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史上那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领域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作为高校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本书作者刘冰原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亲身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本书是作者本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对清华大学及整个教育界那段特殊历史的记录。

共和国史上那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领域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作为高校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本书作者刘冰原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亲身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其所处的地位而深受冲击。十年中，刘冰等人三次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清华大学“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1975年8月和10月刘冰等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被毛主席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这使清华大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处在风口浪尖上，刘冰等人也被打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

本书是作者本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对清华大学及整个教育界那段特殊历史的记录。

再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 毛主席批评了教育工作

二 北京大学开始社教运动

三 怀仁堂会议

四 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的批判

五 毛主席批评北京市委

六 《五一六通知》

第二章 狂风暴雨

一 北京饭店会议

二 第一次受到围攻

三 北京饭店会议结束

四 急风暴雨式的批斗会

五 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

第三章 路难行

一 初次上书毛主席

二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口号的出台

三 上书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

四 作为王光美、彭真等同志的陪斗

五 囚禁

六 更为残酷的迫害

第四章 宣传队进驻

一 红卫兵运动完结

二 “犯走资派错误”的典型

三 “解放”了的“另册人”

四 王洪文宴请迟群

五 绵阳分校之行

第五章 新的斗争

一 “三个月运动”对何东昌发动突然袭击

二 迟群、谢静宜施展阴谋

三 迟群的闹剧

第六章 上书毛主席

一 与迟、谢斗争公开化及筹划上书

二 艰难的投书、焦急的等待

三 参加国庆招待会

四 再次上书

第七章 招来横祸

一 被告审原告

二 列席政治局会议

三 “大辩论”招牌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 周总理逝世

五 “四五”运动被镇压，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

六 斗争何时了，逆境中见真情

第八章 粉碎“四人帮”后

一 毛主席逝世

二 “四人帮”覆灭

附录 两封信

后记

书记碰头会按原定时间召开了。南翔同志首先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要完全改变。”毛主席还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自学的事例。传达完主席指示，南翔同志接着说：“座谈之后，留大家吃晚饭。在饭桌上我向少奇、小平同志反映学生助学金低、伙食不好。小平同志当场表示要给学生增加助学金，不得低于20元，伙食费要增加。”南翔同志还说：“会后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我，你知道主席为什么要你和陆平参加昨天的座谈会吗？我说主席是要我们带个头嘛！彭真同志说你知道就行！”关于清华如何贯彻执行主席的指示，南翔同志说：“对主席的指示我们要从精神上领会，主席有的话是极而言之，比如‘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打瞌睡’，‘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等等，我们向下传达和执行的时候还要做点‘翻译’解释工作，主席的精神是要学生全面发展。”

这次书记会后，我们又开了几次书记会、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清华面对的难题，首先是学制问题。因为清华大学是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学制规定为六年，实际上是培养相当于硕士层次的工程技术人才。现在毛主席明确指示学制要缩短，缩短多少？是每个专业都要缩短，还是有短有长？课程也要减，但以设置多少为宜？减哪些？不减哪些？按主席说的“砍掉一半”行不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摆到清华党委的面前，需要具体决断。

南翔同志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他说：“对清华的工作要适当地估计。对理工科和文科要有区别。主席讲话的实质是要学生全面发展，要搞一段学农、学工，使学生实践经验多一些。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基础课要少而精，学得扎实一些。周学时（体育课除外）减为42小时，每天7小时，每天有1小时课外体育锻炼时间。学生参加劳动的时间集中使用，下一次工厂、一次农村、一次连队。多增加一些选修课。总学时由3900小时减到2800小时，给学生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每节课由50分钟改为45分钟，第一、二大节课间休息延长为25分钟，恢复课间操，力争下午不排课。学制由6年改为5年。要总结少而精的教学经验，要研究考试改革的办法。”南翔同志的这些意见，显然是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来的，既认真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又结合清华实际提出了保证教学质量的措施，我和几位副书记都表示赞成。但大家对学制缩短一年之后，基础课教学会不会削弱，教学质量会不会有所降低，还是有些担心。何东昌同志是分管教学工作的，他提出学制既然缩短了，课时就不要由50分钟减为45分钟了，其着眼点仍然是保证教学质量问题。南翔为此对东昌还有意见，说：“东昌同志怎么转不过弯来？”

过了一段时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议到教育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关于学制问题，我知道你们有话不说。我看还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有些专业如理工类可以长些，比如说五年制，有些专业如文科可以短些，总之要实事求是。”南翔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后，大家一致认为总书记体察下情，讲到了我们心上，对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贯彻主席指示很有启发。毛主席指示要使学生多接触实际，全面发展，生动活泼成长的精神，对于发展青少年的聪明才智，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主动精神，对于我国教育的发展与提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和民族的未来，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和重要的，大家是拥护的。但对毛主席说的“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上课不愿听讲，可以打瞌睡”，“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等，大家总觉得执行起来会有困难。学校总要有纪律，总得保证教学质量，联系到还要不要继续执行正在贯彻之中的“高校六十条”，大家真是顾虑重重。本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毛主席指导工作一贯的根本思想，现在听了小平同志的话，大家好像开了窍，重新有了依据，思想顾虑和精神的压力大大减轻了。

这一年的8月29日，毛主席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李寿慈同志参加了接待工作，他很快传递了这个信息，后来我们看了文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想，既然主席对整个教育制度不满意，势必有一天要从制度上作大的改变。如果那样，中央从1961年起制定的高校、中学、小学三个现行的工作条例岂不是将全都被否定吗？我感到有点无所适从了。

P4-8

《风雨岁月》于1998年2月内部出版发行，当年4月第二次印刷。现在应读者的要求再版，并且公开发行。

这本书记录了我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记录这段历史是想让人们了解那场动乱中的一些真实情况，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在这场非常特殊的斗争中，作为共产党员既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又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原则，实属不易。

我在“文革”中，无论是上书毛主席、党中央，还是在校内与师生员工一起同“四人帮”的代理人作斗争，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搏击，支撑我思想和精神的，固然源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与蒋南翔同志长期共事中，他的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一直是鼓舞着我同错误和邪恶势力战斗的力量。我想借再版的机会讲述一些蒋南翔同志这方面的事，作为对这本书的补充。

蒋南翔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善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教育理论、教育方针，给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成千上万“又红又专”的高质量人才，创造了“蒋南翔教育思想”。这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我作为他的助手，在工作中跟他学习办高校、搞教育，也学习了政治。当时在学生中流传“刘冰报告、南翔精神”，确是如此。

60年代初，南翔同志多次提醒我注意“左”的影响，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中简单化的倾向。在他的启示下，我和学校团委的同志研究，制定了一个团支部的工作条例，以便学生中党团组织的工作有所遵循。团委的同志走群众路线，集中了五十条思想、政治上的政策界限，在团员和同学中普遍征求意见后，又经党委讨论通过。这就是《清华大学学生团支部工作条例》，简称“五十条”。实行之后，反应热烈，效果良好。

《条例》被《红旗》杂志选登在《内参》上。1961年春天，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例会，我随南翔同志参加了会议。康生在会上手指蒋南翔，高声斥责：“你那个清华大学，自己搞了个团支部工作条例，昨天我全天都在看你那个条例。好家伙，你一个学校可以制定团的工作条例，真了不起！能这样做吗？”对康生这个以势压人的话，南翔同志未予理睬。会议室里沉默了几分钟，不了了之。会后，南翔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各级党委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条例、规定。我们这个‘条例’正是为了切实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学校的实际和工作需要出发制定的。条例的执行情况是好的，是合法的。学校仍应按照原定计划实行。”并且要我以党委名义写出报告，送康生，同时报送中央文办、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说明制定“条例”的理由和实行的情况。南翔同志说：“对于领导人的话，我们要尊重，但我们头脑要清醒。”按照南翔同志的意见，校党委作了妥善处理，得到了学校广大党团员的支持和欢迎。

1965年，在一次全国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清华大学办得太大了，要一分为四。这个批评因为涉及到清华的命运，使我心情沉重。1964年中央决定清华在四川办分校，学校正在贯彻落实之中，基本建设已大规模展开。中央领导应该都是知道的。现在提出一分为四是什么含义？清华该怎么办？散会后，我立刻问南翔同志知道不知道此事？他说：“不知道，你先回学校，待我了解情况后再告诉你。”晚上南翔同志来电话，说他问了彭真同志，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也未听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南翔同志说：“你告诉党委的同志，清华办多大，怎么办，要根据党中央的正式指示和决定执行。对领导同志的话，我们要尊重，但那只是个人的意见，我们不能执行。”南翔同志这种为了党的事业坚持原则，充满党性的言语，至今我记忆犹新。

蒋南翔同志一直比较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这一点，无论是在团中央还是在清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秋，在他的提议下，我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作，往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当面受到他的教诲。1957年有几次我到他的寓所，都遇到他在圈圈点点阅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征求意见稿。他问我对主席的著作学得怎么样？我说：“学习了，但很粗糙，不深入。”他说：“主席的著作很精辟，要仔细认真学习。有些重要的地方，要多读几遍。”在他的启示下，我通读了“毛选”四卷，并把《矛盾论》、《实践论》反复学习了多遍，使我终生受益。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背警句、搞“立竿见影”。南翔同志不赞成这种搞法。他在学校多次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学习精神实质，不能简单化。有一次，因一篇文章要发表，我请他帮我看看。我说，我写东西不愿搞引证。他说，搞引证干什么，现在是一股风，重要的是学习精神实质。现在有人提出“顶峰”，就不发展了嘛！？

“文革”前夕，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声势已快到“顶峰”了。此时，蒋南翔同志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批了“顶峰论”。他说：“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发展了嘛！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嘛！‘高峰’比较确切。”这真是语出惊人！他在政治上的勇敢，理论上的真知灼见令人敬佩！这使我联想到“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学生时代的蒋南翔奋起救亡，写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千古绝唱，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现在，还是这个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公开批了“顶峰论”。他勇敢无畏，坚持马克思主义、捍卫真理的胆识和精神，仿佛再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蒋南翔。所不同的是，这时的蒋南翔已年过半百，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千锤百炼，更加成熟了。

蒋南翔同志从1966年6月8日第一次被批斗开始的往后几年中，不管是在批斗时，还是在北京卫戍区关押“监护”期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犯了“路线错误”。他坚持十七年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1970年工农兵学员进校几个月后，迟群、谢静宜炮制了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他们简称为《创办》，并称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一概称之为“封、资、修教育”；把教师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文章一出笼，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立刻召开座谈会，炮制《座谈会纪要》，南北呼应，并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上同时刊登。全国各大报刊也随之转载。此时迟群、谢静宜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蒋南翔从北京卫戍区要到清华“监督劳动”。蒋南翔同志回校后。迟、谢们大言不惭地问蒋南翔对“学习《创办》有什么看法？”南翔同志当即把他在卫戍区“监护”时，对《创办》逐条批注的那本第8期《红旗》杂志交给了他们，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迟、谢们没有料到身陷囹圄、处境困难的蒋南翔，竟然敢于对自称“主席的两个兵”、位居国务院科教组领导的“大人物”这样藐视，立即下令对蒋南翔加紧连续批斗。

在与迟群面对面时，蒋南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评价，不能以偏概全、举几个例子就概括全体。你们对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工作举了些例子，说我是黑线。我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例子，如1958年密云水库的设计、二百号原子反应堆的建成等等，这些红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红线。你们这些批判说服不了人，不能搞实用主义。”迟群怒不可遏，指着蒋南翔说：“你为自己辩护，没有悔改之意。”蒋南翔同志回答说：“你们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我，对群众的批评，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你们是领导，对我的批判要负责任！我不为自己辩护，谁来为我辩护？”

蒋南翔同志对好心规劝他的几位教师说：“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个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可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南翔同志的话掷地有声，震动了整个清华园，也深深地震动着我。1966年6月9日清晨，南翔同志在电话上告诫我的话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此时又响起在我的耳边。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蒋南翔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始终激励着我去斗争，直至和“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谢静宜作最后的斗争——上书毛主席。

蒋南翔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清华大学永远的骄傲，他的名字和业绩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将永远熠熠生辉。

以上就是我在《风雨岁月》再版时要说的话。一方面以此来缅怀我的良师益友南翔同志，另一方面也把蒋南翔同志的崇高人品介绍给广大读者。

本书终于完稿，就要与读者见面了。付印前当我通读全稿时，除了再次被那风雨十年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所震撼外，心中还觉得有某种缺憾。写作本书的初衷是：诚实地记录下一份史料；从纷乱、颠倒的现象中找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引出一点经验教训。但真正做起来，实属不易，尤其要做到后两条，常感力不从心。这自然因为自己的水平所限，不过我想，一个人即使亲身经历了某个重大的历史事变，恐怕也不敢说就能够深刻理解事变的本质，这也许就像古人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这件事就留待读者和后人去细细思索，从容探讨吧。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按历史本来的面貌记述。但人的主观和客观总是一对矛盾，要做到主观认识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不容易的。为了尽量达到主客观的统一，避免主观片面性，只有求助于在那场动乱中和我同舟共济的同志们。他们都十分热情地给予我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再次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郑天翔、陆平、高沂同志，都已80多岁高龄，不但仔细认真看了书稿，而且提出了宝贵意见。李琦同志带病看了书稿，提出了重要建议。陈舜瑶同志看了书稿之后，专门给我写了信。同我一起在清华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何东昌、艾知生、李传信同志，他们不仅详细看了书稿，并和我共同讨论了如何修改的意见。胡健同志在书稿多处标注了重要修改意见。滕藤、张学书、李恩元、张思敬、方惠坚、贺美英、张慕萍、谭浩强等同志，都对书稿提了很好的建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同我一起上书而遭横祸的惠宪钧、吕方正同志，仔细看了书稿，提出了补充和修改意见。柳一安同志因患癌症。已于1987年10月21日逝世，就以这本书的出版作为对他的怀念吧！我还得到了关涛、屈维英、杜相忱、常大林、唐伟等同志的热情帮助。要特别提到的是李兆汉、任彦申、黄美来、朱育和、孔祥应、张步洲几位同志，在初稿的基础上同我进行了两次讨论，对定稿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我写作的全过程中，在文字的抄写、修改和打印工作上，得到我的夫人古淑慧同志和我的前任秘书张绍敏同志始终如一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清华大学党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本书能与读者早日见面。

在工作岗位上要走群众路线，离开群众将一事无成。这次写书。我也深感如此。没有大家的帮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刘 冰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