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戴女士，其实完全是因为陈喜儿的缘故。
那是两三年前的事厂。那时陈喜儿是我的女朋友。她是个可爱的姑娘，长得很甜美。更重要的是，她比我小了整整十三岁，
十三岁，这意味着什么？一棵老橡树，不紧不慢地在长。那种叫白鲸的海洋动物，就已经活了快一半啦。我有个哥们儿，r年里离婚三次、复婚一次。到了第十三年的时候，儿子已经两岁了。
小家伙穿着肥肥的开裆裤，跌跌撞撞在屋里跑。我那哥们儿手里提着臭烘烘的尿布，笑得像个傻子，嘴里还叫着：
“慢点！我的小祖宗，你倒是慢点！”
刚才我在报纸娱乐版上看到一则趣闻。据说还是个真实的故事。乔治、玛莎，它们是两只田鼠，也是一对夫妻。虽然说，它们没有像人那样举行过婚礼，也没有像人那样宣誓要对配偶忠诚。确实——对一只田鼠来说，这太麻烦了。困为它们一生的黄金时间只有六十来天。在这六十来天里，它们要交配生子。然后，说不定就在某天，它们会遇上一条蛇，或者其他什么食肉动物，幸福生活就此玩儿完。
先不说乔治和玛莎后来的命运吧，但至少，这说明我和女朋友陈喜儿之间的年龄差距，已经足够一对田鼠夫妻经历七十八次“生死之恋”了。当然，再往现实里说说，也就是1988年，我在日本神户打工赚钱的时候，陈喜儿刚上初一，梳了两根小辫，背着双肩书包
屁事不懂。
认识戴女士的那年我二三十八岁。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个暖昧却又光明的年龄，但我总觉得自己有点老。每次去桑拿房的时候，我都要问问身边的熟人：
“我胖吧？”
他们在雾气里伸出头，观察我一下，然后说：
“不胖。”
我啤酒喝得很厉害，这是在日本时养成的习惯．当然，也已经是后期的事情了。我怀疑自己有啤酒肚，但一个人肚皮上长肉，确实也很难分清，究竟是啤酒肚，还是正常的长肉。
还有些习惯，也是那时候养成的：睡榻榻米；半眯着眼睛看人；每次见生人，身体不由自主向前倾斜三十五度；晚上睡觉的时候，灯通常开着——半夜里我经常惊醒，并且总会产生雷电划过的幻觉。
还有就是陈喜儿常说的：
“你呵，一看到漂亮女人就眼睛发亮。”
现在，我的手里确实有点钱。并不很多，但也不少。多数是在日本那些年攒下的。我记得，有那么几次，陈喜儿也试探过我。我的回答很机智：“比你爹欠黄世仁的要多。”
她要是再问，我就不很乐意了。脸会拉下来．
我不愿意多说日本的事情。当然，我会告诉陈喜儿，那几年，上海有好几万人签证去了日本。我对她说，拿到签证那天，我清几个哥们儿去红房子吃了顿大餐。
“那时他们是黄世仁，我是杨白劳。”我说。
不过，那天的单是黄世仁抢着买的，脆皮鹅肝、柠檬白汁小牛肉、司刀粉板鱼、蘑菇沙司、蔬菜板鱼卷。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些响亮的名字。账单拿上来时，我看了看。吓了一大跳。死贵。
陈喜儿眨眨眼睛，像没听明白似的，突然问：
“那么喜儿呢？”
我愣了愣。耸耸肩，没回答她？她哪里知道，当时为了那些担保的费用，我到处求爷爷告拜奶奶的那副熊样，就差点卖身了，哪还顾得上男人女人那同事。
真是妇人之见。我心里这样想，嘴上却同答她说：
“签证一到手，杨白劳可不是杨白劳了，就成了金娃娃。所以呵，不说鹅肝小牛肉了，就算倒贴个喜儿，他们也愿意。”
我还告诉陈喜儿说，这帮哥们儿后来抢着送我去机场，不管是做上了黄世仁、还是暂时没做上的。他们站在大厅隔离墙后面向我挥手，使劲地踮起脚，眼圈都红了，恋人似的：我的行李也是他们帮着托运的，东一箱子，两一箱子，拉拉杂杂一大堆：
“真沉呐。”我还听到其中一个小声嘀咕了句。我也没接活，扬了扬头，跑到洗手间那里抽烟去了。
其实那里面，是整整一大箱方便面，简装，在巷口小店里买的，还了老半天价，打八折。
不管怎么样，总的来说，陈喜儿是个挺不错的姑娘，还算本分，只是偶尔要点小性子。我倒是会嘲笑一下她的名字。有个阶段，我干脆就叫她“忆苦思甜”。其实她也真没什么苦好忆的。她是独生女，父母坚决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比国家规定的还要早两年。有时候她会对我说，其实从小她就蛮孤独的。
然后，她就伸出两只手，像树懒一样吊在我的脖子上。
她的意思我懂。其实是要我好好待她。但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陈喜儿更像我的女儿，而不是女人。但我还是喜欢她的：很早她就跟我上过床了。她的脸红扑扑的，也没哭。她认准自己就是吊在我脖子上的树懒了。所以过了会儿，就在我的床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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