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红民是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国内蒋介石研究的权威学者。本书是陈教授在广为搜集两岸出版的各类重要史料，尤其是认真披阅了此一时期的台湾报刊，并逐日查找蒋介石言论与活动的线索，继而又专程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抄最新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基础上，长期专研，累年经营之成果，受到了海峡两岸蒋介石研究的泰斗杨天石与蒋永敬的好评与推荐，实为关于蒋介石生平的不可多得之佳作。

中国有“盖棺论定”之说。人死之后，其历史地位基本就确定了。但重要的历史人物往往“盖棺”而不能“定论”，蒋介石即为一例，在他过世之时，海峡两岸对他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他过世30多年了，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台湾，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从“神化”到“丑化”的过程，甚至掀起过一些政潮；在大陆，对他的评价则经历着从“漫画”到“写实”的过程。现实政治的演变与档案材料（尤其是“蒋中正总统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不断开放，使得有关蒋介石的研究成为持续的“热点”。

蒋介石（1887—1975），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何准确、客观地评价蒋介石，特别是研究较为薄弱的蒋介石的后半生，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书稿专写台湾时期的蒋介石，以信史的角度，为我们完整而准确地勾绘出蒋介石在台湾26年的面貌。

第一章 重掌国民党政权

 一 涵碧楼的新年

 二 蒋、李“斗法”

 三 复任“总统”

 四 陈诚“组阁”

 五 军队大改组

第二章 “保卫大台湾”

 一 神秘的“白团”

 二 政工改制，整饬军纪

 三 “防谍肃奸”与制台

 四 弃守海南、舟山岛

 五 “精神物质总动员”

第三章 朝鲜战争与蒋介石政权之起死回生

 一 “出兵”受挫

 二 麦克阿瑟突访台湾

 三 阻挠停战谈判

 四 劫掠志愿军战俘

第四章 改造国民党

 一 反省

 二 建立“革命实践研究院”

 三 改造经过

 四 国民党“七全大会”

第五章 “反共抗俄总动员”

 一 “妇联会”

 二 “救国团”

 三 “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

 四 发表《苏俄在中国》

 五 “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

第六章 “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

 一 建设“模范省”的理论设计

 二 推行“地方自治”

 三 “耕者有其田”与“四年经建计划”

 四 “反共抗俄战士授田”

第七章 “对日和约”与日台关系

 一 “旧金山和会”的门外客

 二 “对日和约”的曲折

 三 岸信介访台

第八章 争取“美援”的种种努力

 一 台海“非中立化”与“放蒋出笼”

 二 宋美龄与蒋经国访美

 三 尼克松访台

 四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五 拒绝“海峡停火案”

 六 大陈岛撤退

 七 “五二四”反美事件

第九章 整肃内部稳固统治

 一 越洋起诉毛邦初

 二 “王世杰案”

 三 “吴国桢案”

 四 “孙立人兵变”

 五 连任“总统”

第十章 “外交空间”的伸缩

 一 处理与日本的摩擦

 二 与外国领导人商讨“国际反共”

 三 迎接艾森豪威尔访台

 四 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

 五 度过台日关系的危机

第十一章 经受新的内外冲击

 一 平息“监察院”、“行政院”间政潮

 二 再次任命陈诚“组阁”

 三 “八二三”炮战

 四 为“西藏叛乱”事件推波助澜

 五 制定“八七”水灾的救灾措施

第十二章 “雷震案”

 一 “宪政”难题

 二 第三次任“总统”

 三 《自由中国》的挑战

 四 “雷震案”

 五 接见参加“阳明山会谈”的学者专家

第十三章 “反攻”新策略

 一 制定《光复大陆指导纲领》

 二 派遣武装游击队骚扰大陆

 三 策动“毋忘在莒”运动

第十四章 政治新布局

 一 国民党“九全大会”上再任总裁

 二 推出严家淦任“行政院长”

 三 处理陈诚丧事

 四 第四次当选“总统”

 五 打击瓦解“台独”势力

 六 争取海外侨胞的支持

第十五章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一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二 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三 “反共建国联盟”

 四 “讨毛阵线”

第十六章 “外交”大溃败

 一 联合国席位保卫战

 二 被逐出联合国

 三 失去盟友

 四 台日关系的决裂

第十七章 “革新保台”

 一 国民党“十全大会”

 二 “革新保台”

 三 第五次当选“总统”

 四 传子交权

第十八章 蒋介石之死

 一 晚年生活

 二 病逝与治丧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台湾，日月潭，潭水涟漪，环山幽翠，景色迷人。1949年12月24日，坐落在潭边的涵碧楼迎来了一群不寻常的居住者，他们就是前“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其家人、随从。他们专程从台北赶到这儿，辞旧岁，迎新年。那些日子里，人们常发现蒋介石或“散步林中，观赏朝日”，或泛舟湖中，静坐独钓，或“至化番社，参观山胞歌舞”蒋经国，一时间，他似乎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心情是十分不平静的。自1946年夏他发动“剿共”内战以来，数百万全副美式武装的“国军”不仅没能消灭共产党，反而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尽管仍有一些残余力量在大陆上从事抵抗活动，但其被消灭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国民党所能控制的领土，事实只剩下3万余平方公里的台湾岛及其附近的几个小岛。而他本人也从抗战时的民族救星，沦为中国共产党宣布的战犯名单上的一员，从全国的统治者沦为一个小小台湾岛的主人，而且由于桂系的施压，他还不得不放弃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位。所谓往事不堪回首，此其时也。

但蒋介石并不善罢甘休，梦想着东山再起。因此，他自决定引退之日起，便为卷土重来而悄悄地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作为第一步，蒋介石于1948年底派曾长期担任其“内迁供奉”机构励志社总干事的国民党军联勤副司令黄仁霖赶赴台湾成立“美援物资接收处”，并命令“所有军援物资都必须转运到台湾去”，并由此而控制了美国全部援华军用物资。据黄仁霖回忆，在其控制下，自1949年后的3年内，“总计接收了不下300余条船的美援军用物资”。这成为蒋介石东山再起的一项重要资本。就在正式宣布引退的前一天，他指示“行政院长”孙科任命得力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18日，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不久，他又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3月，行政院授权陈诚指挥监督所有迁台的行政机构。在陈诚控制台湾后，蒋介石又密令曾任上海市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俞鸿钧将国库所存全部黄金、银元和美钞运往台湾。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此项被转移资产共值美钞33500万元，“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这也成为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东山再起的资本。

在蒋介石支持下，陈诚在全台实行戒严，采取严厉措施整编军队，清洗异己，镇压地下共产党，打击贪污腐败、投机倒把分子，推行“三七五”农地改革。通过陈诚，蒋介石初步控制了台湾这块最后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继续从幕后遥控指挥其嫡系将领在前线作战，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走上前台。7月16日，蒋介石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并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该会主席，以代总统李宗仁为副主席，以张群、陈诚分任其西南分会主席和东南分会主席；同时，还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闽、浙、台、粤及海南岛等地区；并规定：“凡政府重大决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风雨中的宁静》，第183页。由此，蒋介石彻底架空了代总统李宗仁，重新夺回了国民党政府的实际控制权。8月1日，又在台北草山成立总裁办公室，下设8个组及1个设计委员会，分管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工作。通过这两个机构的设立，蒋介石既架空了李宗仁，也为自己走上前台寻到了借口。“广州保卫战”、“重庆保卫战”及“成都保卫战”，蒋介石都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亲临指挥、督战，处理军政事务。P一-二

陈红民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民党史，以及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历有年所，卓有成就。发表的著作，质、量均丰。陈教授研究的途径，是从研究国民党人胡汉民着手，进而扩及更多的相关人物和史事。其所表现的成就，是精于资料考订和分析，来探求历史的真相。故其发表的著作，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肯定。在史学界中，陈教授属于年轻的一代，所负的任务，至为重大。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和浙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可谓任重道远。

江浙文风至盛，历代皆然，于今亦然。当此中国国势蒸蒸日上，社会经济欣欣向荣之际，人文学科的研究发展，更显得重要而突出。本人两年前在奉化溪口参加民国史研讨会时，深有所感，曾应当地民国研究中心之嘱，留一题词：“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地大物博，民富国强。”意思是说，要使富强可大可久，人杰地灵至为必要。而要人杰地灵，就要重视人文学科的研究发展。陈教授以浙大人文学院教授之职，来推动这两大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工作，必可大展宏图。尤其是对蒋介石的研究，有地理、人文与资料之便。

陈教授在南京大学时期，曾经参与《蒋介石全传》和《台湾30年(1949—1979)》，以及《80年代的台湾》、《蒋家王朝2——台湾风雨》等撰著工作，对蒋在台湾26年的经过，至为熟悉。现在出版《蒋介石的后半生》，论述蒋介石在台湾统治时期的史事，加以评论。这是陈教授的“拿手好戏”。现在，陈教授在以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借近年新资料的出现，特别是蒋氏档案与日记分别在台湾与美国对学者开放的有利时机，对蒋氏历史地位有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陈教授在书中所记述和评论蒋介石统治台湾26年(1950一1975)这期间，正是我在台湾充当国民党的“小卒”，对这段史事，虽然身历其境，只是身在庐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读了陈教授这本著作以后，恍然有悟。但也觉得蒋对台湾和中国文化，有相当的贡献。例如随蒋和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一批专家和知识分子，使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走上近代化，实在功不可没。尤其台湾回归中国，正是蒋氏领导对日抗战的结果。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两极化，即如我十年前在陈教授《蒋家王朝2——台湾风雨》的序中所言：

就近年来个人的感受所及，两岸对蒋氏的历史评价，似有逆转的趋势，台湾方面过去的著作，对蒋氏能褒而不能贬，近年则以贬蒋为时尚。影响所及，毁其铜像者此起彼落，大有“文革”的批斗意味。大陆方面过去对蒋则是能贬而不能褒，近年已渐趋理性，虽不免毁多于誉，但亦不乏实事求是较为客观的评价。这是对近代人物研究的态度一大进步，是忠于近代史研究的可喜现象。

因为政治的变迁，台湾方面曾有很长“神化”蒋氏的历史，2000年之，主政的民进党对蒋氏进行了近十年的“文革”式批斗，最近因政治环境改变，势将告一段落。复以蒋氏档案资料的公开，今后两岸对蒋氏的研究评价，必将趋于客观。陈教授这一著作正是不断与时俱进的表现。

2008年10月于台北

时下书店里各种关于蒋介石的著作已有不少，因此有必要将这本书的特点写出来，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一、蒋介石88年的生涯可谓曲折复杂，大致可分为大陆时期62年(1887—1949)和台湾时期26年(1950—1975)。蒋介石的“台湾时期”，可称为他的“后半生”。若从蒋介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较大影响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算起，他的大陆时期(30年左右)和台湾时期(26年)时间相差不多，两个时期应该在他的历史中占有基本相同的比重。依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历史，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台湾时期的比重似乎还应大一点。可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类传记中，两个时期所占的比例差别很大，大陆时期特别详尽，而台湾时期过分单薄。如刘红著《蒋介石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上、中、下三册，150万字，1000余页，台湾时期只有150页，不足六分之一。如果说大陆学者的著作有此类缺憾与资料的匮乏有关的话，则难以解释为何台湾与海外学者的书中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手边有部旅美学者汪荣祖教授和台湾李敖先生合著的《蒋介石评传))，由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4月出版，这部书上下两册884页，其中大陆时期为772页，台湾时期仅占102页，不足八分之一。我与汪荣祖教授曾在海外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相见，曾当面请教。汪教授的意见是，台湾时期的蒋介石没什么可写的。我对汪教授的学问钦佩已久，但对此一观点不敢苟同。由于时间、空间环境的巨变，台湾时期的蒋介石与大陆时期有了很大差别，应该是有写头的。我们的这部书就较详细地揭示了蒋介石在台湾26年的作为。书中内容虽不能说完全是鲜为人知，至少也是以往同类著作中所忽视的。

二、蒋介石的特殊地位，使他在很长时间影响甚至主宰着国民党、国民党政权的政策与行为。目前不少关于蒋介石的传记没能真正区分什么是政党行为，什么是政府行为，什么是个人行为，常常把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及其政权行为混同于蒋的个人行为。一本他的传记，与一部国民党史没有多大差别。难免会令那些已经熟知国民党历史而希望更多地了解蒋个人的读者失望。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要完全以蒋介石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生活为主线，其他的即使很重要也只能作为写蒋的背景，而不能喧宾夺主。如此，或许可以更容易地为蒋在历史上定位。

以上两个特点：以台湾为主，以蒋介石个人为主，就决定了我们所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部关于台湾时期蒋介石的著作，而不是通常所见到的那种政权行为与个人行为混淆不清，名为写蒋介石而实际上写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历史的著作。

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有赖于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写作过程中，我们尽力所能及，广为搜集两岸出版的各类重要史料，尤其是认真披阅了此一时期的台湾报刊，逐日查找蒋介石言论与活动的线索。在蒋介石个人档案完全开放之前，报刊是能提供研究其言行信息量最大的资料。终日查阅旧报刊，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况且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台湾报刊是缩印本，须借助放大镜方能阅读。细心的读者或许能以此来区分出本书与同类著作在资料方面的差别。可以不夸张地说，正因为在资料方面下的死功夫，才使我们有自信写出此书，“丑媳妇见公婆”。纵使读者不同意我们的某些论点，也能通过书中史料来感受那段历史，体会这个人物。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为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我去年底曾专程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抄，因此，关于蒋介石20世纪50年代在台情况，均是依据最新资料写成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长期处于分裂敌对状态，对同一客观存在的实体与事物会有不同、甚至完全敌对的理解与称呼。本书在遇到此类情况时，适当做了符合大陆读者阅读习惯的处理。但在整段引用蒋介石文章或谈话(包括引用一些资料或书名)时，则保持了原貌，这是反映历史真实面貌所必需的。读者或许可以通过这些原文，更真切地分析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由我确定写作主旨、风格和提纲。初稿写作的分工为：

赵兴胜 第一章至第九章；

陈红民 第十章至第十四章、第十七章一节、后记；

韩文宁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第十四章一节；

我对全书做了大量的内容修改补充和文字统一润色工作。

为了让读者通过“读图”来近距离地感受时代气息，直观地了解蒋介石，我们选配了大量珍稀图片。两岸研究民国史与蒋介石的著名学者蒋永敬教授、杨天石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为本书增色；写作过程中，曾参阅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与资料，书后所列“参考文献”只是最直接的部分；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港台报刊阅览室的几位老师在查阅资料方面给了不少的便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常婷女士提供了宝贵建议。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对修订工作予以了支持，将本书列入“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宝忠、陈丽霞博士，葛玉丹编辑等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在此，谨向他们和所有关心帮助本书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所涉及的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长期存在着尖锐对立的两极，由于我们学识有限和搜集资料方面的困难，书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陈红民2009年2月9日于南京仿秋斋

时下书店里各种关于蒋介石的著作已有不少，因此有必要将这本书的特点写出来，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一、蒋介石88年的生涯可谓曲折复杂，大致可分为大陆时期62年(1887—1949)和台湾时期26年(1950—1975)。蒋介石的“台湾时期”，可称为他的“后半生”。若从蒋介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较大影响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算起，他的大陆时期(30年左右)和台湾时期(26年)时间相差不多，两个时期应该在他的历史中占有基本相同的比重。依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历史，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台湾时期的比重似乎还应大一点。可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类传记中，两个时期所占的比例差别很大，大陆时期特别详尽，而台湾时期过分单薄。如刘红著《蒋介石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上、中、下三册，150万字，1000余页，台湾时期只有150页，不足六分之一。如果说大陆学者的著作有此类缺憾与资料的匮乏有关的话，则难以解释为何台湾与海外学者的书中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手边有部旅美学者汪荣祖教授和台湾李敖先生合著的《蒋介石评传))，由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4月出版，这部书上下两册884页，其中大陆时期为772页，台湾时期仅占102页，不足八分之一。我与汪荣祖教授曾在海外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相见，曾当面请教。汪教授的意见是，台湾时期的蒋介石没什么可写的。我对汪教授的学问钦佩已久，但对此一观点不敢苟同。由于时间、空间环境的巨变，台湾时期的蒋介石与大陆时期有了很大差别，应该是有写头的。我们的这部书就较详细地揭示了蒋介石在台湾26年的作为。书中内容虽不能说完全是鲜为人知，至少也是以往同类著作中所忽视的。

二、蒋介石的特殊地位，使他在很长时间影响甚至主宰着国民党、国民党政权的政策与行为。目前不少关于蒋介石的传记没能真正区分什么是政党行为，什么是政府行为，什么是个人行为，常常把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及其政权行为混同于蒋的个人行为。一本他的传记，与一部国民党史没有多大差别。难免会令那些已经熟知国民党历史而希望更多地了解蒋个人的读者失望。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要完全以蒋介石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生活为主线，其他的即使很重要也只能作为写蒋的背景，而不能喧宾夺主。如此，或许可以更容易地为蒋在历史上定位。

以上两个特点：以台湾为主，以蒋介石个人为主，就决定了我们所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部关于台湾时期蒋介石的著作，而不是通常所见到的那种政权行为与个人行为混淆不清，名为写蒋介石而实际上写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历史的著作。

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有赖于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写作过程中，我们尽力所能及，广为搜集两岸出版的各类重要史料，尤其是认真披阅了此一时期的台湾报刊，逐日查找蒋介石言论与活动的线索。在蒋介石个人档案完全开放之前，报刊是能提供研究其言行信息量最大的资料。终日查阅旧报刊，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况且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台湾报刊是缩印本，须借助放大镜方能阅读。细心的读者或许能以此来区分出本书与同类著作在资料方面的差别。可以不夸张地说，正因为在资料方面下的死功夫，才使我们有自信写出此书，“丑媳妇见公婆”。纵使读者不同意我们的某些论点，也能通过书中史料来感受那段历史，体会这个人物。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为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我去年底曾专程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抄，因此，关于蒋介石20世纪50年代在台情况，均是依据最新资料写成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长期处于分裂敌对状态，对同一客观存在的实体与事物会有不同、甚至完全敌对的理解与称呼。本书在遇到此类情况时，适当做了符合大陆读者阅读习惯的处理。但在整段引用蒋介石文章或谈话(包括引用一些资料或书名)时，则保持了原貌，这是反映历史真实面貌所必需的。读者或许可以通过这些原文，更真切地分析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由我确定写作主旨、风格和提纲。初稿写作的分工为：

赵兴胜 第一章至第九章；

陈红民 第十章至第十四章、第十七章一节、后记；

韩文宁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第十四章一节；

我对全书做了大量的内容修改补充和文字统一润色工作。

为了让读者通过“读图”来近距离地感受时代气息，直观地了解蒋介石，我们选配了大量珍稀图片。两岸研究民国史与蒋介石的著名学者蒋永敬教授、杨天石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为本书增色；写作过程中，曾参阅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与资料，书后所列“参考文献”只是最直接的部分；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港台报刊阅览室的几位老师在查阅资料方面给了不少的便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常婷女士提供了宝贵建议。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对修订工作予以了支持，将本书列入“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宝忠、陈丽霞博士，葛玉丹编辑等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在此，谨向他们和所有关心帮助本书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所涉及的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长期存在着尖锐对立的两极，由于我们学识有限和搜集资料方面的困难，书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陈红民2009年2月9日于南京仿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