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文摘》第十三号上，看到菊池宽的一篇短文：《东亚的和平》。

在日本新思潮派的作家里面，除了芥川龙之介之外，菊池宽要算我最熟悉的一个，但我不读他的作品，却已有两三年，只要一提到“菊池宽”三字，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一个俗不可耐的市侩的脸嘴，再也不愿看他的东西了。然而，在日本法西斯强盗正积极进攻中国的今日，他却来高谈“东亚的和平”，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于是又读了他的这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东亚和平这东西，由于多种势力的对峙，是绝不能产生的”，必须“有一大势力，才不能不有统一”，而这“招致东亚和平的大势力”，便是“日本帝国的势力”。他以为“这是过去历史所昭示的现实”，因为中国不能“忠实地认识这种现实”，反要“诱导欧洲列强的势力，以图牵制日本”，致使东亚和平永无实现的可能。因此，他遂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除了中国痛改前非，与日本协心握手更生而为新国家外，便别无获得东亚和平的方法。”

但是，由我们看来，东亚和平之所以“不能产生”，其原因并不在多种势力的对峙，而是因为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过去历史所昭示的现实”，是日本对东亚和平的一贯的破坏，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一部向外开拓史，便是这一“现实”的最好的证明。所谓“日本帝国”，并不是“招致东亚和平的大势力”；恰恰相反，它是破坏东亚’和平的势力。惟有打倒这种势力，使东亚各国共同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然后和平乃可实现。菊池宽所说的“讨伐中国，使之深悟其非”以及“以日本为盟主，东洋的和平便可保持”等话，并不是“获得东亚和平的方法”，而是——把东亚“各种势力”完全践踏在“日本帝国的势力”之下的方法！

他故意歪曲了“历史所昭示的现实”，并进而诬蔑中国的抗战，是“以欧美的势力为背景”。中国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诚然需要欧美列强的同情与援助；但这意思，并不是“依靠”欧美的任何国家，只不过是希望可由此而缩短斗争的过程，早日达到解放的目的。纵使没有他国的同情和帮助，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无厌的进攻之下，中国为了生存，也必然要发动神圣的抗战_的。而且，我们相信，以中国一国之力，最后也必可打倒日本。从菊池宽这篇文章内所说的“容共抗日的中国一日存在，我日本便一日置于危险之中”这话看来，破坏东亚和平的日本强盗，已因我国的空前统一和坚强抗战而感到惶恐不安了。

总之，东亚和平无法实现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因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是实现东亚和平的惟一的方法，而中国目前正运用着这一方法，以争取东亚和平的实现。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纵使菊池宽怎样的歪曲诡辩，也是无伤于这种现实的毫发的。

但是，文学家的菊池宽，为什么会发出这样无耻的言论来呢？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得先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作家，然后才能深切了解他这篇文章的出发点。

菊池宽在过去日本文坛上，是以独特的艺术手腕和清新的题材，见称于读者的名作家。自一九一六年，《新思潮杂志》第四次复刊以后，他的文名日渐增高起来，成为文坛注目之的。他所作的小说和戏曲，多至不可胜数。其中小说如《无名作家日记》，《若杉裁判长》，《忠直卿行状记》，《藤十郎的恋》，《兰学事始》，《在恩仇的彼方》；戏曲如《父归》，《玄宗的心情》，《义民甚兵卫》，均甚有名。但这些作品，除了令读者惊倒于他的技术的熟练之外，别无其他意义。他虽然高喊着“生活第一，艺术第二”，认为文艺作品除了“艺术的价值”以外，还应该有一种“生活的价值”(见《文艺作品内容的价值》，章克标译)，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却正缺乏这种“生活的价值”，而带着艺术至上主义的色彩。他又因为要迎合一般读者趣味，常常在新闻纸上发表长篇的通俗小说，因此获得大量的稿费，成为日本文学界最富有的一人。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他已经不是一个作家，而只是一个以贩卖小说为业的特种商人。我们只需一读他的《再和我接个吻》之类的作品，便也会发生同样的感觉。

这里，让我们引用宫岛新三郎的几句话罢。他以为菊池宽的作品，“差不多没有叫人深深地想想人间生活之根本，或与读者的心底以强烈的刺激一类的事。总之，是艺术至上主义的文学，是享乐艺术；既非暗示的艺术，也不是力的艺术。从而在现在，早已是无用的艺术的文学。……到头来，是要和资本主义社会之崩坏同时死灭的文学艺术”(见《现代日本文学评论》，张我军译)。这虽是寥寥几笔，但对于菊池宽的文学活动的评价，倒是十分中肯。像这样的作家，在本质上，和军事法西斯之间，并没有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因为他们同是霉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他之所以会发出“东亚的和平”一类的言论，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除了菊池宽之外，“七七”以后，日本许多作家，如青野季吉，林芙美子诸人，都成了日本军阀的代言人，甚至连有名的人道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也在侵略者的面前，提出了“恩威并用，使华人在精神上敬爱日本”的“开发华北”的“妙策”。但无论他们怎样的叫嚣，终无损于中国的坚强抗战，他们终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一同毁灭在这次战争的火焰里！P3-5

近数年来，承几位朋友的好意，劝我将历年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编选一个集子。这对我自然是一种鼓励，但我一直踌躇不决；到了今年春天，得王永昌同志相助，才开始着手收集、抄录，最近勉强编成这个集子。全书共二十五篇，其中解放前所作者六篇，最早一篇写于一九四。年，最晚一篇为一九八五年近作；全书分三组，大体上都按各篇写作时间先后排列。

这个集子收有几篇关于鲁迅的古籍整理工作的文章，其中谈《古小说钩沈》的较多，这是因为此书在鲁迅生前并未最后定稿，还遗留下一些问题。诸如辑录年代、编辑体例、各书作者等，都有待考定和补充。关于全书所收三十六种古小说的作者，过去曾有学人(如台静农、赵景深等先生)作过一些考索，各有所得，但缺略尚多。至于体例上存在的问题，则自此书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问世以来．，学术界似还无人予以注意。我在五十年代初期，陆续收集资料，查补出一些作者的生平事略和写作背景，可惜仍有数种无法查明。体例方面，我根据鲁迅自述及其他资料，试图按照鲁迅原意恢复该书面貌，提出了重新编排的意见。另有几篇，是谈新发现的鲁迅集外佚文和他辑录或校勘的古籍的。鲁迅早年辑录过谢沈《后汉书》、《文士传》和《云谷杂记》等书，在《鲁迅日记》中曾有记载，但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却失去踪影，许寿裳、周作人的回忆文中也都没有提到。我们原以为早已散失了。想不到经历了六十年人世沧桑之后，这些辑本还依然完整无恙；更令人惊喜的是，同时还发现了前所未知的鲁迅为它们所写的几篇序跋。这些发现，丰富了新编《鲁迅全集》中《古籍序跋集》的内容，并使我们更加了解鲁迅在清末民初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这里收录的《鲁迅<云谷杂记>辑本及所作序跋二篇的发现》一文，写于一九七三年，那正是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万象萧森，百卉凋零，中国虽大，但竞没有一个可以登载这类文章的刊物，只好深藏箧底，直到一九七七年才有机会发表出来。对于《文士传》等几种，也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些文章都很浅陋；所幸鲁迅辑校的这几种古籍，可望近期影印出版，我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直接阅读原书。

《鲁迅与韩愈》一文发表以后，曾寄请郭沫若先生指教，他在给我的复信中说：“余之比拟仅侧重其文体千槌百炼之一点，非有意对鲁迅贬价。有人曾因此骂余为‘猫式恭维’者，余亦并不以此介意也。鹪鸟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余对鲁迅之认识，并不深广，特一枝之巢，满腹之饮，想鲁迅如在，亦当不致以此为侮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函)郭先生当然不是“有意对鲁迅贬价”，这看他的全文可知，我不过对他文章开头的这一段提出不同意见而已。这是一篇论难文章，并非正面的韩愈研究，我后来对唐代古文运动等已另有看法，但本文不作改动。我写这篇文章时，已经看过《七月》杂志上发表的《毛泽东论鲁迅》，我赞同这篇讲话对鲁迅的评价，因而我文章的最末一句说：“他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这在当时自然不便明言，不料在杂志发表出来时，“圣人”却被改成了“完人”。为了存真，现在就趁结集的机会改回。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初稿写于一九四一年夏，次年寒假中修改一次，但一直没有发表。现在取出重看一遍，眼前不觉浮现出当年在菜油灯下执笔沉思的情景。那时书报极端缺乏，有些重要资料都没有看到，如鲁迅与马裕藻等六人联名发表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我是早知道的，但当时找不到《京报》，无从将这样重要的文件引在我的文章里。此外还有几处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这次收入本书，在文字上略有修订，又新加了几条边注，以介绍后来所见到的资料，正文中一律不再补人。

我在《辟史天行关于鲁迅的几篇文章》里，对史天行所谓《三味书屋笔札》述童二树《采莲曲》一则，即唐编《鲁迅全集补遗》中题为《百草书屋札记》的一则，提出疑问。后来唐■同志证实了这不是鲁迅的文章，已于《补遗》第五版时抽去。史天行所谓《百草书屋杂著》中关于海涅的一则，即《补遗》题为《艺文杂话》的，后来也查明了原出一九一四年二月《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二期所载周作人著《艺文杂话》。这篇《杂话》共十二则，史天行从其中抄出第九则，将原文“伯兄尝译其若干什”改为“余尝译其若干什”，假造一个题目，就这样篡改为鲁迅的作品了。实际上只有两首诗是鲁迅翻译的，诗前的引语为周作人所加，不能将这一则笔记当作鲁迅的佚文。又史天行所谓《百草书屋杂著》中谈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一则，现也查明即周作人《艺文杂话》的第五则，史从《中华小说界》抄来，冒充鲁迅早年的作品。在此以后，一九四八年七月中原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丛刊》第六集《残夜》上，还发表了史天行投寄的一篇《大众本<毁灭>序》，据称是鲁迅为卓治的改编本写的。按这篇“序”，即鲁迅在翻译《毁灭》第二部第一至第三章时所写的《附记》，曾随同这三章译文，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毁灭》出单行本时，没有收人，这就给史天行以可乘之机。他擅自删改《附记》的开头和结尾，使其略像“序”的语气，又将鲁迅文末原注“一九三○年二月八日，L”胡改为“一九三一，七，九，鲁迅序于沪上之且介亭”。就这样，史天行长期地不断伪造鲁迅文章和其他谎言，再三再四，毫无顾忌，好像他真以为永远不会被人揭穿。由于他的捣鬼，使我们浪费了不少笔墨，有时想来真不值得。但为了扫除他在鲁迅著作初学者的眼前所散布的迷雾，给予彻底揭露，也不是完全徒劳的。

我原来从事教育工作，在大中学任教多年；但在解放后不久，即转入出版界，参加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而且从《鲁迅全集》十卷本到十六卷本，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从来就有不少人对注释工作不屑一顾，而我却在这一工作中消磨了如许岁月！今已垂垂老矣，我难忘那一段生活和与我共过事的朋友们。我前后写过三篇有关鲁迅著作注释的文章，现在就让它们保留在这个集子的末尾吧。

编集既竣，自然要取个书名。我不愿自居“研究”一类的美名，又想不出一个概括的名称，实在为难。偶然想到现在用的这个，也不十分合意；不过“述而不作”，倒比较合乎这个集子的实际，就这样定下来了。

林辰

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

秋肃集

斥菊池宽

从林房雄说起

转蓬——纪念“一·二八”

控诉篇

略论宋玉的帮闲

灯下杂记

“英雄所见略同”

消夏录

谈吴赤溟

作家的照片

儒林新史

一只“红色女高跟鞋”

二臣的悲哀

人品与文品

“遍山屁股”说

教授

顾亭林与黄培诗狱

以卵击石

中兴的将士

纸帐和秧被

边民丑恶论

“喜讯”

“女闯将”云者

[附录]

女闯将苏雪林(小观)

关于“女闯将”(白华)

不与同中国

我想起“荆生”

吐沫集

谈“筹安”一丑——拟刘师培的墓志铭

严复小谈

“圣德”一例

冤哉，“小朋友”！

“名贤”一例

“亦何益哉！”

我含着热泪欢呼

《秋肃集》后记(王得后)

鲁迅述林

关于《古小说钩沈》的辑录年代

《古小说钩沈》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

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沈》的原貌

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沈》的成就及其特色

鲁迅《云谷杂记》辑本及所作序跋二篇的发现

从鲁迅佚文《<百喻经>校后记》说起

《会稽郡故书杂集》是怎样的一部书

鲁迅辑佚工作举隅——略谈鲁迅辑录的几种古籍

鲁迅与韩愈——就教于郭沫若先生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

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抗争

辟史天行关于鲁迅的几篇文章

鲁迅与自然科学

鲁迅与注音符号的制定工作

鲁迅与三味书屋主人

“木瓜之役”小记

鲁迅所见的王金发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后记》和附识

鲁迅论唐代传奇作家沈亚之

“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补说

关于《鲁迅诗集》

略评《鲁迅旧诗笺注》

鲁迅著作需要疏证

二十年的愿望——参加《鲁迅全集》(十卷本)编注工作感言

写在新编《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

后记

《林辰文集》共四辑。

壹 《鲁迅事迹考》《鲁迅传》

贰 《秋肃集》《鲁迅述林》

叁 《跋涉集》

肆 《诗农书简》

本辑收录《秋肃集》与《鲁迅述林》。

《秋肃集》 四十年代，作者在从事教学工作、研究考证鲁迅生平史料的同时也从事针砭时弊的杂文创作，发表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作者自己收藏的原刊文剪报、手稿计三十多篇，并列有篇名目录。五十年代初拟自编杂文集《秋肃集》，后未果。现编者根据作者亲拟目录，又作适当补充后代编成帙。

在作者收藏的剪报上，部分文章做了修订，修订的内容编者以校记附于篇末。集内各篇以写作时间为序排列。尚有几篇存目无文，暂付阙如，容后补遗。

《鲁迅述林》 为适应鲁迅研究工作深入发展的需要，反映国内鲁迅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了一套鲁迅研究丛书，《鲁迅述林》为其中一种。在友人王永昌的协助下，作者从自己的著作中选出二十五篇，结为一集。一九八五年十月交稿付排，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出版。

本书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本付排，并据作者自用本订正了初版本的舛误之处。

《林辰文集》中的著作、文章多撰写、发表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些标点和文字的用法不尽符合现行出版规范，整理、编辑加工中，为遵循原著，在这些地方的处理上适当变通了目前通用的出版规范，例如全书中的公历纪年均用汉字表述，本应用顿号的保留了作者使用的逗号，本应为“地”字的沿用了作者所用的“的”字，等等。如此处理，我们希望能将一份原汁原味的历史文献展现给读者。

《林辰文集》共四辑。

本辑收录《秋肃集》与《鲁迅述林》。

《秋肃集》：四十年代，作者在从事教学工作、研究考证鲁迅生平史料的同时也从事针砭时弊的杂文创作，发表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作者自己收藏的原刊文剪报、手稿计三十多篇，并列有篇名目录。五十年代初拟自编杂文集《秋肃集》，后未果。现编者根据作者亲拟目录，又作适当补充后代编成帙。

《鲁迅述林》：为适应鲁迅研究工作深入发展的需要，反映国内鲁迅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了一套鲁迅研究丛书，《鲁迅述林》为其中一种。在友人王永昌的协助下，作者从自己的著作中选出二十五篇，结为一集。一九八五年十月交稿付排，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出版。

林辰先生原名王诗农，曾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研究鲁迅生平、事迹、思想、著作的文章，50年代初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专心于《鲁迅全集》的整理、注释、编修工作，是我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其一生治学严谨，著有《鲁迅事迹考》、《鲁迅述林》等。

本书为《林辰文集》之一，收录《秋肃集》与《鲁迅述林》，收录《我含着热泪欢呼》、《鲁迅与自然科学》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