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广场是城市景观体系的新亮点，是展示成都文明精华、城市个性和独特魅力的第一窗口，是城市中非常活跃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空间。该广场景观以人性为本，以水为源，以绿为美，以巴蜀文化为魂，采用艺术设计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的方法，利用高科技表现手段，艺术地再现神奇的巴蜀地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交融，传统与时尚的结合，静态艺术景观与动感音乐声光的整合，构建为“龙腾风舞拥朝阳”的和谐天地自然之图的大景观。为深刻体现蜀文化内涵，还专门设计了展现蜀文化十二体系的文化柱。这十二体系以成都为中心，扩而及于巴蜀文化，由历史名城的生态与文态、发展历程和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三大部分组成。这是成都文化史和巴蜀文化史上一连串光彩夺目的闪光点的再现，是蜀文化体系以载体形式出现的第一次全面展示，是成都旅游的宏观指南。作为艺术景观，它也是城市大地艺术和广场艺术的杰作。本丛书就是根据蜀文化十二体系写成的，目的是为来成都的旅游者，提供十二本惯心悦目的、文化内涵深厚的、高品位的旅游读物。

成都有4500年以上的城市文明发展史，2300年以上的城市规划建设史。五千年文脉传承不断、三千多年城址不迁、二千多年城名未改的历史特征，为世界历史都市所罕见。“龟城走向、二江环抱、三城相套”的城市格局，乃珍贵的历史遗产。“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是山水相依、秀美风雅的宜居城市。汉代为五都之一。唐代有“扬一益二”之争，宋号“天下名镇之冠”，成都乃地大物繁、货贿山积、俗好娱乐的名都。名城建筑，特色突出：民居四合院、干栏吊脚楼、林盘小茅舍，乃其精华。“剑南盆景”出现于唐代，唐园林格局留存于新都，自然天成，飘逸大方，行云流水，风流儒雅，成都乃天府之国，上善之都。

成都颂

天府广场记

诗意的成都

璀璨的古蜀文化遗存

古蜀王国的演变

天府明珠，上古之都

二江环抱的城市格局

龟画城的变迁

濯锦锦官城

蓉城的风花雪月

元朝的成都镜像

变城记

成都街道的“川味”

街的不同名目

建筑是城市岁月的纪丽谱

古桥春秋

蜀风浓郁的城市园林

名城、名镇、名村的诱惑

旅游主要线路

景点简介

编后记

2 璀璨的古蜀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是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一般认为这段时间约在距今250万年至一万年前。那时，成都平原已有人类活动痕迹。伴随自然气候变暖，采集和渔猎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新的发明、创造继续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构。

位于成都市北郊驷马桥以北一公里的羊子山，是成都平原地区考古材料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之一。1956年在这里清理了_座西周时代的土台遗址，土台高达10米，分三级四层，属于供祭祀用的四方土台。同时又在土台基址下的地层进行了试掘，发现有五件距今约一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表明了在远古时期成都平原上就有人类生活和居住。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成都平原最古老的人类活动遗物。

根据羊子山打制石器的发现来推断，至迟在距今一万年前，成都平原上就有先民们生活和居住了。根据《羊子山土台遗址的清理报告》分析：在所发现的五件石器中，有四件是由细粒石英岩质的砾石打制而成的，形状很不规则，制作还很原始，而其中三件有明显使用过的崩口。由此证实，这些石器是确经人类打制并且使用过的。

1995年，在三星堆遗址西南约60公里成都市郊的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找到了存在时间早于三星堆古城的宝墩古城，距今4500年左右。这证实了20世纪60年代相继发现的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六处古城遗址，都属于同期而略有先后的遗存。

宝墩文化遗址无疑是蜀文明孕育时期的代表，是迄今所知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因为有明显功能标志的聚落形态——“城邑”建筑开始出现。城墙建筑都是采用“双向堆土、斜向拍夯”的办法，与三星堆古城的做法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宝墩古城遗址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度600米，面积达6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达3200米，宽处约25米，高处约5米以上，初步估算土方量大大超过30万立方米，需要成千劳力成年累月的劳作。它是成都平原上最大的一座城池，这说明宝墩文化时期的居住者已经进入农业定居的生活模式，其原始氏族组织社会结构已被更为复杂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芒城遗址是1996年在都江堰发现的史前城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由内外两个城圈组成的城垣造型，在同类史前城址中极为罕见。出土的距今4000年以前的众多陶器和石器，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被列入“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芒城遗址是当时古蜀先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财富，防御敌人的进攻而建的。其内外城垣系同期修筑，均为夯筑而成。两道相距二十余米的城垣之间形成一道深四米多的壕沟环绕整体遗址，壕沟内的淤泥充分证明当时壕内长期蓄满了水，足以证明当时生活在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先民所具有的防御技巧。

最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在这座具有防御功能的芒城遗址上，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在成都平原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小型房址。房屋为地面长方形的双问套房，面积约50平方米，居住面积墙体基础部分保存完好，其墙体修筑是先挖墙基槽，于基槽内埋上密集圆竹，形成竹笆墙，于内外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房顶盖草，实为川西农家建筑的雏形。据考古专家介绍，房屋的建筑形式是古蜀先民为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创造出来的，它可能意味着四千多年前生活在芒城的原始聚落趋于解体，出现了以单独家庭作为社会单元的形式。因此，这座小型房址被赞为“成都平原第一房”，它对研究当时的婚姻、家庭及社会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是以“宝墩文化”为代表，那么，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则无疑是二期文化的佼佼者。

距离广汉市约三四公里之处，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巨大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它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曾是成都平原的中心城邑。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房旁边疏通排水沟时，发现了一窖精美的玉石器，总量有四百余件，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神秘帷幕。

除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和象牙、海贝震惊世界外，三星堆出土的不少陶器让建筑学家十分惊喜。一些器物属西南首次发现(可能是下水道或供水设施)，包括形体极大的镂空圈足陶豆、喇叭口深腹罐、高圈足镂孔陶器座等等。其中陶质建筑构件，出土区域在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台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专家的推测：月亮湾台地一带，极可能是宫殿建筑的区域。建筑构件出土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晚期，这无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发现。因为大型建筑聚落的出现，对一个文明形态的稳定和支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星堆的发现，证明了成都平原存在过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蜀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这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宗教文化和城市文明，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原始宗教体系。所以，成都平原上的古城遗址，不仅有力地证明成都已经拥有四千五百余年的城市文明，而且进一步佐证了一个事实：成都平原不但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起源地，而且也是中华上古文明的策源地之一。

古蜀文化与其相邻的中原文化和滇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与距离遥远但有文化交往的东南亚文明、南亚文明、西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三星堆古蜀文化的研究，人们可以发现外来文明的影响力。所以，开放性、兼容性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主要文明特征。而这些特征，加上古蜀先民“崇鸟敬日”的精神信仰，逐渐形成了一种人文精神，天长日久，积淀为—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古蜀文明与众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发展，充分表明古蜀先民具有渴望开放、吸纳经验的民族特征。古蜀先民创造的灿烂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开放性。

3 古蜀王国的演变

成都，无疑是古蜀文明的中心，它牵动、吸纳了散布在成都平原周边的文明聚落。在这个文明中心的基础之上，耸立起—个金字塔般的、足与中原夏商文明相媲美的古蜀王国。它初创于夏商之际，灭于战国晚期(公元前316年)，前后相续1500～1600年之久。综合古史和传说，古蜀王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如《华阳国志》所言：“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蜀”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蜀”名称的来历，史书记载有两种说法：—说蜀就是蚕，是因古蜀王蚕丛教民栽桑养蚕，使四川成为中国最早养蚕的地方；另一种说法，蜀是一种形态类似桑蚕的毒虫，因此有专家认为“蜀”极可能是商朝统治者对蜀地人的蔑视性称呼。学者们推断是商朝人最先发明使用“蜀”字，并且有多达二十多种写法。每一种写法，都有一个大大的“目”字，意思是“纵目”。最早，“蜀”字下面没有“虫”，“虫”是后来加上去的，金文将它固定下来，直到汉隶才固定为现在的“蜀”字。

古蜀先民的故事就像雾霭一样，一直在四川盆地盘桓。蜀的祖先是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古羌族的一支，他们沿岷江流域南迁进入四川盆地，在成都平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传说中最早称王的是蚕丛和鱼凫，继后者为柏灌。他们捕鱼、农耕并作，对成都平原进行了早期垦殖，杜宇王朝以及开明王朝，则分别对应于中原的殷商晚期至舂秋战国时期。

一种说法是，蜀向家蚕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蜀山氏向蚕丛过渡的过程，蜀山氏部落最早以“蜀”为号，蜀变蚕后，他们便以“蚕”为号，改称蚕丛氏。证据是：其一，蚕丛氏的“蚕”就是蜀进化而来的；其二，自从古籍中出现蚕丛氏以后，原本频频出现在史料中的蜀山氏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不复见于史料中。

杜宇时代晚期，蜀国历史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蜀王本纪》叙述道：“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受之而去，如尧之禅让。鳖灵即位，号日开明帝。”这个故事相当离奇，鳖灵死而复活既有悖常理，尸体竟能逆江水而上更不可想象。透过传说的层层迷雾，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在杜宇时代，四川盆地曾发生一次特大洪水，一支来自荆楚的民族，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杜宇氏的统治，成为蜀国故地新的统治者，即开明氏。

传说杜宇死后，魂魄化为杜鹃，常引起后人的思念。富有招魂意味的杜鹃，成为了蜀国贡献给后世最为著名的“文化动物”。

开明氏袭位后，号称丛帝，丛帝生卢帝，这时是春秋中后期，蜀国力强盛。开明氏最初统治川西的时候，还保持着较多的原始风俗，到九世开明帝时，开始接受中原地区的礼乐文明，并予以发扬光大：“始立宗庙，以酒日醴，乐日荆，人尚赤，帝称王。”(《华阳国志·蜀志》)开明氏建国之初，原定居在广都樊乡(今成都双流县牧马山)，大约在战国前期，迁到今成都市区，建立庙宇，成都首次成为一个都城，沿袭至明朝。自此，成都成为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公元前316年，秦国趁蜀国和巴国发生战争之机，派大将司马错率军，灭掉了蜀国和巴国，使四川地区归属于秦国的版图之内，古代蜀国的历史就此结束。此后，又因历代帝王统治巴蜀的最高治所设在成都，而成都为古蜀都，“蜀”也就成了四川地区的简称。

P31-38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叫做“文化天府”。这是一种颇有新鲜感的提法，有它特殊的韵味。人们热爱成都的秀山润水，热爱成都舒适的生活环境，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加了不少修饰语，诸如锦绣天府、神秘天府、诗意天府、安逸天府……有趣的是，这些修饰语都离不开蜀文化，是从蜀文化这个根上生出来的。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美国著名学者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一书里，认为“神韵”(或曰‘神圣’)是全球城市的第一品质。“神韵”就是文化性，它既是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又是体现城市个性和特质的永久性的城市印记。不同性格和神韵的城市有不同的历史印记。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城名意为诸神降临大地的“众神之门”，这就是她的永久性记忆。同为休闲浪漫型历史城市的杭州和成都，其个性和文化神韵又有所不同。杭州是“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元·奥敦周卿：《双调蟾宫曲》)，神韵是秾丽型的。成都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引古记)，神韵是安逸型的。这种差异性就形成为她们各自不同的永久性城市印记。

全球发展到现代城市阶段，包含着的城市文化性和多样性就更突出了。所以，凡是世界名城，正如乔尔·科特金所说，都努力保护自己的历史印记，追寻自己的文化脉络，张扬自己的个性，发展创新的思想。世界名城巴黎就是在以罗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奥赛博物馆形成的中心区“文化三角”与歌剧院区、香榭丽舍大街和德方斯形成的第三产业“金三角”两个区域同时受到充分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从而彰显出巴黎自身的神韵和特色。成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历史都市联盟的世界历史都市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除了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积累因素以外，还在于她始终保护着、传承着和发展着“天府”这一永久性的印记和神韵。它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居民的多样化天性，有可能得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敏感性和创造性，有可能得到唤醒。人们今天给予成都不少桂冠，诸如“中国最具风情城市”、“中国最幸福城市”、“全国十大宜居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成为人们心目中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不是成都风景好，异乡焉得忘归乎？”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城市文化的吸引力和文化地域特色的升华和发展上。最近，全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排行榜上，成都在上列两方面都排名第一，这也表明成都人对城市文化神韵建设的重视。

天府广场文化景观注入浓烈的蜀文化内涵，就是基于成都城市的品性特质，基于海内外人士对成都特质文化的认同度。正因为如此，我们这套系列丛书就突出了文化，用了“文化天府”这个新鲜书名。现在出了第一辑，以后还会连续不断地出下去。

丛书的第一辑是专写成都天府广场大型文化景观及其十二文化柱体系的。天府广场是城市景观体系的新亮点，是展示成都文明精华、城市个性和独特魅力的第一窗口，是城市中非常活跃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空间。该广场景观以人性为本，以水为源，以绿为美，以巴蜀文化为魂，采用艺术设计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的方法，利用高科技表现手段，艺术地再现神奇的巴蜀地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交融，传统与时尚的结合，静态艺术景观与动感音乐声光的整合，构建为“龙腾风舞拥朝阳”的和谐天地自然之图的大景观。为深刻体现蜀文化内涵，还专门设计了展现蜀文化十二体系的文化柱。这十二体系以成都为中心，扩而及于巴蜀文化，由历史名城的生态与文态、发展历程和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三大部分组成。这是成都文化史和巴蜀文化史上一连串光彩夺目的闪光点的再现，是蜀文化体系以载体形式出现的第一次全面展示，是成都旅游的宏观指南。作为艺术景观，它也是城市大地艺术和广场艺术的杰作。本丛书就是根据蜀文化十二体系写成的，目的是为来成都的旅游者，提供十二本惯心悦目的、文化内涵深厚的、高品位的旅游读物。

在当代，世界性的旅游潮流正显现出观光旅游向回归自然、回归文化的高层次体验旅游发展的趋势。文化心理的美感享受和心灵感应，是旅游者高级层次的体验，是境界最高的旅游。它使旅游者从开始的悦目赏心、物我相偕的第一境界，进入到怡心畅神、物我相融的第二境界，再经过升华，达到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的第三境界，体味到自然与人文和合的“中和美”，在激起人们高度美感的同时，激发人们创造的灵感。这既需要旅游者主体具有欣赏眼界和文化修养，也需要旅游客体即景观景物有可供神游的品位。蜀中山水自有清晖，清晖自能娱人，成都和巴蜀景观拥有这样第一流的神品性。我们相信以天府广场为体验起点，扩而及于成都和四川，加上旅游者第一流的体验和高尚的文化素质，“一盆巴山蜀水”就一定可以读出“万卷天府之国”的韵味来。“文化天府系列丛书”愿为引起海内外游人对神奇神秘神妙的巴蜀文化的恒久的兴趣和热诚的探索而努力。

文化天府系列丛书编委会

为了承继历史悠久、神韵独具的“天府文化”，为了抒写华夏儿女、海外游人的“蜀国情愫”，在成都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二十余位四川的著名作家、资深专家齐聚成都时代出版社，共同倾力撰写、精心编辑出版了这一套荟萃天府地域文化的崭新出版物——“文化天府系列丛书”。

该丛书的选题创意，始于2007年初，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发起，成都时代出版社主动请缨，担当丛书的唯一出版单位；同步组织学者、专家做专题研讨，开始酝酿丛书的策划与编撰。经多方征询和认真研究后，2007年2月正式成立了“文化天府系列丛书”编委会，开展了紧张的编纂工作。第一辑是以天府广场新景观为重点。这个新景观是在2007年2月9日成都获得“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称号的揭牌仪式之日揭幕的，至今好评如潮，获得海内外游客的赞赏。这个新景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龙腾凤舞拥朝阳”和谐天地自然之图的新的蜀文化景观。该景观建设是市民公众多年关注、热心支持、献计献策、加以推动的结果，是成都地铁公司等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众多建设者辛勤劳动、奉献心血的结果，是众多巴蜀文化与成都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奉献智慧的结果，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为关注成都民生、提升城市形象、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加以科学决策的产物。这套书就是为深入认识和宣传成都城市个性和神奇的巴蜀文化特征而编写的。编写过程中，出版社和作者还采访了艺术设计、文化研究和工程建设的专家学者们。天府广场景观艺术总设计师遥远先生，成都地铁总公司总负责人伍勇、于波先生，知名学者张昌余先生以及成都市委文产办等，为本书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天府广场景观文化总顾问谭继和先生担任本书主编，市文旅集团董事长尹建华先生担任编委会副主任，知名作家学者章夫、查有梁、凸凹、黎孟德、黄剑华等人担纲写作。特别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郝康理同志作为本丛书倡导者、编委会主任，许多领导和专家从选题策划到主题思路直至版式设计，均悉心指导，在此谨致以深深的谢忱。成都时代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美编邹小工同志辛勤劳动，四川省政府文化旅游发展报告课题组提供景点简介，在此，一并致谢。

成都市委宣传部对丛书编撰出版工作十分重视，不仅将丛书列入成都市对外宣传的重点项目，而且安排专人负责联络出版社，了解工作情况；并一再强调，能在天府广场焕然一新之际，首开“文化天府”的收集编撰之举，实为一件颇具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好事。我们殷望“文化天府系列丛书”，给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天府之国”、给热爱“天府之国”的海内外朋友，献上一份文化精品。

由于本丛书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信息浩淼，资料繁多，短期完成编纂有不少难度。其遗漏丛脞错误之处，热诚欢迎海内外友人不吝指正，以便出好丛书的后续各辑。

二○○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