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是个永恒的话题。在中国，大部分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出外打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只能获得一份糊口的收入；而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比尔·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要坚持“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勒劳，那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就会令人着迷，而且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谈财富这个话题。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地大物博”的国家并不一定拥有最多的财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以今昔对比和中外对比雄辩地证明了几点：勤劳只能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而创造财富有三个维度“深度”、“广度”、“长度”。这三种维度分别对应“勤劳和技术创新引发的单位时间生产率的上升”、“市场开放导致单位物品价值量上升”以及“良好的证券市场将来来收入现期化”。而三大条件的实现，则有赖于明晰的产权保护和开放的市场体系。这三大条件一起实现，才能使财富的创造最大化。

自序

历史与财富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制度与财富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农业发展的极限

 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产权与财富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开放与财富

 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致谢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连在一起，比如在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以2006年为例，继6月初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创下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112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行)刷新这一纪录，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证交所)合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资本市场IPO融资的世界新纪录。

中行、工行等内地大型企业到香港上市，使得香港联交所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证交所的49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当时，香港人口才700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赋予了香港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饮水思源，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奇迹这么多？是什么、是谁创造了这些奇迹？当然，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远不够，“奇迹”还源自西方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内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西方提供的这种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机会。首先，在1750年左右，中国有无可能创造今天这样的奇迹呢？那时是乾隆盛世中期，中国还很强盛，正沉浸在闭关自守中。即使抛开那时候的闭关自守政策不管，即使乾隆也想改革开放，那他有可能创造“奇迹”吗？答案很简单：不可能。一方面，工业革命还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机械化生产技术没问世，也更没有今天全球化所依赖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全球化无从谈起，实际上，在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反泡沫法案》之后，股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停止发展，西欧不再有活跃的股票市场，美国还没有独立，香港只是个人烟稀少的渔村。所以，不管乾隆或者其他皇帝的本事有多大，也不管中国的劳动力有多少、多廉价，不管有多少中国企业要到海外上市，经济总量5年翻番、企业大规模融资等“奇迹”都没门儿。

往后推100年，到1850年时，中国的国门名义上在鸦片战争后已经开放了近10年，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已对外商开放，香港已经租给英国但基本上还是渔村，象征着金融洋务在中国开始的汇丰银行是15年后才成立的。世界上，虽然以机械纺织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已进行了近70年，但工业技术还远未成熟，电气、电话以及相关工业技术也没有问世，铁路和蒸汽轮船技术虽已经发明并正在成熟，但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速度和规模极为有限，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1854年坐了5个多月船才从纽约回到中国香港。那时，跨国贸易和交往也在进行，只是规模与速度极慢，各国经济间的依赖度很低，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靠出口创造经济“奇迹”。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伦敦金融市场已很发达，但以银行、保险以及政府公债为主，伦敦证交所交易的证券90%以上为非股票类证券；纽约的证券交易中债券占80%以上，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银行股、保险股为主，工业公司股票只有几只，到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股热潮时美国股市才真正起飞。因此，在经济腾飞速度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上，任何国家都还不可能制造出像中国今天这样的“奇迹”。

再往后推100年，到1950年时，工业技术、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都已很成熟，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西方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轮船、铁路、公路与航空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不仅在西方，许多后进国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已基本连在一起。这些要素加起来，为当时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会，当时的日本以及之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抓住了这一良机。然而这一发展机遇中国没能及时抓住，直到1978年，才由邓小平拨乱反正，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以前不仅没有为工业革命作出过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全球化秩序作出过建设性贡献，今天则搭了便车。另一方面，之所以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也能为工行创造IPO融资的世界纪录，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巴西、中东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变得不那么重要，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创造了“奇迹”。

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二十几年的中国都进行过“改革开放”，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很成功？近二十几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西方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好处的具体体现？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贯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着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2001年才成立，但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国泰民安。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l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家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如果把施正荣跟1838年或者1848年时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荣的处境就更好了，因为1838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是4127万两银子，到1848年下降到3794万两银子，都比乾隆时期低，更低于尚德2007年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水平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也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在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世界秩序已经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建立了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这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以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今天中国经济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尚德才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

P2-7

财富是个永恒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大部分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出外打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只能获得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而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比尔·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要坚持“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勒劳，那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就会令人着迷，而且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谈财富这个话题。

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上升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增加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世界人均GDP却增加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增加了近5倍。

财富创造力今非昔比

当然，这些GDP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三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了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足。既然这样，乾隆时期朝廷应该非常富有，国家也应该很强盛吧？我们不妨算算当时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能让人晕倒！不过，这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字虽然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家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10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2007年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比较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家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整个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家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家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人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作过仔细研究。总之，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今天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生活内容和品质也发生了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只将30.5%的开支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没有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有一天突然间她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不仅促进了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为什么财富创造能力变迁这么大？

看到过去200多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了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想回答的。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为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大约为56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可以生产更多的衬衣，卖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者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销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篮球比赛的例子，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多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同样也是一个多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5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了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者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85%以上的GDP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得比较多，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而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年纪轻轻就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上的发挥，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眼目睹中国和世界财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在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次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

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相比，比如钱颖一，许成刚，陈志武、白重恩等，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改变中国目前国富民穷的状况，一方面可以减税，另一方面，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讲的，要改变资产配置。

——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许小年

陈志武教授的著作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把财富创造的制度基础讲得很清楚，是难得的通俗经济学读物。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陈志武教授具有健全的政治经济学视野，这样的视野在国内学术界是少见的。他对纷繁的现实进行了技术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进而进行了法律与政治的分析，从而更为准确地解释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甚至连基本的安宁也无从享有。

——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

陈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财富增长的制度性内涵，使我们明白，仅有个人的机遇和聪明才智是不够的，在勤劳和富有之间还有一座必须建造的桥梁——好的市场经济制度。

——著名财经媒体人，《财经》杂志主编 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