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的“宗教”观点来看，这里面找不出什么意义，或者说，从那个观点来看，这则问答中没有虔诚、信仰、恩宠、爱等。如此则禅的宗教性在何处？这个问题我并不想在此处讨论。我只希望说明，佛教(包括禅宗以及佛教所有的其他宗派)具有一套不同的表达方式，使它的追随者依据他们的心理，以及他们的思考与感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精神体验。
现在我们要看看第三句和第四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什么是“心”、“性”、“佛”？
“心”并不是指我们日常行思考作用的心、依照逻辑定律思考的心、或心理学家所描绘的那种有种种感觉、情感的心，而是在所有这些情感与思想之下作为其基础的心。这个心是cittamatra(唯心)——作为《楞伽经》之主题的那个心。这个心也称之为“性”、“真如”(svabhava)，是作为一切基础的东西。心可以说是当我们在心理上对思想与感觉的主体向深处挖掘时，最后到达的底层，而“性”则是我们的本体(ontological)认识所能够认识的界域。本体认识的界域亦是心理认识的界域，反之亦然；因为当我们到达其一，就发现我们也在另一之中。两者只是起点不同；其一向内，其二向外，而最后却会到达相同点。当我们见到了心，就见到了性；当我们领悟了性，也就领悟了心；它们是同一的。
那彻悟心的人，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与性完美相合，这样的人就是佛——“觉悟者”。佛乃是性的人身表现。如此我们可以说，性、心、佛只不过是不同的表示法，当我们从不同的立场来指明这同一件事情时，我们就用了不同的名词。而禅宗在它四句话里所表明的理想，乃是直接去抓住真如，而不要用任何智性、德行、仪式或其他作为媒介。
对于真如的这种直接掌握乃是般若的觉悟(般若可译之为trascendental wisdom，超越智慧)。已经觉醒或到达的般若，即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超越智慧可以将我们关于精神生活的一切疑问尽行解答。因此，智慧并非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智性，它超越了一切的思辨。它不是分析性的推理，它不是一步一步推论的，它超越矛盾冲突与相互对立的深谷。因此波罗蜜多意为“到彼岸”。
由于般若觉悟是越过智性的死巷，因此它是一种意志的行为。然而由于它是见性功夫，因此有着智性成分。般若既是意志又是直观。这乃是何以禅宗与意志力的培养密切相关的原因。断然斩却无明与分别，不是容易的事；除非穷尽意志之力，永不可能达到。将伸出在深渊之上的唯一枝条——智性——放手，任自己堕人自己认为的无底深渊——这对一个欲探心之深度的人岂不需极大的努力才能做到？当有人在桥上向一个禅僧问禅河之深度时，他立刻抓住发问的人要丢到湍流之中——倘若不是有人匆忙为他求情。这位禅僧所要做的是叫发问者自己投进去，用他自己的尺去测量它的深度。扑跃是得自己去做的；他人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乃是让当事者认识这种帮助的无用。从这方面来说，禅是粗厉而无情的，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这个要把人丢到河里去的禅僧是临济的一个弟子(定上座)，而临济则是中国唐朝最伟大的一位禅师。这位禅僧在还没有领悟禅的道理时，曾问临济什么是佛教的最终真理，临济从他的座位上走下来，抓着这个和尚的脖子，叫道：“你说！你说！”这个刚刚学禅的和尚在被临济抓住脖子猛力摇撼，并叫他快说之际，会何等困惑啊！他要听临济“说”，不是他“说”。他从没有想象到他的师父会如此“直接”，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他站在那里好像失魂了一般。由于其他和尚的提醒，他才给禅师行礼，而这时他才突然领悟到经典的意义以及“说”的意义。即使你所得到的是一个知性的解释，对这个解释的领悟也是内在的成长，而不是外在的添加。禅的领悟便是如此。因之整个禅宗的基本就是在指向内在体验的自我成熟。那些习惯于智性训练，或道德说服，或虔诚的仪式的人，会觉得禅宗中有某些特异之处，是违反他们期望的。但这正是禅在整个宗教历史中独特的地方。自从马祖道一与石头希迁在唐代把禅宗的特点充分建立起来后，禅宗就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基本的观念是进入事物的本身之内，从而了解它。为了解一件事物，我们一般所做的，是从外面去描绘它，是从客观的立场去论说它，如哲学家所为，并且尽可能从各种观察角度去运用这种方法，只是不用内在的同化合一。客观方法是智性的方法，在实用方面是有其必要的。但我们不可忘记，另有一种唯一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有效而充分满足的领悟。这个方法就是禅宗的方法。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禅宗了解佛教的方法。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派别，除了大乘佛教所一般接受的哲学之外，并没有特别的哲学。使得禅如此特殊的是它的方法，这是禅对于生命与真理的态度必然生长出来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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