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被贬谪到潇湘楚地的文人墨客很多，被贬的文人大都有一个相似的感受，什么感受呢?忧愤!一方面对自己遭遇到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怒，哀怨之情溢于言表；一方面因远离君王、远离朝廷、远离政治中心，无法施展个人才华报效国家而感到失落，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就只好寄情山水，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了。但他们的所见所闻，时常都会和自己的身世遭遇联系起来，所以在他们笔下的山水，也经常染上了凄凄切切、悲悲惨惨的色彩，他们以诗人特有的敏感述说着自己的万千感慨。
文人被贬到湖南以后，大都觉得自己跌到了人生的低谷，情绪是相当的低落，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郁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换作是我们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呢?也许我们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没有了颜色，明媚的阳光变得刺眼，热闹的场面在自己看来却显得很凄凉，感觉自己是被世界所遗弃的人。如果这个时候又正值深秋，黄叶飘落，西风惨淡，那真的可以说得上是雪上加霜了，是不是会觉得更加凄惨萧瑟呢?古代诗人们的感受，比起我们来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诗人本就多情善感，见到这样的场景，联想到自己的悲凉身世，必然又会感叹一番，大发一通牢骚。屈原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渲染出了浓厚的悲秋氛围，这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场景，常常带给我们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情绪，这似乎已经是所谓的“贬谪文学”的一种通例了。可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也是被贬谪的大诗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打破了悲悲切切的“贬谪文学”的通例，当他来到湖南，看到这潇湘深秋的景色时偏偏这样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日》)诗人就说：自古啊，大家都说秋天是悲凉的，我却觉得秋天的美丽还要胜过春天。你看，这万里晴空，一只鹤振翅起飞，排云而上，引得我诗兴大发，诗情仿佛都要冲到蓝天上、冲到九霄云外去了。
大家可能要奇怪了：为什么其他诗人都悲秋，而这位诗人却那么“喜秋”呢?他怎么能那么振奋呢?在众多悲悲切切凄凄凉凉的贬谪文人中，他为什么会显得这么“另类”呢?这里我卖个关子，先不说这位诗人是谁，我们先说说这个诗人做的另外一件“另类”的事情。
唐朝的元和十年(815)，诗人从贬所朗州被召回长安，这距离他被贬已经整整过去十年了。十年之后，好不容易再次被召回长安，他总应该吸取教训，乖乖听朝廷的话了吧?而且他也该知道自己的“罪行”才是，即使内心不服，至少表面上也要做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做人低调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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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其实并不如烟。
两年前的此时，也是这样的春天，刚刚在湖南教育台录完((千古名士潇湘行》系列节目，有些疲倦。事实上，在录节目之前，已经觉得疲倦。以为自己会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调整身心，但最终，我还是答应了湖南教育台《湖湘讲堂》栏目的邀请。在长时间的考虑之后我选择接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千古名士潇湘行》的编导是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余学用君，这是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凭他的才气和知识储备，这样一份工作他是完全能够驾驭自如的，当时他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实践积累。学用的真诚终于打动了我，我觉得，对于学生，尤其是刚刚步人社会的学生，我应该尽可能地给予支持。何况，在讲座类节目相对萧条的现在，《湖湘讲堂》已经在这个领域坚守了好几年，他们对于文化追寻的这一份坚持，也值得我的尊敬。果然，后来我们的合作虽然辛苦却很愉快。
其二，正如我在讲座中所说，我是一个地道的湘女，如果不算外出求学的那些年，在这片土地上我已经行走了三十多年。在人的一生中，三十年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数字，然而更令人惊异的是，我可以对只有几天之缘的深圳写上十篇游记，可以在“寸土如金”的报纸副刊上对只有半个月走马观花的西安挥洒眷恋，可以对只有几个月亲密接触的法国留下十多万字的旅行日记；然而对三十多年浸淫其间的家乡，我却未着一词。我想，对家乡，我应该有所为。
我是一个家乡情结很浓厚的人，对这片土地，我有太多爱的理由，虽然同时也有不少失望的借口。但是，无论是爱还是失望，我终于都选择了它作为我驻足的营地。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无论我曾有多少次扛起背包渴望逃离，无论我怀里揣着多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最终，我都选择了留下。
《千古名士潇湘行》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就站在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追寻着古人的足迹圆一个神游千年的梦想。对于这样一个圆梦的机会，我不能拒绝。于是，我承担了这个系列节目的部分讲座任务，选择了中唐柳宗元、晚唐杜牧、北宋秦观和南宋辛弃疾来作为我讲述的对象(之前广西师范大学湘籍教授沈家庄先生已经讲述了屈原、贾谊、陶渊明、李白、杜甫五个人物，时间跨度从先秦直到盛唐)。感谢岳麓书社马美著先生的盛情邀请，让两年前的这一系列讲座能再次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并根据我的讲述内容将书名进行了调整。
在修订两年前的文字稿时，考虑到篇幅的要求，我又增加了刘禹锡和李商隐这两位和湖南有着深厚情缘的唐代诗人。因精力和时间的限制，刘禹锡这一篇是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唐可撰写的初稿，经我多次修改审订完成。
因为是电视讲座的文字稿，这些讲稿也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说，与潇湘结缘的这些古代名士，他们来到湖南的次数不同，在湖南逗留的时间长短不同，留下的故事和作品多少也相差悬殊；而电视讲座则要求讲述每个人的时长尽量相同，即每个人三集，每集大约讲述半个小时左右。例如，柳宗元在湖南呆了十年，杜牧则仅仅逗留几个月，但给予他们的讲稿篇幅却是基本相近的，这导致了信息量分布的不够均衡。我在修订讲稿时的思路主要还是维持原来电视讲座的风格，因此在信息量方面没有作太大调整，这个遗憾也许要留待以后时间和精力都充沛时再去弥补了。
杨雨教授是我的先生。
学生为先生的新作写序，实在是胆战心惊。
先生是做唐宋文学研究的，但这本书却不是学术论著，而是讲讲故事，聊聊人生，谈谈理想，所以读起来很轻松，不费力。
既然如此，那我也来说几个先生的小故事，权当学生“八卦”。
2005年4月的一天，研究生复试，我在中南大学文学院某教室直面五位考官，唇枪舌剑，最终被先生收归囊中，有幸忝列门墙。
此后开始研究生学习第一年。
五位老师，五个学生，平常上课，大家就待在文学院的一个小房间中。上课之前确定一个“聊点”，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日子倒是过得逍遥自在。
五个学生之中，三个是男生，脸上都布满了青春痘，所谓青春年华，于是都很期待先生的课。至于原因，点到为止。
有时候觉得上课的房间太闷了，先生便用她的坐骑“富康”，将我们拉到她的家中，喝茶论道。
这样的日子过得很慢却又很快，转眼到了毕业。论文答辩之后的当天晚上便吃散伙饭，席间觥筹交错，酒与泪掺和杯中，一饮而尽。
7月，毕业典礼。
因母亲突然重病，那天正好是手术，所以我没能去参加毕业典礼。
先生给我电话，问为什么没见到我?我答以原因。先生立即安慰，无多话。
傍晚，我正在病房中陪护刚做完手术的母亲，突然接到先生电话，说已在医院楼下，问我在哪个病房?
我赶紧下楼将先生迎到病房。寒暄之后，先生告知我安心陪护母亲，学校方面未尽之事，她会全力帮我料理，无须分心。
临别之时，先生硬塞给我500元钱，我坚辞不受。先生说： “学用，你必须收下，不然会不吉利的。”
我唯有感激。
三
此后我开始工作，日子很平淡。
直到有一天上网，突然发现先生上了网络头条，成为了“众矢之的”。
这便是“李清照事件”。
此事起因于先生在长沙电视台做的一个讲座，题目是“酒色财气李清照”。
这个讲座我从头到尾都看了，不敢妄加评论，只敢说先生是真正了解李清照的。然而在那些卫道者看来，这个标题就足够骇人听闻了。所以他们在未细看内容的前提下，便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斗会”。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段时间，先生有点苦闷。
一天深夜，我给先生发去一条短信：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四
不久，我也与电视这个行当结缘，进入《湖湘讲堂》。
杨雨编著的《唐宋名士潇湘情》中分别讲述柳宗元、杜牧、秦观、辛弃疾等千古名士的故事。他们的痛苦失意，应了“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老话，《唐宋名士潇湘情》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湖湘文化和湖湘性格的形成积淀了最厚重的底蕴，很值得今天的我们挖掘、整理、思考。
杨雨编著的《唐宋名士潇湘情》将选题定位于古代湖湘的迁谪文化，试图从文学的角度，寻访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朽足迹的千古名士与湖南的渊源，从中探寻湖湘文化的源流与精神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