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所著的《晚清史事》提供了关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的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而深入的叙述。作者从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入手，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的层层推理，严密论证，主要反映了中国晚清的政治发展。为方便读者阅读，所述事件均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晚清史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端时期，风雷滚滚，烟云迷幻。或许正因为如此，历史的真实面目常常被遮蔽在众多的野史和戏说之后。杨天石所著的《晚清史事》提供了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而深入的叙述。作者从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入手，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的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抹去偏见，还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的真实面貌，揭开戊戌维新时期翁同穌罢官、两方政变密谋、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发生的许多历史谜团，如“围园杀后”、“倒孙(中山)风潮”、章太炎“背叛”、汤化龙“伪装革命”等事件的真相，描述了活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爱国、维新、革命志士的面貌与事迹。

马桶阵、面具兵与“五虎”制敌

《天朝田亩制度》与“割尾巴”

太平天国的“太阳”

《冯婉贞》的真相与史学家的困惑

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

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

慈禧太后其人

没有不可变的“祖宗之法”——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感言

梁启超为康有为弭祸——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翁同穌罢官问题考察

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附：天津“废弑密谋”是维新派的虚构

附：围园杀后——康有为的武力夺权密谋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

保皇会的“妙语妙事”

康有为致日、英各国领袖函——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

犬养毅纪念馆所见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手迹——日本冈山访问所得

孙中山在1900年——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孙中山秘密赴沪时的笔谈——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章太炎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跋日本政府有关惠州起义的电报——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奴才好》不是邹容的作品

邹容自贬《革命军》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

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陈天华的《要求救亡意见书》及其被否定经过——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龙华会章程》主属考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附：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附：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

附：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

何震揭发章太炎——北美访报录

《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南洋访报录

清政府乞求日本驱逐孙中山——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读孙中山致纽约银行家佚札

跋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几次谈话——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

附：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

何天炯谈“三·二九”起义——读宫崎滔天家藏书札

为有炮声动地来——清末报纸对武昌起义的反应

汤化龙密电辨讹

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读台湾所藏梁启超未刊函稿

马桶阵、面具兵与“五虎”制敌

鸦片战争时期有几则故事，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谈。

其一为杨芳大摆马桶阵。那是1841年春，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说起这位杨芳，原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位名将，在镇压川、楚白莲教及河南天理教起义中，屡立战功，官也从把总一直升到提督，成为省一级的高级将领。当他初到广东之际，人们耳闻他过去的事迹，“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不想在他进入广州之后，却突发奇论，说是：我在实地，夷在海上，风波摇荡，然而夷炮却能经常打中我，我炮却不能打中夷，肯定夷人有邪术。于是传令保甲大量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载在木筏上，派一副将率领，自己带兵埋伏在岸上。约定当侵略军来犯时，一声炮响，所有木筏一字排开，马桶口一齐指向敌人，他自己则从旁抄出夹击。令下之后，保甲当然照办，副将也遵命布阵。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其二为宋国经驱遣面具兵出战。侵略军打到浙江了，杭、嘉、湖地区的行政长官、道台宋国经想以奇兵制胜。他想到了宋朝名将狄青披发、戴铜面具作战的前例，便派人在市场上购买纸糊面具数百个，招募了342个乡勇，装成鬼怪，在衙门内昼夜演习。操练纯熟之后，再派都司一人、千总一人率领这支“特种部队”出战。那天是个大白天，三百四十多个乡勇，人人带着假面具，“跳舞而前”。其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

其三为奕经据签语决定反攻时间。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子，位居吏部尚书。1841年10月，道光皇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带兵驰赴浙江，反攻英军。途经杭州时，在关帝庙求得一签，签语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之句。奕经大喜，决定以“虎”制敌。按旧时说法，寅属虎，于是奕经便选择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作为反攻之期。这样便把时间定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42年3月10日)夜四更，共四虎。为了增加一“虎”，奕经又特命生年属虎的安义总兵段永福统率西路兵马。根据这样的原则确定的反攻，其结果当然更可想而知。

上述三事，第一事见于梁廷槽的《夷氛闻记》与佚名的《夷匪犯境闻见录》，第二事、第三事见于贝青乔的《咄咄吟》，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之作，所述自当可信。特别是《咄咄吟》，它的作者原是苏州的一介书生，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投到奕经麾下，“始命入宁波城侦探夷情，继命监造火器，寻又带领乡勇派赴前敌，终命帮办文案”，“内外机密，十能言之七八”，因此，他的著述就更加可靠。

鸦片战争中，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败在“蕞尔岛夷”的手下，人们读了这三段故事，也许可以恍然于其原因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把人伦、义理看得高于一切，视科学为雕虫小技，再加上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昏庸和愚昧。龚自珍曾经慨叹，当时不仅没有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连才偷、才盗也没有。杨芳、宋国经、奕经的事例虽是个别的，但又是有代表性的。其他人的知识水平并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少。官僚如此，百姓们又何尝相反。以后来的义和团为例，相信一道灵符下肚便可以刀枪不入，其实和杨芳的马桶阵之类并无多大差距。  愚昧不能抗敌，自然也不能兴邦裕民。中国要奋飞，就必须于铲除旧制度根基的同时，铲除滋生于这一土壤上的形形色色的愚昧。“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于呼喊民主之外，又呼喊科学；今之国家领导人既提倡决策的民主化，又提倡科学化，都实在是对症的良方。

原题《愚昧焉能抗敌》，载《光明日报》，1987年12月7日

《天朝田亩制度》与“割尾巴”

不知怎的，近来读《天朝田亩制度》，常常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这是我们的史学著作竞相引用的名言，一向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伟大理想。这诚然是不错的。对于缺少土地、啼饥号寒的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来说，无异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诱人的美丽的天堂，会激励他们去推翻现存的只给他们带来贫穷和痛苦的社会。但是，未来社会果真是那么诱人吗？《天朝田亩制度》接着写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

这就是说，每家都束缚在土地上，除种地外，还要植桑、养蚕、缝衣，可以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家家只养母，不养公，如何交配、繁殖？不能交配、繁殖，如何能生生不已地养下去？第二，如果有一家想多养几只鸡、几头猪怎么办？对于第一个问题，《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回答，笔者无从揣想；那第二个问题倒是好解决的。《天朝田亩制度》接着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这里说得很清楚，每家只能留足自己的使用部分，其超额部分，则要无偿“平调”，“归国库”了。自然，你要是多养了一只鸡、一头猪，也是要“归国库”的。这就是为什么会使笔者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的原因。虽属比拟不伦，但总不是匪夷所思吧？

P1-3

日本放送大学 山田辰雄

我尊敬的老朋友杨天石先生的著作集即将出版，有幸为该书作序，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当代中国涌现出了许多的历史学者。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杨天石先生属于最为优秀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他在这部《文存》中收录的论文，我大都拜读过。只要浏览一下它的目录，就会让人折服于杨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在这部《文存》中，他研究了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和领导人，论述了自清末时期、辛亥革命，以至国民革命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与思想史的问题。

作为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优点在于，他具有发现重要问题，在中国乃至广阔的海外发掘最新的资料，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独创性论文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一日可就，它的背后是敏锐的历史感和日积月累的知识与教养。

作为学者和他的朋友，我自己也从杨天石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仅在思想史领域，他就不仅关注政治家，而且论述到许多知识分子。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蒋介石的研究，也引起了我的注目。在中华民国史上，对于蒋介石的客观研究，迄今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其中有资料上的制约，并含有微妙的政治评价的问题。而杨天石先生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则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既阐明了诸多新的事实，同时又发表了独创性的见解。

我是日本人，要克服语言的障碍、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易事。但所幸可以理解杨天石先生的大作。我近来通过翻译他关于蒋介石的论文，来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努力理解他的研究。我在许多国际会议和日常会话场合，与杨天石先生有着交流。他的汉语发音，婉转而清晰，不但表明他头脑清楚，也让我克服了作为外国人的语言障碍。

最后，我祝贺《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的出版，并期待着他为中华民国史的国际性学术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7年6月

(臧运祜 译)

（《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文章。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胡乔林（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在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众多的研究工作者中，杨天石同志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第一，他极其重视发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贵史料，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他常能讲出新话来。第二，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第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晓畅，容易引人入胜。

——金冲及（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杨先生所以能在研究中有所突破，主要得力于他的功力与学养。所谓功力，就是肯在史料上下工夫；走访海内外，凡能找到的、看到的、前人所未用的第一手史料，他必然不辞劳苦前往阅读，尽量从第一手资料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绝不人云亦云。所谓学养，就是本着哲学、文学、史学的训练，坚守学术独立的本位，坦然面对历史证据，重建被政治污染已久的历史。

——张玉法（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杨天石先生作为解放后第二代史学家中最前列的研究者之一，……以学有根底的渊博知识为基础，尽可能地广收博采有关资料，分析立论敏锐而明快。

——狭间直树（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杨天石先生属于最为优秀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学者。

——山田辰雄（日本庆应大学荣誉教授）

（杨天石先生）对民国史的学术贡献伟大，有史风，特别重视揭示历史之“谜”的核心。这样的学风已有史仙之境。

——中村哲夫（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李又宁（美国圣若望大学教授、亚洲研究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