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为了纪念10月17日巴金逝世3周年推出的。在这部书中作者把他个人的生活事项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本书内容很丰富。在前四卷中展开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景象。在这样一幅宽广的历史画面上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从达官显贵、各级官员、大小知识分子、各种艺术家到听差、仆婢、农奴。作者善于用寥寥几笔勾出一个人物，更擅长用尖锐无情的讽刺揭露腐败的官僚机构和现实生活中的怪人怪事，从各方面来反映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革命的热情说明沙皇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是俄国人民的死敌，它们必然走向灭亡。

《往事与随想》是俄国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巴金认为：“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十九世纪前半期和社会的编年史。”本书精选该书第一卷和第三卷部分内容，叙述的是作者的童年到青年时代的经历和见闻。巴金从青年时代便喜爱这部书，他曾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作者是一位出色的文体家，回忆往事，笔含深情；叙写人物，栩栩如生。

《巴金译丛》代序(巴金)

序

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家(1812-1834)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补遗

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存目]

第三卷 克利亚兹玛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译后记(一)

 译后记(二)

 译后记(三)

 代跋

附录

 巴金致项星耀

一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巴金致臧仲伦信

一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二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

三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四一九七八年九月二日

五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六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七一九八八年七月九日

八一九九四年八月二日

“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喂，再给我讲一回法国人到莫斯科的事情吧。”我老是这样说，一边在小床上伸着懒腰，用绗过的被子裹住身子，我的小床四周都缝上了布，免得我摔出来。“咳！这有什么可讲的呢，您已经听过那么多回了，况且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您还是明天早点儿起来好。”老妈妈照例这样回答，其实她很愿意再讲她所喜爱的故事，就像我很愿意再听那样。

“您就讲一点儿吧，您怎么知道的呀，它怎么开头的呀？”

“就是这么开头的。您知道您的爸爸是怎样的人——他总是拖拖拉拉的；他收拾行李，收拾行李，总算收拾好了！人人都说：‘该动身了，还等什么呢？城里头人差不多走光了。’可是不，他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块儿怎么走，起初是这一位没有准备好，然后又是那一位没有准备好。后来我们都收拾好了，马车也准备好了；老爷们坐下来吃早饭，突然我们的厨师脸色十分惨白，跑进饭厅里来报告：‘敌人进了德拉果米洛夫门了。’我们大家心都紧了，叫了一声：‘啊，上帝保佑吧！’全都惊慌起来；我们正在忙乱、唉声叹气的时候，看见街上跑过一队龙骑兵来，他们戴着这样一种头盔，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马尾巴。城门全关上了，您那位爸爸这下可交了‘好运’了，还有您同他一块儿；您的奶妈达利雅那个时候正抱着您喂奶，——您是那么娇嫩、柔弱。”

我骄傲地笑了笑，我高兴自己也参加了战争。

“起初，就是说头几天，我们还可以勉勉强强地过下去，只有两三个兵进来，用手比划着要点儿酒喝；我们照规矩给他们每人一杯，他们就走了，还举手敬个礼。可是您知道后来起了火，火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混乱、抢劫和各种各样的灾难。我们当时住在公爵夫人家的厢房里，房子烧起来了；巴威尔·伊凡诺维奇说：‘到我家里去吧，我的房子是砖造的，在院子的深处，墙又结实。’我们就去了，主人、仆人一块儿，这时候就不分彼此了；我们走进特威尔大道，连两边的树也烧起来了。我们终于走到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宅子，它正在燃烧，每个窗口都冒出火来。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吓呆了，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您知道，房子后面有一座大花园，我们就到那儿去，以为那儿安全。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长凳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喝醉了的兵。一个兵扑到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身上，要脱掉他那件旅行皮袍；老头子不给，兵就拔出短剑砍他的脸，他脸上那块伤疤一直保留到他在世的最后一天；其他的兵就来对付我们，有一个兵把您从奶妈的怀里抢走，解开您的包布，想在里面找到什么钞票或者钻石；这个强盗看见什么都没有，就故意把包布撕碎，扔了。他们刚刚走开，我们又闯了大祸。您还记得我们那个给送去当兵的普拉东吗？他很爱喝酒，这天他喝得醉醺醺的，腰间挂上一把军刀，就这样到处逛荡。罗斯托普钦伯爵在敌人进城的前一天，把军械库里的各种武器全拿出来分发了；因此他弄到了一把军刀。快到晚上，他看见一个龙骑兵骑着马进了院子；马房旁边也有一匹马立在那儿，龙骑兵要把它牵走，可是普拉东拚命跑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马是我们的，我不给你。’龙骑兵掏出手枪来吓唬他，不过看得出枪里并没有子弹；老爷亲眼看见，对他大声说：‘你不用管马，这跟你不相干。’一点儿也没有用！普拉东拔出军刀，朝他的脑袋上砍下去，龙骑兵的身子摇晃了两下，普拉东砍了又砍。我们想：好吧，这下我们的死期到了，等到他的伙伴看见了他，我们就完了。然而这个普拉东看见龙骑兵倒了下来，就抓住他的双足拖到一个石灰坑旁边，可怜的人，尽管他还活着，就给扔进坑里去了。他的马站在那儿，不跑开，只是拿蹄子顿着地，好像它懂得似的；我们家的人把它关在马房里；它一定给烧死在那儿了。我们大家都连忙跑出了院子，火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十分疲劳，又没有吃一点儿东西，进了一所完好的房子，就连忙找地方休息。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听见我们家的人在街上大叫：‘出来，出来，火，火！’我马上拉下一块弹子台上的绿呢把您裹起来，抵挡夜里的寒气；我们就这样走到特威尔广场，法国人正在那里救火，因为他们的官长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干脆坐在街上，哨兵到处走来走去，还有一些是骑在马上的。您在大声叫，拚命哭，奶妈没有奶，没有一个人有一小块面包。当时纳塔里雅·康斯坦季诺夫娜跟我们在一块儿，您知道，她是个胆子很大的姑娘，她看见有些兵在一个角落里吃东西，就抱起您径直到他们那儿去，指给他们看，又说：‘给小孩，忙热’；起初他们板起脸看她，说‘阿列，阿列一，可是她骂起他们来，——她说，你们这些该死的，这样那样的；那些兵一点儿也不懂，可是他们哈哈大笑，拿了水泡过的面包给您吃，另外还给了她一点面包皮。大清早来了一个军官，把所有的男人全带走了，您那爸爸也在里头(只留下女人和受了伤的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军官带了他们去扑灭附近房屋的火。我们就这样一直待到晚上；我们坐着，光知道哭。天黑了，老爷回来了，还有一个军官跟他一块儿……”

让我来替换老妈妈把她的故事讲下去。我的父亲完成了他这个消防队长的任务以后，在基督受难修道院碰到了一连意大利骑兵；他就去找他们的长官，用意大利语把他一家的情况对他讲了。意大利人听见lagua dolce favella[意语：亲切的乡音]，便答应去报告特列维兹公爵，他决定先派一名哨兵保护我们，防止再发生像在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园子里发生过的那种野蛮的事件。他派一个军官带着命令送我的父亲回去。军官听说我们一伙人两天没有吃一点儿东西，就把大家带到一家已经给人打开进去过的商店里去；高级茶叶和近东的咖啡，还有很多的海枣、干无花果、杏仁都扔了一地；我们的仆人把自己的衣服口袋装得满满的，甜食是很够的了。哨兵显得非常有用：一群一群的兵过来围着这些安顿在特威尔广场一个角上露宿的不幸的女人和仆人找麻烦，一共十来次，可是听到哨兵的命令，他们马上走开了。

莫尔季叶还记得他在巴黎认识我的父亲，并且向拿破仑报告了；拿破仑下令要我的父亲第二天早晨去见他。我的父亲穿着打猎时候穿的钉铜钮扣的蓝色旧上衣、脏的衬衫和几天不曾刷过的长筒靴子，没有戴假发，也没有刮脸，他素来讲究礼貌、严格遵守礼节，可是他就这样地应召到克里姆林宫的金銮殿去见法国皇帝了。

他们的谈话，我后来听见人转述过多次，在范男爵和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书中都有相当正确的记载。

P3-7

三联书店准备为我出版一套译文选集，他们挑选了十种，多数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多年未印了。他们也知道这些书不会有大的销路，重印它们无非为了对我过去的翻译工作上的努力表示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可是说真话，在这方面我并无什么成就。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我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只是懂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可能有人说它们“四小像”：不像翻译，也不像创作，不像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像我平时信笔写出的东西。但是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丢失了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我只保留着我自己的那些东西。可见我的译文是跟我的创作分不开的。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俳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

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用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虽然是“试译”，我重读它们还不能不十分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即使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王卜，可以说它们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谢三联书店给我一个机会，现在的确是编辑我的译文选集的时候了。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在创作上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预告要写的小说不曾写出来。在翻译方面我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赫尔岑的同忆录还有四分之_一未泽。幸而有一位朋友愿意替我做完这个工作，他的译文全稿将一次出版。这样我才可以不带着内疚去见“上帝”。前一个时期我常常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坐立不安，现在平静下来了。没有做完的工作就像一笔不曾偿还的欠债，虽然翻译不是我的“正业”，但对读者失了信，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有些事我做过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细心的读者偏偏要我记起它们。前些时候还有人写信问我是不是在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表过翻译小说《信号》。对，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信号》是我的第一篇译文。我喜欢迦尔洵的这个短篇，从英译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中选译了它，译文没有给保存下来，故事却长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头一本小说《灭亡》中我还引用过《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二三十年后(即五十年代初)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了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

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灭亡》，我的第一本书，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学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杀人被杀中毁灭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牺牲精神的不仍是对生活、对人的热爱吗？

《寒夜》，我最后一个中篇(或长篇)，我含着眼泪写完了它。那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不肯伤害任何人，却让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为了爱生活、爱人……吗？

还有，我最近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时间写成的《随想录》不也是为同一个目标？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愿意做一个普通人。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

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从一九二二年翻译短篇《信号》开始，到一九八二年摔断左腿为止，六十年中间我译出的作品，长的短的加在一起，比这套选集多好几倍。作者属于不同的国籍，都是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我和他们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我没有才华，没有文采，但我们同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别的我不多说了。

巴金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记：

最近，编者告诉我，台湾的东华书局希望在台湾同时出版这套小书，征求我的意见。

一九四七年，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台湾设立分社的事，我曾去过台湾半个月，还跟当时在台湾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的老朋友黎烈文和其他一些人见了面，这个美丽的小岛和我那些朋友，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现在，我当然很高兴台湾读者也愿意读这里我所喜爱的书，并感谢台湾东华书局的感情。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亚历山大·赫尔岑是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家和作家(1812-1870)。我正在翻译他的主要著作《往事与随想》，这是他的回忆录，作者自己说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在这部书中作者把他个人的生活事项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本书内容很丰富。在前四卷中展开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景象。在这样一幅宽广的历史画面上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从达官显贵、各级官员、大小知识分子、各种艺术家到听差、仆婢、农奴。作者善于用寥寥几笔勾出一个人物，更擅长用尖锐无情的讽刺揭露腐败的官僚机构和现实生活中的怪人怪事，从各方面来反映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革命的热情说明沙皇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是俄国人民的死敌，它们必然走向灭亡。

本书第一卷《育儿室和大学》和第二卷《监狱与流放》已由我译出，编为《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刊行。在这里发表的是本书第三卷《克利亚兹玛河上的弗拉基米尔》的前两章。

我的译文是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三十卷本《赫尔岑全集》第八卷(一九五六年)和康·加尔纳特夫人的英译本第二册翻译的，主要是依靠英译本。这次发表前，我又根据汉弗莱·希金斯修订过的英译本(一九六八年伦敦版)第一册和达利雅·奥立维叶翻译的法译本(一九七四年瑞士洛桑版)第一册校改了译文。译文中的注释除了注明“作者原注”者外，都是中译者增加的。

巴金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