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吴冠中、陈道明、张艺谋、王志文、冯小刚、吴宇森、濮存昕、李连杰、葛优、张和平……他们为什么说了平时不肯说的心里话？因为他，是中国一流的文化记者。本书《中国文化现场》是《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八年积累心血之作。

《中国文化现场》是南方周末记者文集。

在《中国文化现场》一书中，通过张英对名人的采访，你会发现，陈道明、冯小刚、葛优等人的故事，的确很激励人。张英的提问，如此犀利又如此坦率。在他的逼问下，一个个名人被迫撕下伪装，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原来，在盛名与辉煌之下，他们成功的过程竟也如此琐碎和庸常。这一点，会给我们日常的坚持增添一份信心与安慰。

总序：你必须抚摸他们，他们是中国跳脱的心

序：在路上

第一辑 新闻现场

为什么要骂张艺谋——张艺谋批评史

余秋雨“文革”调查

吴冠中假画调查

谢晋的最后时刻

海艺“辱师门”调查

第二辑 体制与人

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

张和平：“人艺”温和的变革者

到处都有张和平

“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

陈道明：“我原来就不是往人群里走的人”

演员陈道明

第三辑  文化真相

金庸：学问不够是人生一大缺憾

吴宇森：我拍电影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

“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专访张艺谋

中国制造李连杰

“就是希望政府知道这个事儿”——李连杰的“术”和“道”

冯小刚：《唐山大地震》拍摄揭秘

葛优：我现在就想娱乐大众

王志文：所有的戏都是在演我自己

代后记 张英：南瓜泡沫第一猛人

谢晋走了，张艺谋来了

“张艺谋的沦落，终究是电影制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成堆的电影体制，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这个富于才华的导演，最终辜负了我们25年前对他的热烈期待。”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当年对张艺谋的捧，是从对谢晋的贬开始的。

据朱大可回忆，最早批评谢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劫，在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主办的一个电影讲座上，首次提出“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赢得在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

1986年7月8日，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谢晋电影的商业性质”，以及“标准的好莱坞审美眼光和习惯”，“更令人不安的是谢晋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

文章被大量转载，引发了关于谢晋电影的大讨论。

李劫发表了《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文章。认为谢晋这位颇有才气的导演，在银幕上向四周“团团作揖”，以换取一片‘热烈而盲目”的喝彩声和掌声。

对张艺谋电影的挖掘，是在这场批评后不久发生的。“大概是1987年，《红高粱》到上海首映时，《文汇报》的文艺部主任给了我一张票，叫我务必看一看。我去看了之后，觉得有些新意，在随后由《文汇报》举行的讨论会上说了这意思。”李劫说，出席那个讨论会的，都是当时所谓的先锋人物，比如张献、孙甘露、格非等。“《红高粱》在上海文艺评论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当场表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盛大节日。《红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电影不再按照权力意志炮制，而是随着创作者自己的意愿编导。”李劫说，对谢晋的批评给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登场，扫清了道路。

几个月后，《孩子王》上海首映式上，陈凯歌高兴地对朱大可说：“你的刀捅到了中国电影的肺叶子上了。”“对《红高粱》的肯定，确实是希望中国电影有所改观，突破谢晋模式。”李劫没想到的是，“张艺谋后来会变成谢晋第二，并且比谢晋还要谢晋”。

朱元璋式的传奇

张艺谋是用来推翻“谢晋模式”的“武器”，但张艺谋从来就不是这其中一员。

张艺谋一出生，父亲头上就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压抑、扭曲。

1978年9月，超龄6岁的工人张艺谋几经周折，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由于当年学院招生过多，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贴出大字报，针对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和破格录取学生的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已经人学的张艺谋经历了退学、再入学，两进两出才艰难完成了4年的学业，这不是他的同班同学陈凯歌、田壮壮等人所能体会的。

“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李劫总结说。

1988年2月23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消息传回中国，被认为是“为国争光”，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举行了庆功宴。

然而，仅仅三个月后，风向就开始变了。1988年5月起，以《中国电影报》为大本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

5月5日，《中国电影报》将这部作品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10日，该报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将批评的调子升为“辱华”。

此后，《文汇报》同时刊登了批评和肯定《红高粱》的文章，作家白桦是支持者之一：“‘红’片表现了旧时代的民俗、民风以及私生活等，我并不觉得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传统性很强，恰恰接近过去的生活真实。”

当年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吴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说：“如果一部影片在国外获了奖，我们反而太敏感，很警惕，总认为外国人搞了什么鬼，以至于原来自己认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说好了，这难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吗？”

“谨小慎微”的张艺谋对批评尤其敏感：“《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浑浑噩噩，缺乏崇高感’。”

其实不光是张艺谋，陈凯歌的《黄土地》也被批评“没有跟上火热的时代步伐，展示了中国蒙昧落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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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我想做一个伟大的记者。直到现在，我才确定记者是我的终身职业目标。

作为记者，我的名字是2002年12月5日在《南方周末》上出现的。那篇稿子是《大陆运台文物都有一个“故”字头》，采访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带我进《南方周末》的是向阳，我被视为有一定经验的记者进了文化部。《南方周末》的门槛高，我和所有进《南方周末》的同事一样，从零开始干起。

开始我和所有的进入《南方周末》的记者一样，不习惯。《南方周末》没有职业培训，也没有采编手册。在北京的记者站，实行的是完全松散型管理，每周去一次记者站，开评报会报选题。从报选题到采访、写稿，完全是记者自己联系、安排。习惯了被管理的我，突然到这样一个放羊式管理的报社，非常的不习惯。好在过了两个月左右，我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我接下来写的是4个版的专题：为2003年春节推出特刊“金庸影视”专题，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到正在拍摄中的《天龙八部》，我采访了张纪中、鞠觉亮、李亚鹏、周迅、周杰、胡军、周晓文等人。不久，因为关于北京永定门的报道《北京开门》，我通过了《南方周末》的试用期，正式成为《南方周末》的记者。

翻阅2003年的报道，《冯小刚：我要拍艺术片了》、《戴思杰和小裁缝》、《王志文这人》、《金庸：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以及《金庸的节日》、《崔健：因为恐惧，所以批判》、刘震云专访等这一系列文章算可以留在我的书籍里。那一年是摸索期，但我没有让《南方周末》的编辑失望，通过这些独家专访，慢慢我知道《南方周末》的新闻应该怎么做了。

之前，我在各家报纸干，无非是凭着年轻，身体好，勤奋刻苦，能写会跑，拥有一定的资源。任何有野心的年轻人都可在他的单位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但是，很快，你会发现，做一个勤奋的蚂蚁，是没有出息的，你得按照体制内的潜规则，先是成为编辑，再当副主任一主任一编委一副主编一主编，那是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价值和道路。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记者，大部分人在几年后变成一个平庸的部门主任，想方设法往上爬，成为管理团队和既得利益者队伍里的一部分。没有人把职业记者当成终身职业，也没有这样的价值观。

只有《南方周末》，给了记者激情、理想和信念。到了2004年，我已经成为本年度发稿最多的记者。葛优、徐克、几米、沙拉·布莱曼、周迅、吴倩莲、赵宝刚、周星驰、德波顿、杨争光、贾平凹的专访，世界遗产大会专题，余秋雨专访及余秋雨文革调查应该算是那一年让《南方周末》自豪的报道。

因为文化新闻只在局部有影响，到了2005年，我开始调整，由电视、电影、娱乐、文学扩展到教育新闻，陈丹青离开清华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独家抓住了这个机会，让他谈了大学艺术教育制度对艺术的危害。

在2006年，我开始放弃当作家的念头。《南方周末》文化部有数位高手，王寅是诗人、摄影家；夏榆是小说家、散文家；李宏宇是翻译家、影评家；周俊是旅行家、散文家；朱力远是小说家；向阳是剧作家。我的长项在哪里呢？与他们相比，我小说、散文不敢拿出手，再说我即使有这方面才能，凭着自知之明，也顶多算个三流的，但如果把精力花在新闻上，做一个职业新闻人，我有可能做到一流。

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在2006年里，我开始以职业新闻记者来要求自己。这一年我发稿达61篇，有《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复旦自主招生》、《郭敬明抄袭案》、《卡拉OK版权收费》、《作协专题》等文化热点新闻，也有《出得了电影局，进不了电影院》、《长沙歌厅走出来的电视艺人》、《北京儿艺体制改革轨迹》、《洛丽塔从禁书到“世纪经典”》、《韩寒白烨之争》这样的文化现象观察和专题，有范小青、胡戈、阎连科、莫言、余华、陈忠实、武和平、胡因梦、潭恩美这样的深入专访，也有《追寻那支西去的红军》这样的研究性题目。我拿了5个月度好稿奖、2个总编特别奖、1个年度新闻二等奖。

《南方周末》是一所好学校，这里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辑队伍，和他们合作，锻炼了我的业务能力。从一个采访的准备功课、提纲的设置，到现场的采访技巧，还有后期的写作，我都获益匪浅。比如，通过和文化部的向阳、吴蔚、陈一鸣的合作，学到怎么写新闻；从新闻部的张捷和后来加入《南方周末》的袁蕾那里，学到了新闻的整体结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别的报纸干，我交出去的是原材料；在《南方周末》，我交出去的是作品。

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的发稿量达到了66篇。盘点一下，我保持了原来的传统，比如有郭敬明的官司案、新闻发言人、作协扩招专题，王卫平谈中国电视意识形态方面的专访，也有4个版的《大明王朝》专题，更有对老南京遭受破坏、文化部推行上岗证谋利的调查，还有《海艺辱师门全记录》这样的特稿尝试，也有关于慰安妇赔偿调查、上海教科书停用重编的深度调查；还有我打破部门壁垒，为新闻部民生版的选题贡献，比如《公民韩寒的交通问题》等，为此，我还获得了5个月度新闻奖、2个总编奖、《南方周末》的年度十佳员工奖和年度新闻三等奖、教育部新闻专题奖。

在2008年，我在职业记者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发稿量高达97篇，获得了6个月度新闻奖、1个总编奖，《张艺谋解密开幕式》获得《南方周末》的年度新闻二等奖，《中国制造李连杰》和《“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获得年度新闻提名奖。

2009年，我发稿91篇，获得4个月度新闻奖，2个集体月度新闻奖。我参与了中国梦，开拓周末图书出版项目。我获得《南方周末》优秀员工特别贡献金奖。这一年，我在访谈领域有明显的进步，比如关于许倬云、戈贝尔、刘小萌、奈斯比特、金冲及的访谈；在热点人物上，我也没有放过，比如葛优、库恩、季羡林、张艺谋、莫言基本上都是独家专访；在热点事件上，我对社会热点名人做广告立法解读专题，张爱玲小团圆专题，文化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专题、香港电影北上专题、知青专题、世界音乐专题、《新闻联播》改版专题基本上都是厚实呈现。

有时候，和新闻部或者和经济部的同事聊起来，听到他们认为文化部的采访容易、写稿容易，我就觉得是一种误读：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很多时候是凭着惯性在工作，因为它往往是在事件发生以后才开始，你只要顺着事件的逻辑，把真相和前因后果查清楚，写出来就好。不管采访多少人，你是一个简单的采访，甚至是三言两语的采访。

而文化部做的新闻呢？通常是公众知道的人物，每一次采访都要有新料出来；通常一个热点有几百家媒体采访，可见有多难。为一个人物，采访两小时，资料收集和采访提纲可能是两到三天的准备，加上采访、写作，可能是一周。时政、社会、经济新闻的竞争对手有那么多吗？

2010年开始，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受报社委托，我负责图书出版方面的开拓工作。可能我不会像以往7年里那样写那么多稿子，但对于我以后的每一篇新闻报道，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写出代表《南方周末》高水准的稿子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像已有的《南方周末》记者那样，能够把名字铭刻在中国新闻史上。

虽然我已经38岁了，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记者，我的路才刚刚开始，我希望能够永远保持激情和动力，保持一个人在路上奋力奔跑的姿势，就像《南方周末》的那几句广告语：你见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

张英：南瓜泡沫第一猛人

傅剑锋

我相信张英的祖上应该是三国猛张飞。

我作这样的推测是有依据的。《南方周珠》(以下简称“南周”)云集了国内媒介诸多猛人，但张英居然猛冠“诸猛”，打破了南瓜泡沫(南周内部戏称)该死的“两三定律”与“高级”定律，这在南周史上是罕见的。

南瓜泡沫的所谓“两三定律”是指，哪怕是一些很牛的记者，也只能“各领风骚两三年”。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往往做记者越久，精神与体能的消耗就越大，追求更高更好作品的心理压力就越大，结果造成事事“举轻若重”、一些成名的牛记者在两三年后出现精神倦怠、写稿数量下降的情况。这其实不只是《南方周末》，也是不少成名的职业记者会出现的迷茫。

但张英打破了这一“定律”，2005年来，在《南方周末》多年写稿量保持全社第一。并且，每年总有数篇稿件能获年度报道奖项。在当下浮躁的中国记者圈中，35岁后还在做记者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记者是年轻人才能顶得住的活儿。但张英，这个三十七八岁的“老男人”，却以傲视年轻人的活力，创下了这样的猛人记录。我等惧怕“两三定律”的诸辈不由颇感困惑：这人怎么能这样猛啊？除了是猛张飞后人，还能不能找到更好解释？

张英打破的另一定律是南瓜泡沫“高级定律”。所谓“高级定律”是，被评上《南方周末》高级记者的诸君，往往会在几年内走人，写稿数量也往往会下降。此前，这个定律几乎颠扑不破，这些精英的流失，总是一次次造成《南方周末》业务上的重大损失。一位我极尊敬的前高级记者曾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每一个人的离开，都会在我们头顶的天空留下同样形状的黑洞。没想到，他说完此语的一年多后，也离开了南周。

造成这一“南瓜泡沫”定律的原因之一是，在南周这种业务至上的氛围中，大家往往对高级记者的作品评介严苛，高级记者的心理压力较大。心理包袱一多，往往出手过慎，作品数量下降也变得可以理解。另外，《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在业界颇受追捧，也容易被其他媒体挖走。所以，南周同事开玩笑：“我还不想评上高级呢，因为我还不想走人。”

但张英在2008年评上高级记者后，至今还没出现“走人”迹象，其稿件总量仍在2009年保持了全社之冠，也仍拿了一个年度新闻奖项。

所以，试解一下“猛人之谜”，必是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八卦需求的好事。

张英稿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名人有关。什么名人最近来事，什么名人就会很快出现在他笔下。并且，他从来不玩二手材料，从不作奉承式采访，从来不搞肤浅交流。不写则已，一写总试着把笔锋潜入名人的骨髓里。张艺谋、冯小刚、章子怡、李连杰、周星驰、濮存昕，他始终试图扒下他们的名人外皮，还原出一个真性情，让他们说真话。

他说，其实有时问得太狠，一些名人也会被他逼急。他和冯小刚、张艺谋都吵过架、翻过脸，但他总能和他们重修于好。他告诉我的法门是“真诚”二字诀。即使吵了架，他也仍会和他们发短信，作沟通，寄卡片。他所说的真诚还包括每次都是很敬业地对待他们，让他们不只是感到你是一名记者，还是一名可以给他们提供想法的建言者。他和冯小刚、张艺谋的交情是，当他看到一本好的小说或想到好的创意时，他会推荐给他们，他们也会从中受益。

但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是“贴在一起”的关系，而是“不离不弃不愠不火”的关系。该批的时候，他_并没有手下留情。奥运时，张英访了张艺谋几天几夜，搞出了全国独家的奥运开闭幕式大揭秘。但最近老谋子搞了个不三不四的《三枪拍案惊奇》，张英该批照批，写了火力很猛的《张艺谋批判史》。

当然，也有人说，张英稿量之所以高，就是因为对着名人，录音机一放就是了，写稿容易。但张英并不这样认为，其一是对名人资源的积累与维护，也是辛劳的重要工作。其二是，他认为，他做访谈也需大量的事前工作，没有庞大的事前工作与敏感性，是问不出好问题的。其三是，他认为，他的特稿与调查等方面的写作并不堕南周水准，如《黑户三十年》，虽然被毙了，但后来发在了《报告文学》上，反响颇大。

依我之见，如果把张英理解为一个名人采访专家，那就太狭隘了，他是一个对一切热点充满好奇的人。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这样的性格才决定了他非得做一名记者，并且是一猛人记者。

但他有时会因为一些同事的负面评价喋喋不休地倾吐委屈。我觉得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这种强烈的职业感，这种对职业荣誉的珍惜，使他不断地修整与提升自我——张英式的话语是这样概括的：“你丫觉得我做不好，我偏要做好给你看。”

他有如此好强之性，却没有“南周高级”的心理压力，猛题他做，我有时请他做一个民生小题，他也乐此不疲。他告诉我的话是：“我有平常心，我做对得起自己和报社的事。”

我似乎找到了“猛人之谜”的答案，就是他强大的内心。

可惜的是，他看似壮实的身体已经很不强大，他的身上到处是病。他一边像永动机似的亢奋工作着，对一切新闻抱有孜孜以求的热忱与好奇，一边却每天吃药、经常看病。

我曾劝他：“兄弟，新闻是无限的，身体是有限的，何必如此玩命呢？”

他笑谑着解释：“南周文化部有数位高手，王寅是诗人、摄影家；夏榆是小说家、散文家；李宏宇是翻译家、影评家；周俊是旅行家、散文家；朱力远是小说家；向阳是剧作家。我呢，我的长项在哪里呢？与他们相比，我小说、散文不敢拿出手。我如果一定要走那样的路，顶多也是三流作家。所以，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想做一名职业记者”，“中国不缺作家，但缺真正伟大、牛X的记者”。

猛人之猛，原来是因为有这样貌似低调的自我定位和狂妄野心。

(作者为《南方周末》资深编辑)

张英不是那种可以用领域来定义的记者，他是一个可以与“记者”这一职业全息对应的完整意义上的记者。他的几乎出自本能的好奇，他的罕见的新闻敏感及其捕获、突破能力，使他成为南周这个中国第一周报多年的发稿冠军，同时也佳作累累。

——《南方周末》副主编 陈明洋

作为《南方周末》的一杆老枪，张英说，他的路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成熟记者的自信。祝愿他打破老枪的宿命，在记者的路上走得更远。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江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