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丛书》收录了许多珍贵的、难以见到的新文学史料。它是全国唯一一份反映中国新文学历史和现状，集学术性、研究性、资料性为一体的文学读物。

本书是《新文学史料丛书》之一，真实记录了20世纪若干文人在政治风涛中辗转颠簸之境况。

文人罹难在中国自古以降屡见不鲜。《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是20世纪若干文人在政治风涛中辗转颠簸之境况的真实记录。记录行址罹祸者本人，或其家人、朋友、同事……都是亲历者。《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是亲历者不堪回首的往事回忆。

从丁玲展开的马烽人生

被举报的材料：聂绀弩关于“写中间人物”的一些言论

我在劳改队见到的潘汉年

阅读冯雪峰

回忆母亲丁玲——在一九五七年前后

“丁玲事件”之我经我见

孟超《李慧娘》冤案始末

“周扬一案”……

没有忘却的记忆——回忆我的父亲胡风

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历史的真实——读林默涵同志《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

我记得的路翎——为他逝世十周年而写

丹心白花铁骨铮铮

附录：《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萧也牧之死

我和王实味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萧军在延安

从丁玲展开的马烽人生

他们就说，你们文艺界就是弄派性呢。在延安时候就是鲁艺一伙，文抗一伙。后来周扬把文抗的基本上都打成了右派。丁玲、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写《八路军军歌》的公木，都打成右派了。”

马烽还说：“这个派性斗争害死人。”

马烽人生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1978年5月，《文艺报》筹备复刊，被逐出京门流落二十年的唐达成，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为调回北京，我陪同唐达成求告到马烽门上。正是从两人的这次交谈中，我第一次接触到马烽与丁玲这一文坛敏感话题。我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唐达成说：“我在调查组的时候，翻阅了当初党组扩大会的全部会议记录。我看了当初你的发言，好像是在第七次还是第八次会议上，……”说到这里，唐达成望着马烽，好像是在措辞寻句。停顿好一阵才说：“后来我在落实的时候，听黄秋耘说，发言的时候，你的手还在抖？”

“不错不错。”马烽很爽快地予以承认：“你想，会议都开了七八次，我从头到尾没吭声。这是什么态度？我压力越来越大。不能不表态了，我只好说两句。我对人家丁玲、陈企霞了解个啥，和丁玲好歹还在文讲所呆过几天，对陈企霞干脆啥也不知道。琢磨着说，心里没底，手颤抖那是心在跳。”

唐达成说：“其实只是说了几句比较客观的公道话，马上遭到许多攻击，说你是右倾，说你脚底板站不稳。弄得你在后来的会上还得补上个自我批判，提调门加温的。”

马烽说：“不错不错。我检讨了。人家做我的工作，当时，人家上面派两个人，做我的工作，说人家上面不是搞你，你和丁玲的关系还不如田间和康濯，你这么一弄呀，就把会场的注意力分散到你头上。你赶快检讨上几句就没你事了。”

唐达成笑着摇头，说：“没办法。我后来不照样写了批判丁玲的大字报，贴在机关的院里。”

马烽说：“反潮流？我可没那个胆子。”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马烽很坦诚地对唐达成说：“反丁陈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文艺界太复杂。你说里面有宗派吧，他说是路线斗争。他说是路线斗争吧，你就信？人家都是大人物，你说我们搅到这里面去干啥？老唐，你这是又回到是非之地，我劝你一句，听不听在你。别掺和，要不，你就留在山西。”

唐达成也颇为赞同：“说得完全对。我不会去趟这摊子浑水。他们谁跟谁怎样，不是我管的事情，我只埋头做自己的学问。”

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丁玲的荣辱沉浮，也影响着马烽人生命运的走向。

二十五年后，为了撰写《唐达成传》我走访马烽旧话重提，马烽对这次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1955年的夏天，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题目是检查《文艺报》。按说，上级部门对下属单位进行工作检查，也属正常范围。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冯雪峰同志，可是对《文艺报》的检查，重点却是副主编陈企霞。检查会开成了批判会，从批陈企霞工作作风粗暴，待人接物有问题，转到批他闹独立王国，拉帮结伙进行反党活动。从陈企霞身上又扯到了丁玲身上。当时丁玲还在乡下，于是就发电报把她叫了回来。她一回来就变成会议的重点了，也是批评揭发她闹独立王国，拉帮结伙进行反党活动。说《文艺报》和文研所就是丁玲把持的两个宗派团体；说她经常向学生们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大力宣传‘一本书主义’，说只要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说她从不提这是党的事业，而是处处突出个人，为个人树碑立传；还揭发出她在礼堂里悬挂自己的大幅照片；还说她经常散布对周扬同志的不满等等等等。”

马烽说：“如果我当时只是听会，一句话不说，也许就没我的事了。我当时有点不识时务，觉得自己毕竟是文研所的支部书记，明明知道这话不符合事实，沉默就等于认可。我有责任澄清当时的实际情况。一天下午，我忍不住就发了言。我说文研所开办前，我就向丁玲同志提过建议，我觉得自己要想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文学素养，最好是能到像延安鲁艺文学系那样的单位学习两年。当时新成立的文化部正在创建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并把原来的北平艺专改名为美术学院。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当时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是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后来有一天，丁玲召集我们创作组的人开会。她告诉我们：中宣部不同意办文学院，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起来的。倒是赞成先办个文学进修班，主要是给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那些青年作者有个读书、提高的机会。暂定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要由丁玲同志负责进行筹备。丁玲要求我们创作组全体人员投入这一工作，争取早日实现。筹备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是主席团的决议，也是经过中宣部批准的，丁玲是被党批准来参加这项工作的，这和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有什么关系？我从没有听她说过‘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也没有听她散布过对周扬同志的不满；挂放大照片倒是有这么回事，可具体经过是因苏联作家代表团要到所里来参观，教务处为了增加一点文学气氛，就在教室墙上挂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老作家的照片，其中也有丁玲。丁玲同志发现后，立即让把她的照片取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别人打断了，而且立刻我就变成了批判的重点。一场大火全向我扑来。说我这是为丁玲抬轿子，吹喇叭；说我是被丁玲小恩小惠收买了的忠实信徒；说我是把党对自己的关怀培养全记到了丁玲账上了；还有人说一些非常刻薄的话，污辱人格的话。”

马烽又说：“我参加革命以后倒是参加过不少批判斗争会，诸如审干、整风、三查等等，但从来我都不是重点对象，也不是积极分子。也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人的围攻。我只是说了几句真话，竟然落到如此下场，心里感到又委屈，又生气。散会后回到家里，忍不住倒在床上哭起来。段杏绵听说我受了批判，劝我说，历来的整风会上大都是过火言论，由他们批吧，只看最后作什么结论了。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情绪也就逐渐安定下来。第二天会议照常进行，虽然主要是批判揭发丁玲，但有的人发言中仍免不了捎捎带带敲打我几句。我只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会后支书又找我谈话。她说，组织上知道，田问、康濯和丁玲的关系，比你亲密得多。你在会上充什么好汉？组织上希望你主动做个检查，免得干扰斗争的大方向。田间没有在会上发过言，也没有人要他揭发丁玲。可是听说领导人个别找他谈过几次话。田间是个性格内向的老好人，据说一时想不通跳后海自杀未遂，救起来住医院了；康濯当时是领导组成员，他揭发过什么问题我就不知道了。支书找我谈话，可能是一番好意，要我主动做个检查赶快过关。可我该检查什么呢？那时我脑子里已乱成了一锅糨糊，心中十分苦恼。回到家只好和段杏绵商量。她说，反正咱们不能昧着良心给丁玲同志编瞎话，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总可以吧！我觉得也只能这样了。于是就利用休会的时间苦思冥想写检查。我主要是说自己思想不健康，有崇拜名人，攀高结贵思想。对她的一切言行只看优点，看不到缺点，更看不到她目的是要反党。我这份检讨在会上念完后，别人没再提什么意见，就算是过关了。丁玲也在大会上做过几次检查，但怎么检查都不成。党组扩大会愈开愈大，连外单位的人也扩大进来了。主要是要她交待和陈企霞的反党纲领，以及叛徒问题。丁玲坚决不承认有此事。她要求到中组部查档案，看中央在延安时所做的结论。但不管她如何申辩，都无济于事，最终还是把他们定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马烽的夫人段杏绵讲：“那一段时间，马烽紧张极了，也苦恼极了。他也是第一次经见那架势。回到家里就唉声叹气，说自己犯了错误。他十几岁参加革命，虽然也经见过几次运动，可都没涉及到自个。这次，无意间却身不由己地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中。”

马烽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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