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注青少年精神成长，陶冶“同龄鸟”人文情怀，为素质教育、校园文化，提供优质“精神套餐”。

在看够了轻松明快、忧郁感伤的“80后青春读物”，请细细翻翻那些垂留史册的“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红岩》……那里有我们无法漠视的民族精神和青春激情。

怀着一份真诚

笔触深情

追忆少女时代的经典阅读

心动依旧激情犹在

听妈妈重读红色经典

就是随同父辈穿越岁月之河

走进昨天拨动昨日情弦

红色经典所蕴藏着的

审美视野

与

人文精神，

也将同样滋养着今日少年的情怀

在看够了轻松明快、忧郁感伤的“80后青春读物”，请细细翻翻那些垂留史册的“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红岩》……那里有我们无法漠视的民族精神和青春激情。

第一章

如歌青春别样情

重读《青春之歌》

第二章

保尔，一个时代的记忆

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章

牛虻，不死的精灵

重读《牛虻》

第四章

大写的“人”字丰碑

重读《绞刑架下的报告》

第五章

细节，文字魅力的生命

重读《红岩》

后记

出版者的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第一次听到这话是在小学四年级的一次班会上，班主任动情地讲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事迹，然后将这段话抄在黑板上。那时(1963年)，班主任刚从师范毕业，正处在为理想而激情燃烧的青春期，他那时无论上课还是开班会，都很有感染力。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将这段话抄了下来。后来读中学了，自己完整地读了这本书，对保尔的这段内心独白感受更深。那些年，有多少人将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啊!我的诸多师长、同学、同事也恭恭敬敬地将之抄录在笔记本，或将此语录压在书桌的玻璃台板下。

这段话为何能如此深入人心呢?说是语言的力量，太浅：说是小说的魅力，太笼统。现在想来，恐是保尔的成长过程或人生经历，赋予了这段内心独白有令人信服的感染力，激励着不甘平庸、不愿消沉的人们生命不息、奋进不止。

《钢铁》这一书名就昭示着这是一部成长题材的作品。过去读这部小说，关注的也正是保尔如何从一个调皮而有正义感，倔强而善良的穷孩子成长为坚强的战士的。也许是书名的暗示效应，也许是当时宣传的诱导，我很自然地认为，小说写的就是保尔在革命熔炉中百炼成钢的过程。于是将作品中关于保尔为救布尔什维克党人朱赫来而被捕遭受白匪的拷打、参加红军后在沙场上的激战、同托派的尖锐斗争、在修筑铁路的工地上的艰苦工作的描写，都看成是锤炼保尔的钢铁意志，使之成长为英雄的必由之路。当时，在我幼稚的想法中甚至还萌生过这样的念头：如果自己也生在保尔所处的那个年代就好了，就可以像保尔那样在暴风雨中经受磨练，成长为钢铁战士了。尽管这类想法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可当年在我的心中，它却涂抹着神圣的色彩。光阴荏苒，转瞬之间四十个春秋成为过去，回味当年读小说的感受，却发现对保尔依旧不无尊敬，但导致这种情感的因素却远不止上述一种；而重读这本曾给几代读者以深远影响的作品，更发现其中竟还有诸多当年被忽视或不理解的东西，犹如散落尘埃的珍珠在闪烁光芒。你能体会到一个粗心的农人在曾收割过的土地上，再一次发现金麦穗时的心情吗?

曾看过央视一档节目《家书故事》。其中有一位现场嘉宾是曾在北大荒度过了青春岁月的王姓女士，和有过同样经历的演员濮存听。那位女士在知青年代所写的家书，详尽地记述了她在北大荒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成长记录。主持人在节目将结束时问嘉宾：写这些家书的时候，你们正处于青春年华，怎么没看到关于爱情的点滴记叙呢?王女士回答，可能因为自己在那方面比较迟钝，当时真没想过这类问题，濮存听的回答却是，在那个年龄段，爱的萌动肯定是有的，对异性的好奇和关心，与心仪的人相伴而行的渴盼，是那时的兵团战士的普遍心理，只不过这种情绪在那时一般不会公开流露罢了。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不能理解两位嘉宾的回答，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会认同的。那是一个认为人生的所有方面都应该刻上阶级烙印、染上斗争硝烟的年代，我初读《钢铁》正是在那个时期，因此，对书中关于爱情、友情之类的描写，虽然很爱看，却将之理解为闲笔，或是表现保尔在对敌斗争的同时也在不断克服自身的毛病以求进步的情节。其实，也正是这些“闲笔”和情节描写吸引着我的眼球，牵动着我的好奇心，使我像久早的禾苗啜吮甘霖一样对之如饥似渴、爱不释手。对那些战场厮杀以及与托派针锋相对的斗争场面，或缺乏兴趣，或似懂非懂，一目十行，一扫而过。不过，那时，谁都不会把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公示于众。不敢，也不好意思。不敢，是因为内心真诚地相信此类欣赏兴趣与时代要求不相容，这似乎应该是在革命熔炉中被冶炼掉的杂质；不好意思，是害怕别人耻笑自己思想意识有问题。一方面希望自己生活在保尔那个时代，像他那样经受暴风雨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对书中那些似与革命关系不大的感情描写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不仅常常跳过一些自以为无关紧要的章节先睹为快，而且还会在心中反复地体味琢磨。这就是我当初读这本书的真实状况。现在想来，人性真是很顽强，即便在那个年代，青春少年也未被漂白得像一张白纸。

保尔出生于工人家庭，在贫穷和饥饿中长大，在艰难困境中养成了不怕苦、不畏强暴，倔强又善良的个性；在推翻旧政权的激战中，他征战沙场、功勋卓著；在建立、巩固新政权的复杂斗争中，他始终坚守在最艰苦的基层岗位：战争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他的身体严重受损，但即使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也未能摧毁他为理想而奋斗的意志。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前言》中指出：“保尔的革命精神体现在：他不怕吃苦，不惜生命，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都用共产主义精神去生活、去战斗，为党、为阶级、为人民鞠躬尽瘁，使革命的青春放射出绚烂的异彩。”然而，如果将保尔感动无数读者、激励着他们去追寻人生价值的精神资源仅仅归结为上述文字，未免太单一了。其实，作为人物造型，保尔就是保尔，未必仅仅是阶级英雄、政治斗士的代名词。他似乎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血肉、灵魂，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生命存在。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生存，无疑是锻炼意志的熔炉，然而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其中锻炼出保尔式的坚强呢?保尔令数代读者常读常新，其经久不衰的魅力究竟何在?

P26-30

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如何与妈妈进行平和的沟通，几乎成为我整个青春期最大的困扰之一。我想，这对她而言，大抵也不会太轻松吧。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与我同一时代的年轻人正在肆意炫耀他们的活力和霸气，占据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焦点，吸引着无数的眼球，比如郎朗，比如丁俊辉，比如韩寒，比如超女……很难用一个或几个形容词来概括“80后”的特点。或许，最大限度地表达自我，以及对多样化的极大宽容就是这一代人的特征吧。

妈妈身上则带着太多五十年代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她坚韧、勤勉、认真，对自己的追求仍然抱有极大的热情；另一方面，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她似乎对个人得失又持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可当我认为她理应对一切都淡然处之时，她又有绝对固守的东西：原则、责任感、道德标尺……如果这些被忽略，她仍然会表现得像一个刚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愤愤然。我实在没有办法去解释她身上的这种矛盾。

同其他的母女一样，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差异：小到对服装样式的选择，大到对人生的态度。在我的眼中，自己拥有一个“严母”，不仅仅因为妈妈严肃认真的态度，也不仅仅因为她在表达情感时的内敛含蓄。她似乎从未当面对我说过“我爱你”，甚至连亲密的拥抱也不多见，尽管她确实给了我最为深沉厚重的爱。更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总会以极大的热情，坚持不懈地向我“推销”她的观点和信条，甚至带有“强买强卖”的色彩。不聿的是，我继承了她倔强的性格，于是，冲突在所难免了。

妈妈和我相差三十岁，按照现在流行的“三岁一代沟”的说法，我们之间相差了整整十代人的距离。不，这还不够精确，我曾一度极其悲观地认为，我们之间的“代”沟，是必须用“朝代”来计量的!

也曾试过从她成长的时代去体会她及她们这代人，去了解她们的青春。遗憾的是，我对那个遥远的年代太陌生。

回到妈妈写的这本书。虽然她不只一次表示，这是一本为我而写的书，但起初我并不领情，还觉得她有一些一厢情愿，如果现在一个“80后”还会耐下性子来读这些“红色经典”，那确实是够“另类”的了。

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读过这些文学作品。相反，因为其中的一些还被纳入中学语文教科书，我至今还能背诵出一些章节来。但在我们看来，这些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一生的作品，已经失去了三四十年前的魔力。甚至，在潜意识中似乎还存在着排斥情绪。显而易见，现在，我们谈论更多的是哈里·波特，而不是保尔和林道静。

幸好这不是一部单纯的书评，也不是一本索然无味的政治课本。确切地说，它是年过半百的妈妈对自己的青春以及那个特定年代的追溯和反思，是她在以最真实质朴的方式弥补与我之间的代沟。所选的几部“红色经典”也从意识形态的化身演化为沟通两代人的桥梁……而这种悄然的变化并没有磨灭那些作品本身的价值，相反地，当过了三四十年，妈妈重新阅读它们，并将自己细腻的情感见诸笔端时，新的视角和感触将带领我们发现这些作品真正恒久的魅力。这种魅力使它们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经典，而所谓的经典，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跨越几十年的时代变迁，引起两代人的共鸣的。

很感谢有这本书，它让我从新的角度去品味这些一度被我排斥的作品，更重要的，它让我终于有机会去感受与自己有“十代”距离的妈妈也曾怎样的年轻过：三四十年前，这个现在看似无法沟通的“史前人类”(妈妈，对不起，有的时候，我确实感觉我们很难沟通)其实也如我现在这般充满活力，憧憬着新鲜美好的事物，同样也经历着年少的悸动和彷徨。

很骄傲自己的妈妈会为我及我们这代人写这样一本书。我还是习惯用红色形容她和她们那一代人。不过这一次，不再红得单调固执，而是那种经岁月历炼后更显厚重，更具风华的红。它当然不是妈妈生命中唯一的色彩，却因寄托了一份难舍的情愫成为她生命中最绚烂夺目的颜色。

三十年后，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同样的礼物留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我又该用什么颜色来形容我和我这一代人?应该是白色吧，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张圆形的纸片上等比例填上红橙黄绿青蓝紫等色彩，然后快速转动纸片，最终呈现的将是一片单纯的白色这种看似最简单的色彩，却包涵了最丰富的内容。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世界是丰富的，选择是多样的，脚步是匆匆的，留给我的，是一片广袤的天地，任我自由挥洒。可是，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身后，始终有一抹红色在给予我绵长的爱……

2007年3月10日

重读“红色经典”的初衷，是为了给孩子们写一本书，和他们谈一谈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为我的心灵抹上底色的那些作品，一来慰藉与日俱增的怀旧情怀，二来也是因为忧虑当下的青少年读物越来越卡通化，希图自己能做点什么。不料几本书读下来，首先被震动的却是自己。我发现，重读的感受与记忆中的“红色经典”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曾被我当作人生教科书的那些作品，今天读来，有些已了无趣味，比如《三家巷》《苦斗》；有些仍意味隽永，但又感慨当年的简单解读，其实并没达到作品本身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比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些作家在小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某种情调，我当时是按既定思维模式，分别对其采取或避而不谈或分析批判的态度的，现在看来，无论掩饰还是批判，暴露出的都是我当时的浅薄和僵化；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作品通过形象塑造、情节安排和场景描写所表达的倾向和观念，我当时是当作真理来信奉的，如今看来，应该反思与重估。

所谓“红色经典”，其实是指我(们)在青少年时期阅读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文坛所流行的、叙述革命历史斗争题材的中外小说(更准确地说，有的应该叫做报告文学，如《绞刑架下的报告》)。我当年读这些作品，是将书中的英雄作为人生楷模来效仿，将这些作品当作红色教材来读的。那时的阅读，不仅投入，甚至如饥似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能供我阅读的选择范围非常有限，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作品，都因种种缘由，而被挡在我的文学视野之外。我不知道。也没有人指导我去寻找“红色经典”以外的好书来读。这样说，并不是简单否定“红色经典”，实际上，其中的优秀作品，即使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动。当然，关健仍取决于你如何解读。作品还是那些作品，但时代与读者，却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的。一个读者走到人生的秋季，他对作品的领悟，与少年、青年时比，肯定会有不同。试想，一个青少年会在20世纪60年代初思考有些作品何以成了“经典”，且被冠以“红色”吗?不会。当今年轻人喜欢时尚，动辄就成了某颗“流星”的崇拜者。我们年轻时何尝不也是这样?

我初次阅读“红色经典”，离新政权从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不久。所以被称为红色政权，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崇尚红色。红色是血的颜色、火的颜色、红旗的颜色，这种颜色昭示着以往的斗争的光荣，也象征着胜利者的自豪。就连我小时候加入少先队，也被告知：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由无数先烈的鲜血染成。在那个年代，红色是一种象征，象征革命，象征正义，象征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人的精神修养所能达到的境界。于是，那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塑造英雄形象的文学作品自然就被赋予红色。这，体现了国家意志，也代表了当时社会思潮的方向。何谓“经典”?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典也者，典章、法则也。不难理解，当人们将上述作品信奉为“红色经典”时，是相信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和不可更改的权威性，应该对千秋万代的读者起到规范思想、端正行为的作用。当下，颇有人在重新挖掘红色资源，走红色之旅，翻拍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除了经济因素外，也不排斥有人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强调红色资源的教科书价值。重读“红色经典”的意义，在我眼中，恐怕更在于通过不同时期阅读同一部作品之比较，加深对自己所走过的和正在经历的时代的体察，并由此反观自己的心灵历程。

我初读“红色经典”的时代，是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且要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斗争”“革命”是那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于是，“红色经典”表现的对象，似乎除了斗争，还是斗争；所抒发的情感，似乎除了革命，还是革命。课堂上，老师告诉我们，《青春之歌》是写小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成长的历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出版前言更是介绍作品‘‘犹如一幅政治历史画卷，描绘了乌克兰地区一代革命青年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为保卫红色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历程”，而主人公保尔“就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典型形象”；《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的妻子在为中国青年读者写的文章中也说：“最重要的，是要在生活和日常工作中把他(即作者伏契克——笔者)作为模范，要不倦地学习工人阶级为争取新的、美好的世界而进行的伟大历史性斗争，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并在促使它走向胜利的过程中，无论遭遇到怎样巨大的牺牲和考验，也绝不逃避。”……在这样一个阅读政治化的氛围中，我也就糊里糊涂地被那种潮流裹挟着，懵懵懂懂地接受了流行观念，认定这些作品确实如此，只能如此。其实优秀作品如果确实优秀，绝不止一种颜色，而会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与其说，伴随着我成长的那些流行读物(它们当年可真流行啊，其流行程度大概超过现在的任何一种畅销书)，本身就是“红色经典”，毋宁说，它们是在传播过程中被框定成单一的红色，并被指令性地“经典”化了。原因在于红色政权需要文学在熏陶接班人方面发挥作用。

然而，文学毕竟是“入学”。无论文学的创造者，还是作品表现的对象，抑或文学的接受者，虽然都会因为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氛围，而不免带有特定印记，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其精神世界并不能彻底被格式化成单一的模型。 “红色经典”本身及其在不同时期被接受的境况差异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代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大约很少。小说的封面上，主人公保尔跨战马、手举钢刀，呼啸着向敌人冲过去的形象，鲜明地体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读者对此书的基本理解：这是一部表现战士在革命熔炉中百炼成钢的作品，但对小说所写的保尔哥哥和铁路工人杀死监视他们的德国兵时闪现的内心怜悯，对谢廖沙第一次在战场上挥刀砍向敌人时的心理波纹，以及对作品一再写到的谢廖沙那双温柔的蓝眼睛，却并不在意。这些在当年被读者所忽略的情节和细节，倒恰恰表现出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虽然无愧为暴风雨中成长的战士，但其心中依然淌着人道潜流，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斗争多么尖锐，都不能使其干涸。当年许多评论津津乐道于保尔与冬妮亚的决裂，从而论证爱有阶级性。可我在少女时读保尔与冬妮亚初次邂逅，及其以后的纯真相恋时，总是免不了情为之牵引，心为之颤动，甚至暗暗为他们的分手惋惜。这说明了什么呢?即便是红色作家，在描写不具政治色彩的人类情感时，也难掩内心喟叹。这或许还表明，即使有意识形态的强势诱导，但读者心中仍保留着一块柔情的领地不受浸染，故随时都会为纯美的情感战栗、悸动。或者说，那些被钦定，继而被公认的“红色经典”，本身并不像坊间所想象的“红”得那么纯粹乃至单色。

我还清楚地记得四十年前初读《青春之歌》时的感受。林道静一身雪白的装束，曾让我钦羡；卢嘉川的英俊、潇洒、英勇、顽强及其内敛的情感方式，使我神往；林红的高贵、坚贞，让我崇敬；对余永泽，我曾那样顺从地随着作家的笔触，从颇有好感一步步走向讨厌、鄙视、憎恶。四十年后重读，我对卢嘉川、林红、林道静的看法基本没变，对余永泽却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他，一介书生，爱妻子，爱到将她视为私有财产，对臆想中的情敌满怀嫉妒；热衷于经营安乐窝，对时局缺少兴趣，对学潮不像职业革命者那般投入，其实不难理解，虽然理解不等于认同。谁有权苛求所有的人都务必投入洪流，成为战士呢?当一味谴责余永泽自私、猥琐、落后，进而将他列入被鄙夷、憎恶的行列，其实也就是在想象中剥夺了他选择自己的人生的权利。是那个将“红色”指定为唯一有“存在正当性”的颜色的年代，才让缺少阅历的青少年，自以为是地将自己也未搞明白的流行观念再强加到别人身上。

初读《牛虻》，不免赞赏牛虻的忠贞、英勇与坚韧，而对蒙泰尼里，当时总有声音在提醒我，这是一个阴险、狡猾、虚伪、残酷又极具欺骗性的主教。甚至有评论说，作品写的亲子之爱和男女之情，全是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观念，不足为训。如今，当我走出盲从的时代和年龄，重读《牛虻》，就意识到当初我不敢流露的对蒙泰尼里的同情，倒是符合人性、人情的。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社会理想和思想倾向，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比如，当伏尼契借女主人公琼玛的口说，用暴力胁迫政府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目标是为了改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提高民众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为了提高他们对人性的神圣的认识——便极深刻。想想《牛虻》中父不认子的情景吧，难道不是因为蒙泰尼里受宗教戒律的束缚不能自拔，无视人性的神圣造成的吗?改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人类长远的奋斗目标。历史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都是假革命的名义，谋求以一个政权替代另一个政权，使专政的对象掉了个个而已，哪里有改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目标来得彻底呢?我进而想，假如真能敬畏人的生命价值，认同人性、人道的神圣，历史上将会避免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啊! 还有一些东西，是我过去读作品时，因为不理解而故意回避的。比方说，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写到他从牢房押送到另一个地方受审的路上，常常在囚车上数女人的秀美的腿，如果超过了九双，心中就认定今天可以活着回到牢房。当时，我真纳闷一个视死如归的英雄何以会对女人的腿感兴趣，而且还以所见数目的多少来推测自己的命运。我读不出其中的幽默，也不明白这正表现了英雄坦然地面对死亡，却误以为这有损于英雄形象。又比如，伏契克在“遗书”中嘱咐妻子或朋友，在他牺牲后应结集出版其作品，稿费用来维持他父母晚年的生活。当时读到这里，在为他对父母的拳拳孝心感动的同时，又惊诧他为什么不像我在中国作品中看到的英雄那样，心里装的只有党和人民呢?又不敢说，只好避而不谈。

重读就是反思。朋友说，反思是一种负责任的清理：剔除该剔除的，拾起曾被我们忽略的，重新认识该保存的。非常深刻。反思替某些读物插上红色标签的那些岁月，反思我们曾经信奉的思想理念，反思我们对那些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其实也就是反思我们曾走过的那段历史以及我们曾奉为圭臬的价值谱系。其意义将远远溢出对“红色经典”的怀旧式猎奇。

重读“红色经典”，确实使我体味到了“温故而知新”的深意。

何懿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