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国内外著名大师级演讲集。它是国内外学术大师在武汉大学所作的学术演讲和武汉大学知名学者在国内外所作学术演讲的辑录。由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隆重推出，以后每年将不定期出版两期。该“讲坛”力求融学术性、思想性、前沿性于一体，讲求前瞻眼光，注重学术视野，体现人文关怀。它涵盖文、史、哲、政治学、法律、经济、管理、人生等诸多方面，内容广博，新意迭出，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可读性。

“讲谈”是武汉大学最为别致、最为精彩、最为怡人的风景。本书收录了其中的:文化与国力、网络时代与经典的价值、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自然与时空、禹之九州与武王伐商的路线、高天厚土，清源活水等数十篇文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文化与国力

自然与时空——漫议中国古代时空观及文学表现

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论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

高天厚土，清源活水——漫谈中国文论的诗性空间

最近十年来中国的长篇小说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价值

巴特与克娃：文本双人舞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语言学——语言学的八大发展趋势

西方语言教育思想的发端——古罗马教育家昆提连的理论和实践

晚清近代化方略论析——以张之洞《劝学篇》及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为例

禹之九州与武王伐商的路线——以竹书《容成氏》为例看楚简的史料价值

国学三议

网络时代与经典的价值

Aesthetics in Japan and Aesthetics of Japan

航天员在我心中，航天员安全在我手中

大学生要强化“自我塑造”的意识——和法学院新同学讨论“读书与做人”的问题

艺术于我有何用?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是人与空间和时侧的夭系，是生命本体间的一种交融和互渗。所谓自然是由处于空间和时间中的物质运动构成的，任何物体都不可能置身于空间和时间之外，都要受到它们的限定和影响，都要与之发生这样那样的关联。既然如此，人对自然的认知、把握及其关乎文学艺术的创造和表现，就不可能舍弃空间、时间而绕行。

在考察中国古人的时空观念时，不可不注意其与“阴阳”、“五行”的内在关联。阴阳、五行的最初源起即与天及天象有关，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在意蕴日益丰富，阴阳既指天地和阴阳二气，又与刚柔、健顺、男女、尊卑、君臣等相关合。如《易传》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天下之至顺也。”这里的“乾坤”已成为阴阳的代名词、同义语，而阴阳则作为物质最基本的两种属性具有了稳定的意义，其交互感应遂成为天地问万物生成变化的关键，成为一切运动的推动力量。《苟子·礼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管子·乘马》：“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吕氏春秋·大乐》：“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成当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从万物的生成到各类变化的发生，从四季的递变、寒暑的消长到时间的推移再到日夜的更迭，都与阴阳二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不仅世间万物如此，作为万物之中心的人也是如此。《黄帝内经·素问》谓：“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气调神大论》)“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则阳气已虚。”(《生气通天论》)因四时变化及每日时辰的变化，人所取于阴阳者即有所不同，人内在气息的阴阳变化也在不断改易。

与此相伴，五行观念也在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内涵，从宇宙间的五种基本物质发展到与方位、季节、政治、德行等相关的五种属性，具有了循环展开的特点。在《礼记·月令》中，木、火、金、水已与春、夏、秋、冬四季关合在了一起，而将“土”的对应季节定为夏秋之交，从而对五行与四季对应中的一个缺失环节作了补充。在《管子·四时》篇中，五行既与四季相关合，也与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结合在了一起，从而使之既蕴含了时间的流程，又具备了空间的序列。到了董仲舒那里，五行说得到了更系统的总结和发展，形成了所谓“相生”、“相胜”的理论，亦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金胜木，水胜火，火胜金，土胜水。(《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相生，重在讲繁衍转化；相克，重在讲对立矛盾。这是一个矛盾运动而又循环往复的动态宇宙模式，这一模式将木、火、土、金、水五行的运转与四时的变易及五方的转换紧密地联结到了一起，从而也就将物质属性的变化与时间、空间的推移变换紧密地联结到了一起，形成天地时空一体化的纽带。

既然阴阳五行是一个相互对待、相克相生的过程，所以中国古人的时空观就难免染上强烈的循环论的色彩。《吕氏春秋·圜道》篇说得最为清楚：“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日天道圜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这里将天道变化视作一个周而复始的圆形运动，时间在空间运动中推移，万物随时间推移变化，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然而，若将中国古人的时空观仅仅理解为循环论，却又难免浮浅和片面了，其内里实际上有着更深厚的内涵。从现存的上古资料看，中国古人对时空的把握和体认，最初源于对自然及其变化的观察，有关“时”、“空”与天地四时相关联的记载比比皆是。《周易·贲卦》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说的就是从日月星辰等天象变化来考察时间世事的变化，所以人们要“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左传》昭公七年更明确地将“岁”、“时”、“日”、“月”、“星”、“辰”称为“六物”，《礼记-礼运》也有“天生时而地生财”的说法，表明“岁”、“时”等时间观念确与自然天象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观念的形成又充溢着以天为取法对象、将人与天融为一体的浓郁的生命情调。

古人观乎天文，既察时间的变化，亦察空间的转换。屈原《天问》即有“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夜光何德，死则又育”的疑问，实际上，生活时代略早于屈原的庄子即已首开问天的先河。其《天运》篇开宗明义，提出十四个问题：“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这是一连串极大胆奇妙的发问，其中包含着广阔的视野和深透的思理，叩问天地的由来，日月的轨迹，云雨风的变幻，总之，在追究宇宙的原始，在探寻变化的究竟。虽然庄子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这种叩问本身，即已显示出对空间的浓厚兴趣。《庄子·天下》篇载有惠施论“大”、“小”的话：“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外”就是无限大，其外再无大可扩展；“无内”就是无限小，其内亦再无小可包容，宇宙空间便由此“大一”和“小一”组合而成。与庄子、惠施同时代的邹衍在对空间的考察上更进了一步，他“深观阴阳消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认为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其内自有九州，其外又有九州，其外还有大瀛海环绕，乃“天地之际焉。”(《史记·孟子苟卿列传》)邹衍以这种由小至大的类推方法，对所知空间外更大空间进行大胆假设，提出了“大九州”的观念，这实在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深化了人们对宇宙空间的认识。

随着时空意识的深化，战国时期出现了对空间和时问的抽象认定。《尸子》所谓“上下四方日宇，往古来今日宙”；后期墨家在《经上》和《经说上下》中所谓“宇，弥异所也”，“久，弥异时也”；《庄子·庚桑楚》所谓“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淮南子·齐俗训》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等等，已经是早期较为完备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了。到了东汉时代，张衡在对日月运行和天地万象细密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通而度之，则是浑矣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这种说法，已接触到了时空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时空观的指涉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部分却是关于宇宙的生成和时空的变化，而在时空变化中，时间和空间是同位的、一体的，没有无时间的空间变化，也没有无空间的时间变化。一方面是空间变换引起了时间的推移，另一方面是时间推移导致了空间的变换，空间与时间在运动中达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如若去除了空间的变换，就无所谓时间的推移；而一旦没有了时间的推移，也就不会出现空间的变换。

宇中有宙，宙中有宇，空间与时间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应是中国古代时空观的一大特点。当然，空间是有形的、可见的，而时间却是无形的、不可见的，相比之下，时间较之空间更具有隐秘性、不可捉摸性。面对无形疾逝的时间，古人在计量时多借助于空间物体的变化来确定，如根据日月运行、日影推移和漏壶等来测度①，而在表述时因以空间为参照，虽增加了时间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却有欠精确；同时，时间虽是客观的存在，但由于它的流逝更依赖人的主观体验和心理感觉，因而，在不同的人那里，对时间的衡定标准也就互有差异，这又增加了古人客观地认识时间的难度。钱钟书认为：“时间体验，难落言诠，故著语每假空间以示之。若往日、来年、前朝、后夕、远世、近代之类，莫非以空间概念用于时间关系。《易·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则以空之‘广博’示时之长久。后世沿用，反忘‘无疆’二字本义之为空间矣t往往，本指空间中之‘在在’，今则几全用以示时间上之常常，‘分阴’、‘寸阴’等常谈，并资隅反。”①据此，在文字表述中时间与空间每每结合在一起，相互为用，借有形之空间来展示无形之时间，遂成为华夏民族时空意识的另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