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小明编著的《书装零墨》汇集了作者多年来研究民国时期书籍装帧及装帧设计家的二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视角独特、材料丰富，展现了许多书籍装帧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每篇文章中的相关书影及插图大多为作者多年来的珍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作者考证缜密、行文活泼，可读性、研究性、欣赏性俱佳，是一本题材及内容不多见的闲书。

金小明编著的《书装零墨》是一本有关民国时期书籍装帧名家、装帧艺术及书装精品的趣话集，话题涉及民国时期文化大家，如鲁迅、郑振铎、许钦文、陶元庆、闻一多、钱君匋等。作者为非专业人士，研究装帧设计只是其业余雅好，但因兴趣甚浓，研究之深，点评之到位，甚至令某些专业人士为之汗颜。这些篇章不仅仅是怀旧文字，翔实的资料将人们带回到民国时代的文化氛围里，舒缓轻松的文风及散发着民国气息的书影精品，又给人以清淡的书香之感。

序

许钦文大“闹”书封画

陶元庆的画集

悄立市桥人不识

——民国书装画家朱稣典

糜文焕的装帧之魅

沈松泉的“胆”与“谋”

——兼述光华书局的装帧品质

刘既漂：“装饰艺术”探索

闻一多书装二题

钱君訇不悔少作

范用与书装

《文学丛刊》的版本与装帧

《小雨点》书装小记

书装散叶

上海漫画会与《上海漫画》

《上海漫画》的“封面大画”

封面上的裸女

略说民国刊本的“缠夹”

“洋场化”的署名式

罗兰·巴尔特笔下的秦宣夫

塞西尔·比顿的《中国影集》

后记

陶元庆（一八九三——一九二九），是中国现代美术史及书籍装帧史上的先锋人物。他遗存下来的书封画作，数量并不多，大致也就三十余幅，但却以其独特的糅合中西的艺术观念、创作手法，以及这些渗透着“东方的飘逸的气韵”（钟敬文语）的作品，对中国“新美术”和现代书装艺术的成形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鲁迅认为他的作品，“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堪称定论。陶元庆在艺术上取得不凡的功业，除了靠自身的天分与努力，当然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风气、新兴文艺思想的熏染与滋养，也直接得力于鲁迅对他的激赏与鼓励。但也要看到，在陶元庆的艺术道路上，他的同乡和挚友、新文学家许钦文（一八九七——一九八四）也给了他很大的推力和助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许钦文当是民国时期新兴艺术的积极的“结缘者”。

许钦文是鲁迅推重和提携的乡土派作家（鲁迅曾对许羡苏说：“你阿哥，我扶了几阵，就自己会走了！”）成名后，他那部描写个人酸辛生活的《钦文自传》，无论取材还是笔法，均独到且精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感染力的传记作品。他的大半辈子很苦：先是“无妻之累”的命运作弄，一场风波之后，虽以妨害家庭案宣告无罪，却又被当作政治犯，无辜入狱一年；因晚婚而以“剩落大伯”出名，娶了老婆，又因土制避孕工具失效，迫于负累而不想要的孩子还是来了，愤而为其取名“国货”；为保存和光大“老陶”遗作，费尽心血建起“元庆纪念堂”，并背上重债，命其名为“愁债室”，终而忙不迭地“卖文”救穷——他笔下的这些惨痛经历，仿佛寒蝉凄切，分外有一种悲凉气氛和情调，也折射出旧时代残酷的社会现实。

许钦文不是画家，看他的手迹，字也写得不漂亮，但幼承庭训，接受了不少中国传统的艺术教育。他的父亲是乡村秀才，也是他的启蒙老师，练就了一笔很好的“洪武正楷”，常给人写折扇、对联和招牌，“也学绘画，梅兰竹菊，山水花鸟都画得不错”，“会刻图章，很讲究刀触”，书房的板壁上，总是挂着徐文长等乡贤的字画。他还会吹洞箫，欢喜看社戏，是那种很有艺术气质和细腻感觉的旧式文人。许钦文曾写过一篇短文——《菊花》（刊于《现代》五卷三期），由对西湖秋菊的品鉴，联想起少年时代与父亲在花园里一同赏菊的情形。雅好绘事的父亲，“常常在观赏了蟹爪菊花底姿态以后画勾头兰草，他又常常于画了勾头兰草以后再画墨菊；说是在这两者之间，‘运笔’和‘晕墨’都有相像的地方”。这样的家庭环境，自然陶冶和培养了许钦文艺术鉴赏方面的趣味和眼光。

许、陶相识于一九一三年。那时，陶元庆常去看许钦文父亲画菊花，后来还取了一个“菊心”的别号。很长一个阶段，无论是在北平，还是在南方，他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陶元庆是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人物，在时人眼里，“那分披的乔治桑式的长头发，沉静温和琵亚词侣式的脸”，仿佛是他的形象标志（赵景深《哀陶元庆先生》）。钟敬文曾回忆说：“你如认识陶先生的，那你不会忘记吧，他的头发是怎样蓬松着，衣履的背时破旧，怕更要给人疑心作流氓吧。”（《陶元庆先生》）困顿的生活，并不能阻碍这个性情纯挚而孤傲的艺术家对画艺的求索。但“因为当时图画不能零碎卖钱，所以他自己很难维持”（《钦文自传》）。一九二二年以后的几年里，得依靠许钦文任“法律评论社”书记的微薄薪水和小说稿费来资助生活。

在艺术上，陶元庆是很苛求的。他的很多书封画作，又都是由许钦文大“闹”而出的！最早为鲁迅绘制《苦闷的象征》封面，就经由许钦文的介绍；而许钦文自己的十本集子，即《故乡》、《毛线袜》、《幻象的残象》、《回家》、《蝴蝶》、《鼻涕阿二》、《赵先生底烦恼》、《仿佛如此》、《若有其事》、《一坛酒》的书封画作，也都出自陶元庆之手，给那些乡土色彩和淳朴气息浓厚的文艺作品，赋予了新颖、别致的感性和磁力。不过，这些书封画，来得很不容易，许钦文在《自传》中回忆：

从《故乡》到《一坛酒》，除掉《西湖之月》，书面都是老陶画的图案。《西湖之月》的书面是我自己画的：这个，老陶本也早已答应给我画，但他照例要延而又延，非同他闹一场，哪怕已经把书完全排印好，再等他一年半载，他仍然会得不动手。“明天画好了．明天画好了！”明天的明天又过去了，他还是“明天画好了！”我懂得他这脾气，要快只好同他闹一场。

P1－4

出版业可谓空前繁荣的了，但也不妨说它近乎繁杂、繁乱，堪与电视娱乐节目比杂、比乱。就说封面，为吸引读者，竭尽花哨，以致滑向粗俗，这很叫人怀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记忆犹新的封面。当然，那年代亦非尽善尽美，苛求起来，庄重、大气、素雅、优美，均有余，而活泼，而多姿多态，还有什么方面的，还是逊色一些。盖新中国的文化环境之故，那时创作观念未得放开手脚。

再往前，民国三四十年代呢，是否也不无可资借鉴的成功和失败。近年金小明先生即对此作了探索，集聚在《书装零墨》里的若干文章正是他这方面的可喜成绩。封面设计，此道我是站在门外很远的，未便置喙金先生劳作的价值。约略可说的是，业内业外，投放精力于此者，不敢断言无人问津，终究是少而又少。因而，即使金先生不算填了空白，其值得肯定处当显而易见。

金先生的职业不在出版界，甚至不在文化界，此著全然出自个人业余爱好。如他一样的业余学者，我结识好几位。和以专业谋稻粱的我们不同，他们相关专业的学养或许不够广博，然而所涉题目却往往深而精，每每为专业学者不及。我常语告同事：“学府外藏龙卧虎也，切勿自大。”他们的研究特色，也为专业队伍不大能替代，实在是学界不可或缺的“别动队”。

书里一部分文章曾经过我手发表在《博览群书》，那时我遵命作该刊特约编辑。后来无力兼顾编务了，仍继续推荐他的文章去。有了这一层缘分，金小明先生便命我撰写此书序言。辞谢未允，只得说一点感想。草草太过，乞勿见怪。其实很想说的还有这一句，金先生既有如此兴趣，又有这般基础，大可自陶元庆、司徒乔而下，续成一部现代书籍封面设计的史著，想来读者会欢迎的。

承子聪兄之嘱，将近几年在《万象》、《闲话》、《开卷》、《藏书》、《老照片》、《译林书评》、《博览群书》、《今日阅读》、《中国新闻出版报》等报刊上零星发表的，有关书籍装帧、出版文化的部分杂说、随笔，略予增补，汇成小集，冠以“零墨”之名，纳入他主编的《开卷闲书坊》梓行。对于“书装与出版”这个题目，我是以业余涉猎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的——谈不上版本鉴赏，谈不上书史叙述，更谈不上专业研究，仅仅从一个刊本集藏者的个人角度，围绕着民国书装艺术方面的部分史实、现象和人物，参考已有的版本实物，以及公开的图影资料，试做初步的归纳、评介和钩沉，并与读者交流、共享。《老子》有言，“见小日明”。借着这样的工作，掸去陈书旧封上的灰尘，让民国绘事能人、装帧逸品的眉目更加清亮一些，彼时出版文化的样貌更加明晰一些，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小愿景。

书中的文字，大多是在内子吴伶和师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做成并发表的。陈学勇先生多年来热诚邀稿、悉心指教，这次又应允赐序；徐雁先生、冯克力先生、子聪兄、周晨兄、臧杰兄、严晓星兄、孙志洋兄、江少莉女士等，都曾为习作提供刊布机会或帮助；王稼句先生则为小集惠题书名。此外，小女金书援也对部分内容有所贡献。在此，一并向他们道谢。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识于金陵心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