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劳尔霍夫写道？“航海就应当是持久的恍惚状态。”《禁地》改造了那个流传久远的葡萄牙诗人路易茨·卡蒙斯的故事——身为诗人和海员，他于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澳门创作了歌赞航海家达伽玛的著名史诗。

《禁地》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内地以及葡萄及殖民地时期的澳门，通过虚构的航行把跨越数个世纪的人物联接在一起，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与奇幻的色彩。

《禁地》以二十世纪为背景，主人公是一艘远船上的电报员。在经历了一场场灾难之后，他在澳门登陆。在那里他产生了某种幻觉，自认为就是四个世纪前曾在澳门居住过的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历史被带进了现实，两个不同时代的旅人相遇了。电报员最终放弃了远离尘世和苦修的意图，反之，他希望自己最终能够成功地接受现实的生活。

上帝知道，我回避她，就像我一直以来能够做到的。但是国王不知道。也许知道更好。他也不知道，如果有什么不可宽恕的事情发生，那是他的错。她一定是属于王子的。即使我也爱她，我的血液也不敢反抗。和许多亲王的儿子一样，王子也是一个可以与之接触的人，可以亲密交往的人，根本不用因此改变自己。他们似乎也是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普通人。她，我叫她戴安娜，可能会嫁给他，分享御座和床铺，生育他们的孩子，但她还是戴安娜。

那我会怎样呢？也许我们将经历强烈的情感震动。她将从一种激情被猛烈地撞向另一种。一些年后，我也许不会再爱她了，因为她不再是那个我现在叫她戴安娜，永远都叫戴安娜的女人了。并非仅仅是为了不透露她的名字，而是因为我不需要为了我自己去描绘她，也不需要自我折磨，让她从我的情感中分离。她就生活在我的情感中，和我的存在一起，纠缠在最黑暗的秘密中。我无助地努力让她生活在我的话语里，我的话语也许可以包裹星球和海洋，但是从未抓住她的本性。

我又一次问自己，她的生活会是怎样的？逃回到离开的庄园，在那里她似乎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无精打采的肥胖的女人。因为做了妈妈，还有日日狂欢，所有的魅力消失殆尽；而我正相反，在对远方国度的渴望中消瘦，那些国家我从未去过，也许我满腔的怒火由它们而生。

但是谁能够用文字来压制自己的渴望呢？只有人才能将渴望像轻盈的青春活力一样拥有。在我的身上，它曾经像信风一样炽热、坚韧。但是我在与之抗争。

当我遇到她时，放弃和渴望的纠缠让我的声音不自信，我的眼神游离不定，态度犹豫不决。她扭过头去，闷闷不乐、死气沉沉，王子和他父王的眼睛里发出胜利者的光芒。

我抓住这个时机，向国王请求给我艘船。

“等您什么时候比现在多些征服者的样子，我也许会任命您。”

他已经不再担心我对他的儿子构成竞争的威胁。我鞠了一躬，转过身，克制住对国王挑衅的愤怒。

这也好。那我就不用克制这种态度，马上就在这里释放。是你们想要让我这样的。

现在我为了赢得她必须战斗，我也许可以很娴熟地使用武器，但是最好不要用上。

戴安娜被从意大利吹到我们这里的时尚之风侵袭（谚语说得好：从西班牙吹来的风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但是我要说，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道：从意大利吹来的只有坏处。）；她写诗了，而且想让人们为她写诗。那个民族的诗歌是什么？几百年来被挤在一个狭窄的地带，和摩尔人、西班牙人以及大海的狂热作斗争，诗歌的语言因为自然奇妙的游戏已经富有韵律！甚至已如花语一般！

只有干编织活的女人们为消遣才在语言的十字布上绣花，就像在无数个意大利小宫廷里的和她们同性别的同仁们一样。对此我还算认同。但是要是男人们也献身于这项爱慕虚荣的事业就糟糕了。此时，还有这么多的国家必须征服，必须发现。那边黑人正盘踞着。

戴安娜在她自己的避暑行宫桑塔·克拉拉里主持着一个文学圈子。要是想在那儿露面，必须朗读诗行。

这是真的。我还从未把我的嘴巴张开（除了打哈欠或者回答她向我提出的问题），但是她绿色的大眼睛总是盯着我。我从远处欣赏着她，她很美，一个名副其实的侯爵夫人，我憎恨那些以做诗溜须拍马的人，他们正围在她身边。现在我要想靠近她就必须迎合时尚，在创作诗歌中把我所有的知识都动用起来，这是我在我父亲偏远的庄园里慢慢积累的，阅读、写作和狩猎是那里少之又少的消遣娱乐。我做了首十四行诗和一些叠句诗。  P14-16

斯劳尔霍夫的独特经历和独树一帜的风格——时而精剪细裁、颇具反讽意味，时而优美抒情、充满幻想——他的作品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低地国家文学史》

一代作家之中，斯劳尔霍夫的想象不仅是最生动的，而且是不屈不挠的。

——《鹿特丹商务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