的反应也只是不冷不热而已。

但我出版此书，本不志在卖它一百万本，而是要影响张爱玲的传记作者。我看过每一本我能买到手的张爱玲传，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草草略过她在美国的四十年生活，也忽视了我父母跟她的密切关系。这些作者不一定马虎了事，也不是要存心作假，他们只是欠缺资料。结果如何？举一个显例：名编剧王蕙玲写电视剧《她从海上来》，以张爱玲的事迹为主题，但全部剧里宋淇就仅仅出现三秒钟，沦为不折不扣的快闪党。王蕙玲不是不做功课，而是她参考的传记和相关文献都有大量漏洞。《张爱玲私语录》就是要炼石补天，相信从今以后，没有一个认真的张爱玲传记作者可以无视此书。

现在要谈谈《雷峰塔》和《易经》。这两部书原是六十年代时张爱玲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分别题作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The Book of Change。当时没出，是因为被美国出版社拒绝了。《雷峰塔》写女主角的童年往事，情节背景类似《私语》《童言无忌》《小团圆》童年部分和《对照记》，但内容更丰富；《易经》主要写港战时的大学生涯，可视为《烬余录》与《小团圆》港战部分的加长版。出这两部小说，不仅为其文学价值，我也考虑到它们作为史料的意义：二书既加深了我们对作者早年生活的了解，也展示了她六 ○年代初在美国的创作成果。

由于很多读者不谙英语，中译是必需的。两部译作问世后，翻译的情况成为讨论焦点。这里有两个事实值得注意。一，按照张爱玲的一贯作风(请参考她“译”出来的《五四遗事》和《重访边城》)，若两部英文小说是由她亲自翻译，出来的效果恐怕会跟现在的直译迥然不同，但不要忘记她享有“原作者的特权和自由”，只要她心血来潮，平平无奇的原文也可“译”得有声有色。二，你也许可以把某些段落用“张腔”重新翻译，但那又如何呢？事实是，你到底不是张爱玲。

几部遗作都分别讲完了，可以交代一下以后的出版计划。其实很简单：张爱玲的所有重要著作已经出齐，她和我父母的书信全集则正在整理，预计一两年内可以出版。至于张爱玲留下的其他遗稿，剩下的多是未完成的残稿：《少帅》(Young Marshal)是英文小说，有七十六页，讲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没有结局，只有开头。文章未提及“张学良”的名字，都是用少帅来代替。当时张爱玲给赖雅和另一朋友看，他们看了都喊“救命”，因为里面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如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等。可张爱玲无法修改，要写少帅张学良无法避开这些人物。

这个小说除了人物复杂外，也有弊端，因为事实无法避免，若将小说人物改成负面，会涉及诽谤。同时，张爱玲希望写成爱情小说，对她来说，写作方式是从细节入手，从下面建起来。她写前，会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比如《小团圆》的每一个细节，可能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可写《少帅》，她无法知道细节，很多事情不清楚，硬着头皮来写很困难，所以就放弃了。

还有一个张爱玲的小说《相见欢》(Visiting)，我觉得出英文版没意思。《华丽缘》是《小团圆》的第九章，写一个人在乡下看大戏，英文小说与中文没得比。《色，戒》(Spy Ring)中文版与英文版的情节中间是不一样的，英文版没有销路，卖不出，就放下了。多年后，她离开加州大学，在一九七四年开始想重写《色，戒》，就写信给我爸爸说出她的想法，将第一稿寄给我爸爸看，我爸爸觉得不行，因为把女主角写成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文章一定无法发表。何况，当时台湾认为国民党特务不可能会失败的。张爱玲同意我爸爸的观点，便将王佳芝写成女大学生，在第一稿的开头加了很多情节。

还有些不太有意义的小说没出版。比如《我的香港妻子》，涉及另一个作者麦卡锡，所以还不能出版。小说里面校对的字迹，是张爱玲的。

最后，我想回应一个很多人都曾经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张爱玲要不断重写同一些人同一些事？难道她江郎才尽，唯有老调重弹？不妨举些实例来说明，有一段文字广为传诵，曾以不同形式在张爱玲笔下出现，是这样的：　

一个人死了，可能还活在同他亲近爱他的人的心—等到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没有了。

——《张爱玲语录》，一九五五

祖父母却不会丢下她，因为他们过世了。不反对，也不生气，就静静躺在她的血液中，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易经》，一九六五

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的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小团圆》，一九七六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

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我爱他们。

——《对照记》，一九九三

不错，张爱玲是在不断写同一件事，但这算老调重弹吗？

我们首先要想一想她写作时的情景。第一次其实是跟我母亲的对话，或她写在私人笔记上，再由我母亲抄录，原意可不是用来发表的。第二次见于被出版社拒绝的《易经》，第三次则见于她为了政治因素而放弃出版的《小团圆》。长此下去，用她的口吻来说，“这些句子就只静静地躺在她的脑子里，等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所以“出版要趁早呀”——在一九九三年，亦即她死前两年，这些句子终于赶得上在《对照记》中开花结果。尽管是第四次写，但当时全世界都是第一次看，这算老调重弹吗？

我希望大家还留意另一个事实：她的“重写”其实是重新写，而不是重复写，每一次重写都是渐次前进而非原地踏步。看上面的第一例，作者是抽离、冷静的，语调像验尸报告般客观，又像警世谚语般超然。第二例渐趋个人，且引入了祖父母和他们的态度(不反对，也不生气)。到第三例，作者更进一步表白“她爱他们”，点出了自己的感受。第四例则完全揭示了她和祖父母之间那最重要和最动人的关系：“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

无论在思想或情感上，每一次重写都透深一层，那显然是作者有意识地进行的灵魂探索，在穿越千回百转的幽深洞穴之后，终于豁然开朗，抵达了太古的桃花源。正因为明白了这些往往藏着重大启示的细节，阅读和重读张爱玲才一直带给我无穷乐趣。记得《重访边城》有几句话是这样的：“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完全可信手拈来当作我对张爱玲的赞美。为了这份意，我和符立中先生编辑出这本张爱玲纪念文集，献给她的读者，以及——The One And Only的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