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最杰出的大师，象征派领袖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顶峰巨献！

这是一次真正的俄罗斯文学的朝圣之旅，思想小说之父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历时12年倾心打造的文学的、艺术的、思想的饕餮盛宴。译文与原著一脉相承，地道与畅快淋漓的表达，是一次从经典到经典的华丽变身。

本书为《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之一。本书起初题为《被摈弃者》，1902年第二版改为现在的书名。这部小说取材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反映了基督教和多神教的残酷斗争，刻画了罗马皇帝尤里安的悲剧形象。

《诸神之死》起初题为《被摈弃者》，1902年第二版改为现在的书名。这部小说取材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反映了基督教和多神教的残酷斗争，刻画了罗马皇帝尤里安的悲剧形象。

尤里安在历史上被基督教会宣布为“叛教者”(即曾经受洗的基督徒公开全面否定基督教义的人，除受教会法制裁外，还要受世俗法处罚)，欧洲文学作品凡是描写他的几乎都对这个“叛教者”进行谴责(恐怕唯有易卜生的剧本《皇帝与加利利人》例外)。而《诸神之死》却把尤里安刻画成一个悲剧性的英雄，对他充满同情。小说从尤里安的童年写起，描写了他一生的活动。这位君主在基督教产生三百年以后宣布宗教自由，企图恢复古希腊时期的多神教，因为他憎恨君士坦提乌斯及其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推崇古希腊艺术，把奥林匹斯诸神视为美的理想的体现、力量的源泉。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及其长篇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

第一部

第二部

附录：自传随笔

1911-1913年版全集序言

离卡帕多细亚的凯撒里亚城二十斯塔迪斯，在林木茂密的阿尔格伊山的支脉，罗马大道旁有一眼医疗温泉。石板上刻着粗糙的人形雕塑和希腊铭文，证明温泉当年是祭祀狄俄斯枯里孪生兄弟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用的。多神教的神像没有被触动，是因为被当成了基督教圣徒科斯玛和达米扬的雕像。

大道的对面，正对着圣泉，有一家小酒店，这是一栋苫着茅草的小泥土房，一旁有一个很脏的牲口栏，还有一个给鸡鸭遮阳避雨用的棚子。在这家小酒店里可以吃到山羊奶酪、既不黑也不白的面包、蜂蜜、橄榄油，可以喝到当地产的相当酸涩的葡萄酒。小酒店的主人西拉克斯是一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人。

一道间壁墙把小酒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给一般黎民百姓准备的，另一部分是用来接待比较高贵的顾客的。被呛人的烟熏得黢黑的天花板下面，挂着熏火腿和几束芳香的山中野草：西拉克斯的妻子福图纳塔是个很好的主妇。

这个家庭被认为很可疑。好人从来都不留在这里过夜；风传着种种流言，说这栋房子里经常发生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但西拉克斯诡计多端，善于行贿，凡是需要的地方全都打通了关节。因此总是出水一身干。

所谓间壁墙，不过是两根很细的立柱上面绷着福图纳塔一件退色的旧长袍充当帷幔。这两根柱子却是小酒店里唯一的豪华物品，是西拉克斯的骄傲：当年曾经涂过金，但早已龟裂并且掉皮了；长袍的粗呢当年曾是鲜艳的紫红色，但现在积满灰尘，而且变成了五颜六色，上面打着许多补丁，留下一日三餐的痕迹，让行为高尚的福图纳塔想起十年的家庭生活。

用帷幔隔开的干净的单间里，摆着仅有的一张床，很狭窄而且床上的行李已经破烂不堪，上面躺着罗马第十六军团第九大队的统兵官马可·斯库迪洛，床前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锡酒碗和高脚大酒杯。马可在外省来说算是个服饰考究的人了，他那张脸让一些大胆的女奴和城郊的妓女一看见就会情不自禁地叫道：“好个漂亮的男子！”在他的脚下，在同一张床上坐着一个满面红光的胖子，他坐着的姿势表示出尊敬来，但他却觉得很不舒服，感到呼吸困难。此人已经秃顶。后脑勺上稀疏的灰色头发梳向两个鬓角，——这是第八百人团的百人长普布利乌斯·阿克维拉。远一些的地方，有十二名罗马军团士兵坐在地板上掷骰子。

“我以赫丘利的名义起誓，”斯库迪洛说，“我宁肯在君士坦丁堡当一名末等的大头兵，也不愿意在这个鬼地方当这个头儿！难道这也算是生活，普布利乌斯？喏，你凭良心回答——难道这算是生活吗？只知道练操和兵营，前途茫然。在这种烂泥塘里腐烂发臭，看不见光明！”

“的确，这里的生活可以说是不令人愉快，”普布利乌斯表示同意，“不过倒也清闲安定。”

这个老百人长早就被掷骰子吸引住了，但却故意装出认真听长官闲扯的样子，唯唯称是，却偷偷地把目光扫向掷骰子的士兵们，心中暗自想道：“那个红头发的家伙若是掷得巧——恐怕要赢。”普布利乌斯仿佛真的很关心统兵官，其实只是出于礼貌，向他问道：

“你说，赫尔维狄乌斯督军大人生你的气，这是为什么？”

“由于女人，我的朋友，全都是由于女人。”

马可在闲扯中情不自禁地坦诚起来，带着神秘的样子，伏在百人长的耳朵上悄悄地告诉他，督军“赫尔维狄乌斯这只老山羊”由于新来的一个利利比亚妓女对他大发醋劲；斯库迪洛想要通过一项重大效劳来挽回赫尔维狄乌斯对他的宠爱。在离凯撒里亚城不远的马萨鲁姆城堡里，关押着尤里安和加卢斯，他们是现今当朝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堂弟，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儿，不幸的弗拉维乌斯皇室的末代子孙。君士坦提乌斯登基时害怕竞争对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叔叔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的兄弟，尤里安和加卢斯的父亲。还有许多人都成了牺牲品。可是却饶了尤里安和加卢斯，把这兄弟二人关进与世隔绝的马萨鲁姆城堡。凯撒里亚城的督军赫尔维狄乌斯陷入很大的困境。他知道新的皇帝憎恨这两兄弟，因为他们使他想起自己的罪行。赫尔维狄乌斯本来想要猜出君士坦提乌斯的心思，但又很害怕。尤里安和加卢斯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随时都害怕被杀死。统兵官斯库迪洛为人很机灵，幻想能够得到宫廷的嘉奖，从长官的暗示中明白了，君士坦丁的两个继承者预谋逃跑，但他赫尔维狄乌斯却不想承担责任；于是马可决定率领一队士兵到马萨鲁姆城堡去，担着风险把这两个囚徒抓起来，押送到凯撒里亚城，认为对这两个未成年的孤儿没有什么可顾忌的，因为他们遭到每个人的遗弃，皇帝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一旦建立这项功勋，便可指望恢复督军对他的宠爱，他仅仅因为那个红头发的利利比亚女人才失掉了这种宠爱。

马可还把自己的部分打算告诉给普布利乌斯，当然是说得很谨慎。

“你想要干什么，斯库迪洛？难道接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密令？”

“没有接到任何密令，也许是任何人对此都一无所知。但有传言，你瞧，有成千上万的各种传言，有人期待，有人暗示，有人半吞半吐，有人威胁，也有人保守机密——咳，说起机密来，真是没完没了！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完成所说的要求。你若是能猜到皇上没有说出来的心思——那就会因此而得到嘉奖。让我们来瞧瞧，试试看，找一找。主要的——是更大胆，更大胆一些，给自己画个十字。我指靠你啦，普布利乌斯。也许我和你很快就能在宫廷里喝上比这更好的美酒……”

P1-3

19世纪末20纪初是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名家辈出，各种思潮流派争奇斗艳。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就是这个时期俄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作为俄国象征主义的开创者和重要代表人物。既是著名的理论家，同时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梅列日科夫斯基跟“白银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尽管在西方享有盛誉，而在其祖国却被当成“颓废派”长期受到冷遇。近年来，梅列日科夫斯基终于从尘封的历史中被“发掘”出来，他的小说重新放射出艺术的光彩。

一

梅列日科夫斯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1884年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他的第一首诗发表于1881年，早期诗作收在《诗抄》(1888)中，流露出悲观主义情调。他在大学时代曾受到孔德、斯宾塞等人影响，但90年代初则否定了实证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上开始倾向于宗教。1889年，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女诗人季·吉皮乌斯结婚，二人在文学创作和宗教探索方面志同道合，共同生活和合作了五十余年。1901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在彼得堡创建“宗教哲学俱乐部”，企图把东正教与天主教融合起来，把东方的“神人”与西方的“人神”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基督教”。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与俄国官办教会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宗教哲学俱乐部”于1903年4月5日被圣主教公会查禁。但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后来一生都没有放弃宗教哲学探索，并且把它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俄国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是在俄国哲学中“宗教复兴”直接影响下产生的。19世纪末，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加深和官办教会的腐化堕落，思想界出现一个以符，索洛维约夫等人为代表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学派，企图进行“宗教复兴”，倡导基督教人道主义。梅列日科夫斯基受到符，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影响，认为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人生的唯一价值便在于“对奇异的永恒追求”。他在1892年出版诗集《象征集》，这是俄国象征主义在创作实践中的第一次尝试。后来，他又陆续发表诗集十余部，如《太阳之歌》(1894)等。1892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著名的理论著作《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和新思潮》，提出“新艺术的三要素：神秘主义的内容、象征和艺术印象的扩展”，成了俄国文学中象征主义流派的纲领。后来，他又出版论文集《永恒的旅伴》(1896)和大型研究论著《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进一步阐述了象征主义的理论体系。俄国的象征主义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危机，是对资产阶级平庸的日常生活及其腐朽没落的道德原则的否定，体现了历史大变革的某些预感。

如果说法国象征主义者主要在诗歌领域耕耘，那么俄国象征主义除了诗歌之外，在小说方面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国象征派中率先涉足小说，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更是独树一帜，既发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同时也体现了象征主义的基本原则。1893年，他着手写作《基督与反基督》，这是一套三部曲，包括《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1896)、《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1901)和《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1905)三部长篇小说，前后历时十二年才完成，发表后给作者带来广泛的声誉。

1905－1914年间，梅列日科夫斯基侨居巴黎，但作品照旧在俄国刊行。他先后出版两套全集：1911－1913年为十七卷本，1914－1915年为二十四卷本。1908－1918年间。他又完成第二套长篇三部曲《野兽王国》，包括阅读剧《保罗一世》(1908)、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1913)和《十二月十四日》(1918)。作家没有接受十月革命，1920年初逃离苏俄。取道华沙，流寓巴黎，1941年在那里逝世。在国外流亡期间，梅列日科夫斯基又发表十多部历史小说，例如《陌生的耶稣》(1932)等；这些作品也利用长篇的形式，反映了作者不懈的宗教哲理探索。

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著述极其丰富，《基督与反基督》不仅是他的小说创作的顶峰，而且也是俄国象征主义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这套三部曲在题材和情节上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每一部都各自独立成篇，但却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正如标题所显示的，这就是“基督与反基督”。梅列日科夫斯基写道：“当我着手写作《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时候，我觉得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是关于天上的真理，多神教是关于地上的真理，这两个真理将来要融合在一起——那就有了完满的宗教真理。可是，等到我快要写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基督与反基督的融合纯属亵渎神明的谎言：我知道，这两个真理——关于天上的和关于地上的——早已在耶稣基督身上，在神子身上融合在一起了，普天之下的基督教所信奉的那个唯一真神身上体现出来的真理，不仅是完美的，而且也是不断完善的，不断成长的，永无止境，除此之外，再就没有别的真理了。”这段话是理解《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思想的钥匙，“基督与反基督”作为贯穿三部曲的共同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基督教产生以后彻底取代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并且在中古时期独霸欧洲的意识形态长达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首次受到冲击。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确立了人文主义理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思想上扫清了道路。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到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想已经完全破产。梅列日科夫斯基并没有科学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而用基督教学说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皆归之于基督教的衰落。他把真善美对立起来，摈弃了美的追求和个性解放的理想，热中于抽象的真与善，反对假与恶。认为基督和反基督的斗争是永恒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则尤为尖锐激烈。因此。“基督”和“反基督”，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既是基督教和多神教的寓意形象，同时也是两个概括更加广泛的社会哲理性的象征。

二

《诸神之死》起初题为《被摈弃者》，1902年第二版改为现在的书名。这部小说取材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反映了基督教和多神教的残酷斗争，刻画了罗马皇帝尤里安的悲剧形象。

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尤里安(约331／332－363)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约280－337)的侄子，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尤利乌斯被后来当上皇帝的君士坦提乌斯(317－361)杀害。尤里安自幼成为孤儿，初由尼科米底亚主教欧塞比乌斯秘密抚养，后去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省马萨鲁姆城堡藏身。他一方面对当朝的皇帝怀着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又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随时随地都害怕自己被杀。十九岁那年，他获准外出游学，先后到过帕加马、以弗所、雅典等地。深受新柏拉图学派的影响，355年被君士坦提乌斯立为副帝(恺撤)。尤里安加冕后不久奉命出征高卢，英勇善战，击败了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但他的战绩却引起君士坦提乌斯的嫉恨。360年，正当他在巴黎(琉提喜阿)越冬时，皇帝下令抽调他的精锐部队到东方作战。部下拒绝执行，拥戴尤里安为皇帝(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率兵讨伐尤里安，但途中病死于塔尔苏斯城，死前无可奈何地同意把帝国传给尤里安。尤里安登基以后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宣布宗教自由，企图恢复古希腊的多神教；二是想要重建罗马帝国在东方的霸权，363年率领六万大军东征波斯。这两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最后皆遭失败。反基督尤里安兵败泰西封城下，溃退途中被敌人投枪刺穿肝脏而死。信奉基督教的约维安成了他的继承者，基督教徒欢庆胜利。  尤里安在历史上被基督教会宣布为“叛教者”(即曾经受洗的基督徒公开全面否定基督教义的人，除受教会法制裁外，还要受世俗法处罚)，欧洲文学作品凡是描写他的几乎都对这个“叛教者”进行谴责(恐怕唯有易卜生的剧本《皇帝与加利利人》例外)。而《诸神之死》却把尤里安刻画成一个悲剧性的英雄，对他充满同情。小说从尤里安的童年写起，描写了他一生的活动。这位君主在基督教产生三百年以后宣布宗教自由，企图恢复古希腊时期的多神教，因为他憎恨君士坦提乌斯及其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推崇古希腊艺术，把奥林匹斯诸神视为美的理想的体现、力量的源泉。

基督教教义作为“关于天上的真理”，主张摈弃人世的欢乐，扼杀人性，冷酷无情。苦行长老迪迪穆斯说：“有人若是愿意跟随我而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活，那他就不能成我的门徒。”而作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础的多神教则是“关于地上的真理”，体现了人的现实生活需求，给人以美，给人以力量。马克西穆斯向尤里安指出两条道路让他选择：“假如你相信他，——你就拿起十字架，像他吩咐的那样跟随着他。做个恭顺的人，无邪的人，当刽子手手里无声无息的羔羊吧；跑到荒原里去，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都贡献给他；忍耐，信仰。”另一条：“成为强者和自由人：不要怜悯，不要爱，不要宽恕；起来战胜一切；不要信仰，也不要认知。世界将是你的。”尤里安在阿佛洛狄忒的祭司奥林匹奥多罗斯家中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和关怀，他为阿佛洛狄忒女神的美丽所倾倒。他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与他贪婪地享受人生的欢乐密切相关。然而，对于尤里安来说，最主要的则是古代多神教可以赋予他以力量和勇敢，使这个富于幻想、意志坚强的君主有可能摈弃基督教所鼓吹的恭顺和解，而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尤里安“想要像古代埃拉多斯男儿那样快活”，而且“想要成为强者和像恶魔一样令人生畏”，为此就不能不弃绝基督教而求助于多神教。这只“披着驴皮的狮子”准备伸出利爪，他要像历史上敢于刺杀恺撒的布鲁图那样，向君士坦提乌斯报仇。并且进而改造整个世界。

但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却认为真善美不可能和谐一致，不可能综合在一起。古希腊的多神教是美的体现，与基督教的善根本相对立，因此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的。尤里安使古代神祗复活的种种企图不仅荒唐可笑，而且必遭失败，因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多神教注定要灭亡，基督教的时代业已开始。

尤里安的悲剧在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个生不逢时的英雄：他迟到了——古希腊文化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但他又过早地来到人世——欧洲已经进入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时代要过一千年以后才能到来，因此他的灭亡是必然的。尤里安的人本主义精神将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再生，他死后，他的朋友们的心中出现了“复兴的伟大欢乐。像是永远不落的太阳”。

三

《诸神的复活》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背景，反映了这个时期杰出代表人物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的生平与创作活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承担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其杰出的代表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他是佛罗伦萨公证人塞尔·皮埃罗的私生子，出生在芬奇镇，母亲是个农家女。列奥纳多曾在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韦罗基奥的画室里学画，同时接受了多方面的训练。1482年，他开始在米兰公爵的宫廷任职，先后完成了祭坛画《岩间圣母》(约1483－1490)和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1495－1497)。列奥纳多从1490年开始写作艺术与科学论文，其手稿包括绘画、建筑、机械学和人体解剖学等方面的内容。1502年，他出任教廷最高军事长官博尔吉亚的高级军事建筑师，画了一些城市规化速写和地形图，为近代制图学的创立打下了基础。1503年，他为佛罗伦萨的故宫绘制大型壁画《安加利之战》，他的名画《蒙娜·丽莎》也画于这个时期。他在佛罗伦萨继续进行人体解剖，对鸟的飞翔进行系统的观察，并且还研究水文学。1506年，列奥纳多重返米兰，1513年抵达罗马。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这时在罗马取得辉煌的成就。达·芬奇却受到冷落。他在六十五岁那年接受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邀请来到法国，在杜卢瓦城堡度过一生中最后的三年，但已很少作画，主要整理科学研究的手稿。

小说从达·芬奇四十二岁那年(1494年)写起，一直写到他逝世为止。中间穿插了他以前从童年开始的生活经历。梅列日科夫斯基详尽展现了达·芬奇创作发展的道路，细致地描绘了《最后的晚餐》、《安加利之战》、《蒙娜·丽莎》等著名作品的创作过程，塑造了一个复杂的艺术家的形象。这是一位天才，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位“巨人”，他早年跟随韦罗基奥学习时在老师的祭坛画《基督受洗》上画了两个披衣天使，就已表现出胜过老师的艺术才华。他企图把美与真、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在他的绘画里，古代的多神教的神祗已不再以宗教的面貌出现，而是体现着美的古代文化遗产。《岩间圣母》虽然取材于宗教，但已世俗化了，这里的形象既是“天上的”，也是“地上的”。但是。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历史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又复活了，大大削弱了基督教的力量。他认为文艺复兴虽然促进了欧洲文化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美对善的破坏。达·芬奇把美跟善对立起来。只沉醉于创作和科学，抛弃了信仰，因此也就脱离了人世，成为一个浪漫主义式的孤军奋战的英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对他说：“我们二人无论是在暴君与群众那里。还是在小人物和大人物那里——处处都是格格不入的，多余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永远的被放逐者。”达·芬奇孤立地追求美，在创作中连遭失败。他制作巨型塑像《斯福尔扎》达十二年之久，最后没有铸成铜像，模型毁于战争。《最后的晚餐》被洪水浸泡，失去了应有的彩色效果。大型壁画《安加利之战》仅仅留下了草稿。达·芬奇把美与爱对立起来，在绘制《蒙娜·丽莎》时，觉得“有两个乔昆达——活的乔昆达和不朽的乔昆达”，“选择一个，必定得失掉另一个”。“为了那个不朽的乔昆达而扼杀活的乔昆达，还是为了那个活的乔昆达而扼杀不朽的乔昆达——扼杀实际存在的那个还是扼杀永远留在画布上的那个？”画家后来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己晚——他所爱的人业已离开人世。达·芬奇不仅失掉了爱情，毁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也毁了别人的生活，失去了学生。贝特拉菲奥在达·芬奇追求的美与修士萨沃纳罗拉的善之间摇摆不定，陷入无法解决的精神矛盾之中，最后自杀身亡。琐罗亚斯特罗热衷于飞翔，结果摔成重伤而成为痴呆者。

在《诸神的复活》中，反基督最集中的体现者是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洛多维科·摩罗为了窃取米兰公爵的宝座而谋杀了自己的侄子吉安一加莱亚佐，他又是个道德败坏之徒，与自己的妻子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而在行动上则为所欲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家族荒淫无耻，腐败透顶，父子都是乱伦者。他的儿子塞萨尔·博尔吉亚为了取得教廷旗官和最高军事长官的职务而谋杀了自己的哥哥，他作为一个政治统治者善于使用各种阴谋权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基雅弗利根据塞萨尔·博尔吉亚的政治活动写成《君主论》一书，认为统治者欲达到目的可不择手段。因此梅列日科夫斯基对15－16世纪意大利国家制度的揭露，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后来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罪恶。小说中体现基督精神的是佛罗伦萨的教士萨沃纳罗拉，他揭露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荒淫无耻，但他的理想是弃绝一切人间享乐的“耶稣基督共和国”，因此组织了“焚烧奢侈品”的荒唐活动。

四

《反基督》的情节移到俄国，发生在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改革的时代。小说有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一条是彼得大帝与其长子阿列克塞之间的矛盾斗争；另一条是彼得的政权及其所建立的“新教会”与人民群众当中广泛流行的各种旧教派(特别是分裂教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彼得与阿列克塞的矛盾斗争不是普通的父子冲突，而是体现着尖锐社会矛盾的皇室政治斗争。彼得大帝(1672－1725)是俄国历史上最有建树的沙皇，他对已经过时的中世纪统治形式进行改革，确立了有成效的专制独裁统治。他对外多年与土耳其和瑞典作战，夺得大片土地，使原来几乎是一个内陆国家的俄国在波罗的海拥有了出海口，并在涅瓦河口建成新的首都彼得堡。他对内在行政、军事、工业、商业、技术、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使俄国在很短时期内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赶上了西欧发达国家。彼得大帝的改革由于触犯了封建大贵族的利益。曾遭到他们的激烈反抗。但是这位专制君主毫不手软，与他们进行残酷斗争。不仅严厉镇压了掀起叛乱的火枪兵，而且先后把自己的姐姐——担任摄政的长公主索菲娅和自己的前妻阿芙多季娅皇后送进修道院，后来又与自己的长子阿列克塞发生激烈冲突。皇太子阿列克塞(1690－1718)是彼得的前妻阿芙多季娅所生，由姑母养大，对彼得所进行的战争和改革一直毫无热情。彼得的第二个妻子叶卡捷琳娜生子以后，他提出放弃皇位继承权，请求彼得允许他去当修士。1716年，彼得下令阿列克塞去丹麦，可是他却乘机逃往维也纳，得到奥地利恺撒查理六世的庇护。彼得担心国内外敌人支持阿列克塞争夺皇位，派遣使臣把他接回。阿列克塞回国以后遭到监禁，在严刑拷打之下供认犯有阴谋活动的罪行，经特别法庭审讯，被判处死刑。

小说截取了1715年6月至1718年6月这段时间，这是阿列克塞一生中最后的三年，是他与父亲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三年。小说不仅深刻表现了彼得与阿列克塞之间的斗争，而且通过回忆等手法，全面展示了沙皇父子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涉及了彼得大帝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刻画了异常复杂的彼得形象。

阿列克塞和彼得处于两个极端，相互对立。父亲是英雄，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儿子却厌恶战争，不肯学习，生活中缺乏毅力，优柔寡断。父亲是个事业家，精通航海术和建筑术，热心科学；儿子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更主要的是父子二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彼得和阿列克塞对俄国发展的道路及其前途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父亲是改革派，努力要使俄国迎头赶上并超过欧洲发达国家：而儿子却因循守旧，抱着祖传的统治方式不放，成了旧势力的代表。难怪彼得处死阿列克塞以后，想到儿子的死时，为自己辩解道：“早晚有一天，他要当上皇帝，那就会把政权交还给僧侣、长老和‘长胡子’们，而这些人就会离开欧洲，退回到亚洲去，熄灭文明之火——俄国也就毁灭了。”

但彼得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基本上是个反面形象，是“反基督”的化身。彼得大帝所建立的是一个维护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专制国家，他在对外进行战争和对内推行改革政策时，对广大农奴和城市贫民进行残酷压榨，曾经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断反抗。在他统治期间，俄国多次爆发人民起义，一一被他残酷镇压下去。彼得作为一个专制独裁君主，的确是极其残暴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双手沾满鲜血。作者把彼得所建立的专制国家比作《圣经》里的吃人怪兽列维坦。小说广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彼得大帝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废除了宗主教职务，建立圣主教公会来管理宗教事务，实际上把教会变成了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从而大大强化了沙皇专制的国家机器。无论是阿列克塞还是人民群众，都认为彼得践踏了东正教信仰和教会，使“圣地变成一片荒凉”，因此是反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