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镇贤，青年时代与文学结缘，18岁便开始在《新闻日报》、《大公报》、《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2000年开始从事小说和电视剧创作，曾担任“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和秘书，即使在海外旅游期间，亦曾在奥克兰几家华文报纸的作协专栏上发表不少文章及连载小说。他的作品中，长篇小说《谍海春秋》受到专业人士好评。本书由他本人选取了他一生中重要的作品，将精彩和精华融为一体，献给读者，共同分享。

本书收录了姚镇贤先生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包括了爱越国界、谍海春秋(节选）、大姐、错爱之乱、天海风云(影视剧本节选)、混血儿亮亮(影视剧本节选)、以及散文母亲节哀母亲等文章。均由姚镇贤先生亲自选出，以飨读者。

爱越国界(中篇小说)

谍海春秋(长篇小说节选)

大姐(短篇小说)

错爱之乱(短篇小说)

天海风云(影视剧本节选)

混血儿亮亮(影视剧本节选)

母亲节哀母亲(散文)

后 记

狂风夹着暴雨，暴雨助着风威，蓝江浪涛翻滚，沿海商业大城天海被罩上了一张灰色的网。远离市中心30公里的天鹅湖却另有一番景色。夜虽深了，但湖上仍灯火点点，小帆船还在顺流夜航。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摇船、打铁、磨豆腐，船家的辛劳放在第一位的。为了赶潮水，他们生活上没有白天黑夜，也无法抗拒烈日和寒冻；为了温饱和生存，他们以船为家，几代人都没有住过陆地上的房子，因此当经过天鹅湖的船上人家见湖畔那幢小红楼时，把它视为天堂。

小红楼因用红砖砌成，没有用水泥粉饰保持原色(当地人称为清水墙)，于是人们都习惯地称它为小红楼。小红楼是幢用青砖墙围着的三层楼房，围墙内茂林修竹，绿荫夹道，曲径通幽。当外来客人经过用冬青小树组成的绿荫夹道时，把这个恬静悦心的幽雅环境称为世外桃源。但暴风雨之夜的小红楼并不静谧，仿佛涌进了汹涌的浪涛，一场激烈的冲突正在进行。

小红楼的男主人是天海市人大副主任叶德，今年满65岁了，按现行人事制度，刚从副市长位子上转位。女主人叫洪苗，比丈夫小10岁，今年55岁，还在市人事局副局长位子上。以55岁论，洪苗稍微显得苍老了些，微微发胖的体形和凌乱的垂在左右两鬓的头发，说明身在福中的女主人的生活并不舒心。最使她烦心的是最宠爱的三儿子叶驰宇。在外交部当司长的大女儿叶红使她骄傲。在新华社担任驻外记者的二女儿叶绿使她欣慰。显然，机枪手出身的叶德并不喜欢“红红绿绿”，而寄希望于能在广阔天地驰骋的儿子，于是在洪苗为两个女儿取名之后，说什么也要夺过取名权。他为了给儿子取个顶天立地的名字，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不料叶驰宇高中毕业，走出中学校门后，立即显示了独立和叛逆倾向，不请示，不汇报，擅自作主报考了农业学院。在洪苗看来，报考这个学系的人一般都是些中学学习成绩差的人，可是儿子是个重点中学的高才生呀。当洪苗责问儿子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时，叶驰宇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因为祖宗三代都是农民，而中国有五亿农民还没有脱贫。”对儿子的独断专行，叶德夫妇总结的教训是当年不该把唯一的儿子寄养在有权有势的堂弟叶志家里。但有时也想，一个高干子弟能去读农学院，在客观上也有“镀金”作用，当这样想时，也就心态平衡了。况且叶驰宇虽毕业于农学院，但他有家庭背景优势，父母和两个姐姐都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帮他从泥淖中拉出来走上金桥。这事就是这样：当父母的老战友、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珏答应她的宝贝女儿林玲做叶家媳妇时，就意味着叶驰宇可以在天海市选择任何工作岗位，因为他未来的“丈母娘”是掌握干部任免权的组织部长。

林珏除了曾在叶德当团长的那个团里担任过营教导员，是叶德的部下这层关系外，同叶德还有过初恋关系。因此当叶德同她谈起想给儿子安排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时，林珏立即同担任市外事办主任的丈夫海帆商量，请他在“外办”安排一个职位，海帆很快给叶驰宇落实了一个副处长职位，可是不识抬举的叶驰宇拒绝了这个高位和优薪。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父子和母子的冲突发生了……

叶德对儿子教训说：“推荐干部，在干部人事制度上是允许的，这不是‘开后门’，你怕什么?”

站在窗前的叶驰宇坦荡地对坐在沙发上的父母说：“怕?我是不怕的，不过有点难为情……”

“滑稽!你难为情?难为情什么?对谁难为情?对林玲，还是对丈人、丈母娘?”洪苗放下手中茶杯，像当年开机关枪那样，叶德向儿子扫了讨去。

“妈，你说话不要这样随便好不好，什么丈人丈母娘，这种称呼可以随便叫的吗?我说难为情，是指你们这样安排我的工作，会被人家说是‘裙带风’，说以权谋职。”  叶德重重地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一敲：“胡说八道，我叶德是以权谋私的人吗?想当年机关事务局要按职务分配给我市中心房子时，我主动让给别人，只拿了一点房贴，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在偏远郊区买了一点空地，造了今天住的房子，连院内的假山，都是自己用土和石头一点一点堆起来的，小树呀，花草呀，都是我和你妈用自己双手培植的，没有花过公家的钱。你说，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不滥用手中的大权吗?难道为了你，我们会自毁自己形象?你别以为只有你清高，别人都是作风不正的人。”

洪苗见叶德动了肝火，实在不想火上浇油，再说儿子什么了，但是叶驰宇的话似乎还有潜台词，话里有话呀，于是忐忑地问：“驰宇，你是不是连这门亲事也否认了?”

“无所谓否认，这件事本身就不存在。”

“怎么不存在，上个月十五日，在扬子江饭店给玲玲过25岁生日时，两家人都在场，不是说定了吗?”

“说是说了，但没有定呀，是谁定的啊?”

“这里是民主国家里的民主家庭，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谁也不会强迫谁，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想出国，到国外去闯一下。”

“好呀，到英国，还是美国?”叶德略带惊讶地望着儿子。

“到新西兰。”

“新西兰，到这样一个小国，能有什么奔头?”洪苗好奇地望着儿子。

“是的，新西兰是一个只有27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300多万人口的小国，只有美国加州那么大，但该国是畜牧业国家，我学的专业存那里会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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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人玩文学的不多了，之所以说不多，则是相对而言，与十三亿人口大国来比，哪怕是数百万人也不过百分之一。说到玩，当今中国人的生活视野渐渐开阔起来，文化娱乐活动多样化，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介多渠道，文学不再显得神秘，也不必小心翼翼“遵命”，用“玩”的方式、心态来读解、创作文学作品，不仅验证中国人的思想开明、成熟，也蔚然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大景观。

但文学毕竟是神圣的。它是人的“心灵史”、“情感史”，是文化生态、民俗风情的一面镜子。姚镇贤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自选集，颇见姚先生对文学的执著、率真。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真”。你可以说他们活得太苦，但他们认真、真实、真率、真诚，甚至天真，他们的活法就特具一种魅力。惟其真，一切一目而然，彼此相处，不用提防，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累。在姚先生的字里行间，你能感受著者内心的宁静与恬淡，你能见闻各色人物的欲望和心理，在洁净、淡雅的文风中读到一种炽热的情怀和崇高的信仰，惟有这种炽热情怀和崇高信仰，才是人的精神支撑，才是人的生命之火；而对家人、故乡、祖国的挚爱，构成和铸就高远理想的内核和外延。当然，在姚先生的小说、影视作品里，也会读到一丝淡淡的惆怅和冷隽，其实这是一个冷观世界、富有社会经验的理性老人的生活足印，这种惆怅、冷隽的不仅仅是老人的文字，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境。

从事文学需要激情、才华。但姚镇贤自选集里的作品还证实这样一个道理：仅仅有激情、才华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理智、理性，特别需要知著入微的洞察力、精密细致的分析力，由而你会关注人物细节，真正刻画好人物性格。可见，文学是“热”“冷”的交替、交融，冷热不均，或冷或热，会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厌倦、生烦。姚镇贤先生之所以能较好地做到这点，与他的职业生涯有关，虽一度遭遇磨难，生活坎坷，但他“外化内不化”，始终保持对祖国的爱、对生活的爱，心中拥有一个大境界：即凝聚、修炼真正的大道、大辨、大仁、大廉、大勇，一切不表露于外，内敛于心而不事张扬。

由于与职业生涯关联，姚镇贤自选集文学作品多有侦探、破案题材，情节性、故事性成了他的作品一大追求和鲜明特征。比如《谍海春秋》是姚镇贤先生带着感情和使命感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对于一个出身贫寒、年逾七旬的老人而言，能够孜孜追求文学、用自己的笔写出瑰丽的宏篇，不但精神可嘉，而且十分不易。在自选集里，虽只能读到姚镇贤先生的选章，但足可一管见全豹，看出这部既有一定政治内涵、又具丰富艺术含量的作品风格。在他的影视作品里，人们更可看到古稀之年的姚镇贤先生的思想活跃，他的镜头语言、情节穿插，包括人物心理，有一种“动”感，让人体味姚镇贤先生的思维不亚于年轻人。

我对文学是外行，至多只能算文学爱好者。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一个“中国第一大报”从业人员，我总想用文学这门“人学”来滋润新闻这门“事学”，在与姚镇贤先生交往中，这种“嫁接”几乎有了可能。随着我们“忘年交”的保持、发展，姚镇贤先生的文学之路，想必定会对我挚爱的新闻工作产生影响和启示——尽管它们属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路径。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女作家丁玲到上海讲学，我已属三十来岁的“胡子生”，但闻底下学生一片善意的戏称声：“丁奶奶”、“丁奶奶”；“丁奶奶”果然不同凡响，一上讲台便震响嗓门：“我是‘土八路’，半途出家，别看我戴着变色镜、穿着花衣服，我确是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了，但我不服老，我还要写作品，把过去损失的时间赚回来哇!”一下子满场静场。年轻学生包括不再年轻的我，由衷对丁玲产生敬意。那次文学与新闻的课讲得异常精彩，因为里面不但是知识传播，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亮相。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曾扪心自问：我这辈子究竟干点什么?我茫然。但与姚镇贤先生的交往，我的心里唤起一股力量、一种意识：文学是“金不换”，你若一旦真正爱上，它会铸造你的灵魂、高尚你的情趣，一辈子享之不尽。真正人的力量是什么?人的力量——不在于他的肩膀有多宽，而在于他的心胸有多广；不在于他的生活多风光，而在于他和家人是否相亲相爱；不在于他能举起的千斤重量，而在于他能承担的责任。文学如此说，姚镇贤作品也在这样告诉我们。

初夏时分，窗外和风细雨，喜鹊在枝头，花香伴鸟语。我很抱愧我对姚镇贤先生自选集不自量力地写就序文，一是我尚无资历，二是我不够资格；但作为前辈的姚镇贤先生不加嫌弃，指定为文，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虽辞不达意，终是姚镇贤先生这部自选集的第一时间阅读的读者，有责任撰写评论，想必更多的读者会有自己的观感和见解。如果说我对著者还有什么期望的话，那么我希望姚镇贤先生笔耕不辍、身心两健，有更多新的文学作品问世。

人生短促，但故事很多，自己的、别人的，写也写不完。二十年前胃癌手术后医生宣布我的生命只剩下两个月。我不甘心等死，于是以写作拯救自己，无论是春温秋肃，还是病痛折磨，我总是伏案写作，寻找人生趣味。那年我还只有53岁，不能说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苏东坡语)，只是想争取在有限时间里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梦。由于青少年时代受中西名著熏染而与文学结缘，当几家报纸上发表我幼稚的文稿时，我被鼓动得身不由己。“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有人批判一位著名作家的所谓“一本书主义”，说这位作家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别人就无法把他打倒了”，于是有人不买账，一定要把已经写出许多书的这位作家打倒在地。我不知道这位作家有否说过这样的话，以及他说此话的原意，但我因为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却吃足苦头。于是我认为写书并不能救人的命，只会伤人的命，因为写作是世上最苦的劳作，但文学创作能寄托人的灵魂，使人进入优美境界，于是我用笔筛滤人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释放。虽然我笔下的文字使我感到一种苦涩的回味，但“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她正沿着这条路走来”(泰戈尔《采果集》)。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但历史沧桑就是人生的沧桑，我对人生的回忆，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渗入了笔墨之中。

这本集子中的黎明、姜虹、叶驰宇、叶子、沙小雁……这些朋友曾在我的不同岁月中陪我走过一程不太愉快的路，他们给我的爱、恨和容忍使我真切地感悟了人生，我真挚地向他们表示感谢。本集子中各个故事里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我现实生活中的各界朋友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即使你在故事里仿佛见到自己的“影子”，那也是“幻觉”，千万不要自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