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围城》显示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是怎样看人生，又怎样用所有作家都必得使用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观”和“感”的。

《围城》是钱钟书“锱铢积累”的唯一的长篇小说，全书以讽刺为基调，以主人公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线，表现了人们在婚姻恋爱、教育、生活、事业等种种“围城”中的困境。作者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刻画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人性中的欺诈、虚伪与懦弱，揭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展示了最为丰富的知识界众生相。“围城中的人想突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 de Bragelonne)正向中国开来。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立满了人，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他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红海已过，不怕热极引火，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之外，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玷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赶在暑假初回中国，可以从容找事。那些不愁没事的学生，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船上这几位，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第一圈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画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在他身上牵了一条皮带，他跑不上三四步就给拉回来。他母亲怕热，拉得手累心烦，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不住骂这孩子讨厌。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变宗旨，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抱歉地拉皮带道：“你这淘气的孩子，去跟苏小姐捣乱！快回来。——苏小姐，你真用功！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孙先生常跟我说，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没读过半句书，一辈子做管家婆子，在国内念的书，生小孩儿全忘了——吓！死讨厌！我叫你别去，你不干好事，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

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地笑道：“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她脱下太阳眼镜，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地握住小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问他道：“爸爸呢？”小孩子不回答，睁大了眼，向苏小姐“波！波！”吹唾沫，学餐室里养的金鱼吹气泡。苏小姐慌得松了手，掏出手帕来自卫。母亲忙使劲拉他，嚷着要打他嘴巴，一面叹气道：“他爸爸在下面赌钱，还用说么！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赌，你看咱们同船的几位，没一个不赌得昏天黑地。赢几个钱回来，还说得过。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还要赌，恨死我了！”

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冷冷说道：“方先生倒不赌。”

孙太太鼻孔朝天，出冷气道：“方先生！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现在他忙着追求鲍小姐，当然分不出工夫来。人家终身大事，比赌钱要紧得多呢。我就看不出鲍小姐又黑又粗，有什么美，会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做，换到三等舱来受罪。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也许船到香港，就会订婚。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苏小姐听了，心里直刺得痛，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那绝不可能！鲍小姐有未婚夫，她自己跟我讲过。她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出的。”

孙太太道：“有未婚夫还那样浪漫么？我们是老古董了，总算这次学个新鲜。苏小姐，我告诉你句笑话，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他还笑呢。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赌钱准赢。所以，他说，男人赌钱输了，该引以自慰。孙先生告诉了我，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这话什么意思。现在看来，鲍小姐那位未婚夫一定会中航空奖券头奖；假如她做了方太太，方先生赌钱的手气非好不可。”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苏小姐道：“鲍小姐行为太不像女学生，打扮也够丢人——”P1-3

《围城》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成的唯一的长篇小说，全书以讽刺为基调，以主人公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小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在上海的情景，以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隋”纠葛为主要内容，那些吃饭斗嘴、争风吃醋的社交场合，充满了浓厚的啁侃意味；第二部分主要写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各种各样的学者文士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可悲可耻的讽刺喜剧，辛辣的讽刺味愈加浓烈；第三部分写方鸿渐和孙柔嘉婚后又回到上海，往日的朋友或冤家都已星散，夫妇俩为琐碎之事终日争吵，更多的是谋生的艰难了。在整个讽刺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各个部分的侧重点略有不同。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也是多层次的。“围城中的人想突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这种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方面的，文中方鸿渐就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虽然《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中国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1937年及以后若干年，但小说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在回国船上、十里洋场、湘西道上、三闾大学，围绕着婚姻恋爱、教育、事业和生活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在种种“是非窝”中的痛苦、窘迫、可笑、自私、怯懦、卑劣、狂妄、尴尬，以及尴尬余缝中的快乐、快乐时的尴尬等，他们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所有这些都成为作者讽刺调侃的对象。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刻画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优柔怯懦、缺乏理想的主人公方鸿渐，矜持自负、工于心计的苏文纨，外表柔顺、深藏心机的孙柔嘉，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李梅亭，道貌岸然、老奸巨猾的高松年等，他们游离于当时抗日烽火之外，虽然都是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进行斗争的勇气，不断地陷入各种各样的“鸟笼”或“围城”之中，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作者以幽默讽刺的笔调，表现了他们人性上的欺诈、虚伪与懦弱，揭示了他们精神上存在的危机，活画出了一个时代世态人情的卑龊与困顿，展示了最为丰富的知识界众生相。

“围城中的人想突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往往成为我们对小说《围城》的意义的普遍阐释，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有点人生酸甜苦辣体验者的“深得我心”？

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字默存，号槐聚，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考取公费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7年进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1938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等多所高校。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级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学术专著《谈艺录》《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管锥编》等。《围城》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被誉为现代版《儒林外史》，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展示了最为丰富的知识界众生相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