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是中国传统的十三经中字数最少的一部经书，对中国产生了二千多年的影响。本书从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解读《孝经》，将《孝经》与《女孝经》、《忠经》进行对照，对《孝经》进行扩充解读，最后以故事方式对《孝经》进行诠释，做到雅俗共赏，使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孩提知所爱”，“大孝终身慕”，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至天子，下到庶人，无不讲求一个“孝”字。《孝经》由孔子的学生——宗圣曾子所写，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书，它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孝文化，将孝道的各个方面都讲得淋漓透彻，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书以晓畅通俗、明快生动的现代白话文译述了这部经典；又将仿照孝经所作的《女孝经》和《忠经》链接在相应章节中，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古人所讲的孝；更在每一章中列入数个小故事，精彩而生动地诠释了孝道的每个方面，其情节感人至深，直达心灵，让人在津津有味的同时引发深思。同时，全书图文并茂，将给读者全新而直观的视觉感受。

序

第一篇 开宗明义

第二篇 天子

第三篇 诸侯

第四篇 卿大夫

第五篇 士

第六篇 庶人

第七篇 三才

第八篇 孝治

第九篇 圣治

第十篇 纪孝行

第十一篇 五刑

第十二篇 广要道

第十三篇 广到德

第十四篇 广扬名

第十五篇 谏诤

第十六篇 感应

第十七篇 事君

第十八篇 丧亲

《孝经》经文共有十八章，此为第一章。作为首章，孔子要阐明的是孝道的大旨，以下逐次通论，与曾子一问一答，孔子逐一解说孝道，并推广孝道之意。这一章主要阐明的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孝的一个著名命题，即孝子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亲，作为孝子，应当爱惜自身，尤其是不可毁伤自己的身体。出生的时候，身体是完整的，死的时候，身体也得是完好无损的，这就是孝。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可谓根深蒂固，影响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曾子、曾子的学生子春等人，都是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的。

由于古人特别看重形体的完整性，所以，中国古代早期在惩罚罪犯的时候，是尽可能地不施以肉刑(肉刑是对人的肉体施以残暴的刑罚，主要表现在残害人的肢体上)，而施以嘉石。嘉石一典出于《周礼》，说的是官府将嘉石摆在朝门之外，凡是有罪之人，危害州里安全但又不够施以刑法的，都给他们戴上桎梏(即镣铐)，然后叫这些人坐在嘉石之上。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有不同的惩罚：旬又三日坐在嘉石之上并服徭役一年；坐九日嘉石，并服徭役九个月；坐七日嘉石，并服徭役七个月；坐五日嘉石，并服徭役五个月；坐三日嘉石，并服徭役三个月。犯罪之后为何要他们坐嘉石呢？这里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为了让犯法者认真反省，这层意思要从嘉石来理解。所谓的嘉石，就是美石的意思，嘉即是美。嘉石上有纹理，让有罪之人坐在有纹理的石头之上，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悖于理的，希望通过这种惩罚的方式，让罪犯能够改悔自新。当然，通过让罪犯坐在嘉石之上，让他示众，对他进行羞辱，也是为了起到警戒他人的作用。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施以肉刑，也就是不用五刑毁伤罪犯的肢体，这是符合设嘉石的目的的。古代五刑是指墨刑(将墨涂于犯人刺刻后的面额部)、劓刑(割去犯人的鼻子)、刖刑(弄断犯人的脚)、官刑(割去男性犯人的生殖器，幽闭女性犯人的生殖器)、大辟(死刑的通称)五种。这五刑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著名的肉刑，直到隋朝以后，才逐渐地被废除，改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古人为了保护罪犯身体发肤的完整，对于那些不得不正于五刑者，尽可能地让他们身体完整，使其尽全归之孝。至于先秦时期的罪犯，有的既不够施以五刑，又不够关入监狱，那为什么不施以鞭打、赎金，而一定要他们去服徭役呢？问题就在这里，那些对长老口无遮拦、语言侮慢的入，虽然罪轻，但其行为却属于不孝不悌，服徭役的时间通常较长，目的就是要通过长期的服役，使他们好改悔，断绝恶逆之源。

从“刑”字的结构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知道，古人是非常重视人的形体的亏损与否的。刑即“例”，侧者，是成的意思，即一成不变。人的容貌在形成之后，若是拿刀锯凿之，就不可能恢复原貌，人的肢体断了之后不可能重新长出来，死的人也是不可复生的。所以说，父母遗留下来的五官百骸，一旦受罚，就会亏体辱身，无复生的希望。所以孝子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尽了孝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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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将《孝经》、《女孝经》和《忠经》放在一起解读，是因为这三本书属于同一类型，而《女孝经》和《忠经》都是仿照《孝经》作的，其自章节、结构和宗旨，都是出自《孝经》。

《孝经》是中国传统的十三经之一，是十三经中最短的经文，只有1799字。虽然它的字数不到两千，但是，它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古人的必读之书。通常，在十三经中，《论语》和《孝经》是作为古代启蒙读物的，小孩自入学开始，首先要读的就有《孝经》。

至于《孝经》的作者，说法不一，一般说法有孔子、曾子、子思子，但最常见的说法是曾子。其实作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思想，它所提出的孝道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积极影响。

收录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是由唐玄宗注释的，这也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书。唐玄宗所注释的《孝经》，是以今文孝经作为蓝本。这里有必要将今文孝经与古文孝经的问题简单地说一下。在中国历史上，有几部经书一直存在着今、古文之争，像《尚书》、《论语》、《礼记》、《孝经》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这事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关，秦始皇在焚书的时候，将大部分的经书都焚毁了。不过，古人读书的方式主要是背诵，书虽然可以焚烧，但儒生脑子里记诵下来的书却是烧不掉的。好在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等秦朝一灭亡，儒生就凭着记忆，将那些焚烧了的书又背了出来。这些在汉朝初年靠儒生记忆背下来的书，是用汉朝当时流行的隶书书写的，就被称作是今文经。出人意料的是，几十年之后，有人在孔子的故宅中又发现了一些古书，这些新发现的书是使用秦朝时的篆体字书写的，这相对于汉朝的隶书就算是古文了，—般就称呼它们是古文经。今、古文经不仅书写用的文字不同，而且内容也有差异，此后就有了所谓的今、古文之争，其时间之长、波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如果不清楚今古文经的争议，就无法透彻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

唐玄宗以皇帝之尊，亲注今文孝经，那古文孝经当然就放在一边了。距唐玄宗注释今文孝经三百多年后，到北宋时期，司马光出于一种探索的精神，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研究。不过，司马光很谨慎，他并没有说古文孝经或者今文孝经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又过了一百多年，南宋出了个圣人，这就是朱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孝经刊误》，朱熹非常自信地否定了今文孝经的真实性，只承认古文孝经是真经。那今、古文孝经之间到底差别在哪里呢？本质的差别就在于古文孝经比今文孝经多出了24个字，尤其是多出了一个“闺门章”，而这章的内容是专门讲女子孝行的。除了这个差异之外，其他的文字上也小有差异。虽然朱熹是继孔孟之后最伟大的圣人，但是，他对《孝经》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人们在习惯上仍然承认唐玄宗所注释的《孝经》，也就是今文孝经。

《孝经》总共有十八章内容，毕竟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其阐述的孝道与我们今人所说的孝道大相径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专业人士之外，一般人在读两千多年前的《孝经》时，最好是借助于今人的注释或解读，只有这样，理解起来才不会困难。

《孝经》所倡导的孝道，与我们今天最大的不同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等级，也就是孝是要讲等级的，对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孝经》将人分为五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各个阶层在孝上都各有偏重点。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孝，仅局限于孝养父母，其实，在孔孟等人看来，这只是最低层次的孝道。按照孔孟的观点，孝养父母，至少要做到“色养”，就是要和颜悦色地奉养父母亲，这在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也是难以做到的。另外《孝经》中所倡导的孝道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今天的孝的内容，这是《孝经》中的孝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孝的第二个最大的差异。比如，《孝经》中的天子应当祭祀、诸侯等要继承父亲的意愿等，都是属于孝道的内容，这些先秦所说的孝，是我们今人难以理解的，甚至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女孝经》是仿照《孝经》编写的，章数一样是十八章不说，甚至于有些章节的名称也与《孝经》一样，只是内容不同而已。《女孝经》的作者是唐朝玄宗时期的郑氏，郑氏是朝散郎侯莫陈邈的妻子。“侯莫陈”是三个字的复姓，中国历史上姓氏比较复杂，这个姓确实少见。侯莫陈邈在新、旧唐书中都没有传，最早记载说《女孝经》的作者是侯莫陈邈妻子郑氏的是《宋史·艺文志》。《宋史》是在元朝初年编写的，这就是说，《女孝经》从唐朝玄宗时出现再到元朝初年有记载，中间相隔了五百多年的时间，何以此前其他的书都不提及《女孝经》，着实让人费解。关于侯莫陈邈的情况也不清楚，他在唐玄宗时做朝散郎，这是个小官，通常是陪伴在皇帝左右，但郎官通常是由有贵族身份的人出任，加之他的侄女能够嫁给皇子做妃子，这就说明侯莫陈邈应当是贵族出身。就在侯莫陈邈的侄女嫁给唐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永王磷做妃子的时候，侯莫陈邈的妻子郑氏为了告诫这位侄女要为好人妻之道，特地写了《女孝经》一书，书写好之后，就进献给皇上，并特意写了《进女孝经表》：

妾侄女特蒙天恩，策为永王妃，以少长闺闱，未闲诗礼，至于经诰触事，面墙夙夜，忧惶战惧交集。今戒以为妇之道，申以执巾之礼，并述经史正义，无复载乎！浮词总一十八章，各为篇目，名日《女孝经》，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闻也。妾不敢自专，因以曹大家为主，虽不足藏诸岩石，亦可以少补闺庭，辄不揆量，敢兹闻达，轻触屏廒，伏待罪戾妾郑氏，诚惶诚恐死罪死罪谨言。

这个表对撰写《女孝经》的缘由交代得非常清楚。

《女孝经》完全是仿照《孝经》的写法，在《孝经》中，是孔子回答问题，曾子请教。在《女孝经》中，则是曹大姑回答问题，诸女请教。为什么在《女孝经》中要借曹大姑的口来回答问题呢？这是因为曹大姑就是汉朝的班昭，即《汉书》作者班固的妹妹，曹大姑是她嫁人之后的称呼。一般人都知道班昭后来参与了她的哥哥班固没有能够完成的《汉书》的撰写工作，其实，班昭也是汉朝著名的才女，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学作品《女戒》，就是她所写的。

既然有了《孝经》，何以再多此一举地弄个《女孝经》出来呢？难道《孝经》就与女人无关了？在今文孝经中，确实是没有谈及女子该如何尽孝的问题。但古文孝经比今文孝经多出的一章“闺门章”，规定的就是女子如何尽孝道的问题，共二十四个字：“子日：‘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由百姓徒役也。一唐玄宗注释《孝经》，使用的是今文孝经定本，侯莫陈邈的妻子郑氏在撰写《女孝经》的时候，就在一定程度上与唐玄宗达成了默契。既然玄宗皇帝使用今文孝经定本，而今文孝经中没有“闺门章”，于是侯莫陈邈的妻子郑氏就弥补了这个缺陷，单独成《女孝经》，作为规范女子孝道之用。当然，这只是我们今天的推测而已。

《女孝经》所强调的孝道的确与《孝经》不同，它完整规定了出嫁的女子对自己的丈夫、公婆和家族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它所讲的胎教、女子的仪表等内容，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忠经》作者，传统上说是马融。马融(79—166)是东汉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历任校书郎、郎中、议郎、武都太守、南郡太守，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辞赋家。这个人很有意思，常常是穿着华丽的衣服坐在高大的厅堂之上，后面用纱帐隔开，他在前面教书，纱帐的后面就是歌舞女子。他通常不让别人进入他的房间。典故“马融奢”、“马融帐”，就是说的马融授徒的情况。他有两个特别著名的弟子：贾逵和郑玄，尤其是郑玄，我们在阅读古籍时常常见到的“郑注”，说的就是他。

《孝经》自产生之后，没有人对它的作者孔子产生过怀疑，直到南宋时，唐仲友和朱熹等人，才提出《孝经》的作者是曾子。对《忠经》作者马融的怀疑就要晚得多，直到清朝的后期，江苏山阳(今淮安)人丁宴才提出《忠经》的作者是唐朝的马雄而不是汉朝的马融，他这么提，自有一套依据，这里就不再阐述了。要是《忠经》真的出现在唐朝，那就意味着唐朝是中国讲究忠孝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时期，至少在理论的阐述上是这样的。唐玄宗注释《孝经》，玄宗朝侯莫陈邈的妻子郑氏撰写《女孝经》，又有唐朝马雄著《忠经》的说法，这都说明了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忠孝理论成就出得最多的时代。

不过，还是有人对《忠经》的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说法，认为《忠经》的作者应当是宋朝人，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忠经》书名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崇文总目》。可《女孝经》也是在《宋史》中才被人首次提及，在宋朝的《崇文总目》中首次出现，说明《忠经》也有可能在唐朝就有了，这也正是丁宴的看法，看来，同样的一则材料，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说《忠经》一书写于宋朝的第二个重要理由是，中国人自宋朝开始特别强调忠，这的确是宋朝的一个重要特点，岳飞出现在宋朝，确实不是偶然的，这与宋朝举国强调忠孝是分不开的。

《忠经》也是仿照《孝经》写的，共有十八章。中国人有忠孝不分的说法，《孝经》中就包含有忠的内容，《孝经》在对诸侯、卿大夫和士的孝的界定上，就特别强调下对上的忠，对诸侯的要求尤其强调忠，原因是诸侯最有可能窃国。既然《孝经》中已有了对忠的规定，那何以古人又要弄出这么一个《忠经》来？中国古人本身就有所谓的忠孝不分、忠孝一体、求忠臣于孝子之家等说法，不论说法怎样，意思都是一样的。可见，《忠经》的出现，与《女孝经》一样，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古代孝的观点进一步细化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二十五史中能够清楚地看出，忠臣传、孝友传和列女传是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这三种体裁虽然在正史中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但界限却是分明的。

显然，《孝经》、《女孝经》和《忠经》这三本书的地位是不同的，《孝经》是名副其实的经，《女孝经》和《忠经》是《孝经》的延伸，是对《孝经》的进一步扩展。科举考试开始后，《孝经》成为了考试的内容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制度。《孝经》和《女孝经》都是历史上的蒙学读物，不论男女，其启蒙识字，通常是从《孝经》始，即使是皇太子在启蒙读书的时候，也得从《孝经》开始。如果是女孩子，那就还得读《女孝经》。《忠经》调整的范围要窄得多，主要是对于政府官员，所以，历史上对《忠经》的重视程度就明显地不如前两部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