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事件的回顾、解读、总结，理所当然也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考察其背景、揭示其原因、观察其萌芽、梳理其过程、释读其高潮、了解其余波、总结其影响、分析其意义乃是众多历史工作者呕心沥血且又乐此不疲的使命。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但是，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主体基于自己的阅历、史识、立场、好恶、爱憎，而对客观的历史事件投射主观上的倾向性认知导致的偏差。《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是作者黄朴民在从历史学家的角度，通过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对历史上一些具有争论性的谜团的深入独到的分析解读。

《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是历史随笔集，作者黄朴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知名历史学专家，其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在大量占有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对历史上一些众说纷纭的历史谜团作深入独到的分析解读。例如“赵氏孤儿”、“兔死狗烹”等妇孺皆知的故事，故事的真相到底如何，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作者都一一作了详述。

涂脂抹粉后的历史

真相难觅

 ——“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

孔门造圣运动

汉武帝“建元改制”的政治风波

汉代“独尊儒术”表象的背后

汉代“表章六经”的政治文化学意义

歧路彷徨：“党锢之祸”与汉末儒林群生相

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交锋

国策与国运

 ——析汉武帝身后的政治走向

当虚幻的理想撞上坚硬的现实

 ——王莽改制的悲剧

《隆中对》的怪圈

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政治博弈：魏孝文帝迁都

千古楷模：贞观之治

从“陈桥驿兵变”到“杯酒释兵权”的演进

 ——赵匡胤的胆略与权谋

为人臣的智慧

未央宫的奇冤

功高震主，祸患将至

 ——君逼将反的故事

君子斗不过小人

战略均势与弭兵大会

从争霸到兼并

 ——晋阳之战的标志性意义

中国古代王朝崛起战争中的战略指导

 ——以秦汉时期为中心

晋景公与齐晋耋之战

柏举之战

 争霸战争重心的南移

兵者，诡道也

兵无常势

 ——韩信“背水阵”揭秘

“五兵之中，唯火最烈”

 ——火攻与赤壁之战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萨尔浒之战

先秦野战歼灭战的典范

 ——长平之战

汉代“表章六经”的政治文化学意义

一、“表章六经”与独尊儒术的历史进程

汉帝国崛起并在武帝朝达到鼎盛，当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选取儒家作为帝国的统治思想，以儒家为主，整合法家、道家的思想文化政策，则是众多因素中十分重要的一条。这一思想文化制度的确立，对汉帝国制度的完善、伦理道德的确立、政治的运作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很显然，武帝朝的改革，首先是从思想文化人手的。因为不解决思想问题，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选择正确的统治思想，关乎王朝的长治久安。为解决黄老思潮所倡导的垂拱无为的政治风气，意欲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们把目光投向了一直在民间流传发展的儒学。儒学最擅长的就是制礼作乐，搞制度建设和伦理道德建设。黄老学说所短，正是儒家学说之所长。和黄老相比，儒家的学说是积极有为的，是进取的。统治阶层选取儒家学说作为官方学说，就是发出了大汉帝国的政治要由循默无为转变为积极有为的信号。

儒学的最早推手不是汉武帝，而是以窦太后的娘家侄子窦婴和田蚧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建元元年(前140)十月，即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选拔帝国统治人才。就在这次人才选拔中，丞相卫绾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卫绾提出这个建议，显然是透漏出当政者欲统一思想的意思。但此时朝廷大政仍然掌握在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手中，卫绾的举动是对她的权威的挑战，不久即遭到清算罢相。而其实卫绾背后的真正推手是窦婴和新贵田蚧。窦婴与田蚧二人“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在他们周围已形成一个儒学政治集团，他们是不会甘心于卫绾的废黜而放弃对掌控政局的尝试的。

但是，不久窦婴、田蚧、赵绾等人就和窦太后发生了激烈冲突：“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蚧、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在罢免“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方正之后，继而“贬道家言”，向黄老之术开刀，这就接近独尊儒术了。但他们的行动遭到窦太后强有力的反击。建元二年(前139)，赵绾奏请以后不再向窦太后奏事，欲将窦太后排斥出政局，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蚧”，独尊儒术的行动遭遇挫折。

不过，窦婴、田蚧罢相以及赵绾、王臧下狱死，并没有影响整个独尊儒术运动的推行。一方面“务推隆儒术”的田蚧因与武帝母亲王太后关系密切，故仍然对朝政有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大批儒生通过招贤良文学进入到统治阶层，对朝政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都是儒学的坚定拥护者和将儒学定为官方学说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位治“春秋公羊学”的专家董仲舒和公孙弘。  公孙弘可以说是推动儒学上升为官学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但他本身在经学方面没有什么造诣，也不是什么正宗的春秋公羊学家，只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之所以打起“春秋公羊学”的旗帜，不过是他干禄的手段而已。

在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那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了。老的政客总是容易哄小皇帝，公孙弘就很能哄汉武帝。他这个人非常工于心计，“外宽内深”，他做了一件事不仅使得窦婴、田蚧等推隆儒术的成果得以巩固，还作为历史的成果延续下去，那就是把博士官由皇帝的顾问官变成了教育官。他向汉武帝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如果说公孙弘运用政治手腕，让儒家的博士官控制了教育权，控制了候补文官的选拔权，从帝国政策方面奠定了儒学复兴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真正的“春秋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则是通过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专门教育机构来推广儒学。这两条措施，奠定了儒学在汉王朝的主流学说地位，从此遭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劫的儒学有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很快繁荣起来：“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此外，董仲舒还从理论上给予公孙弘呼应，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并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做了说明。董仲舒与公孙弘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统一，完成了将儒学定为汉帝国官方学说的程序。

……

P35-37

历史事件是历史的主体，这一点，当是殆无疑义的。如果抽掉了历史进程中那些重大事件，那么，整部历史真的会是“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了”!以秦汉历史为例，我们无法设想，如果去掉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楚汉相争、汉武帝反击匈奴、盐铁会议、王莽改制、光武中兴、白虎观大会、党锢之祸、黄巾暴动等事件，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秦汉历史，还能留下多少具体的印象，那些古今之慨又当从何而发?

正因为历史事件是历史嬗递的最显著呈示方式，那么，显而易见，对历史事件的回顾、解读、总结，理所当然也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考察其背景、揭示其原因、观察其萌芽、梳理其过程、释读其高潮、了解其余波、总结其影响、分析其意义乃是众多历史工作者呕心沥血且又乐此不疲的使命。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所在，也是历史学充满诱惑、使人难以拒绝的价值所在。

然而，历史事件的解读与总结，实在是非常困难的。这中间固然有受史料不完整、记载多矛盾的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即所谓“文献不足征”的局限，但是，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主体基于自己的阅历、史识、立场、好恶、爱憎，而对客观的历史事件投射主观上的倾向性认知导致的偏差。俗云“有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孟子亦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可见，研究者对历史事件的解读、认知与总结，往往带有其强烈的主观色彩，搜集史料、选择史料、凝聚观点、形成判断，通常都掺杂着个人的倾向性，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难以避免地做出选择性的遗忘或选择性的强调。

尤其让后人困惑的是，即使是那些原始史料，其历史的真实性也往往是可以存疑的——这些史料的记录者、提供者，在当时同样也受其主观认知的判断与驱使，从而在记叙历史事件本身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淡化、消解、抹煞某些要素，而强化、渲染、夸大另一些要素。如此，就使得后世的研究者所接受的历史信息，本身就是不全面、不系统、不客观、不准确的，要在这样残缺的信息基础之上，对历史事件进行公允的解读，那的确是一种大为不易的挑战，其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勉为其难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是历史事件研究中的局限与困境。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利与弊的统一体，利中有弊，弊中有利，历史事件解读与认知上缺乏纯客观性的困难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它拥有了更宽阔更充裕的解读与总结的空间，给后人提供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认知契机。对同样一个历史事件，人们的理解，可以大相径庭；人们的看法，可以仁智互见；人们的分析，可以众说纷纭，从而造就一番新义迭出、异彩纷呈的生动局面。多样性、复杂性、综合性本来就是历史学研究的显著特征，而历史研究者的主观色彩，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激发了历史研究的活力，也增添了历史研究的魅力。即给现代受众接受和认知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历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创造了更多的机遇。历史学研究自身，也在这种普遍关注和参与之中，被注入强大的活力，体现出存在的价值，得以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毕竟片面的深刻，远远胜于全面的平庸；大众的兴趣，保证了历史学研究的热度。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也热衷于对历史事件做富有个性化的解读与认知，并将所见集腋成裘，聚沙为塔，于是，便有了这本小书。虽然固知学殖浅薄，而读史的识见，更属平庸，但是，敝帚自珍，“愚者千虑”，或许不无一得，所以，还是不昧谫陋，将它呈示于读者诸君面前，抛砖引玉，以匡不逮。幸赖有识之士、大方之家，惠以教我，是所期冀。

是为序。

黄朴民

2015年1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