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专家善于创造“概念”，来透视教师职业生活的意义。几十年来，他们发明了一大堆的概念，而这些概念也确实能揭示教师专业生活某个方面的内涵，比如康奈利的“教育信念”就是如此。教师总归有自己的“教育信念”，遵循或背叛教育信念自然也会是教师生活可能蕴涵的基本意义，康奈利当然可以拿它来研究教师的职业生活。本书介绍了顾颉刚、沈从文、鲁迅、钱穆、陈寅恪、朱自清做教师的日子，古旧馨香、历久弥新的教育生活。

类似的古今相关文献还有许多，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到清代笔记中的私塾先生“画像”，到叶圣陶、叶小凤等现代作家创作的描写普通教师日常生活的作品，不胜枚举。只不过，这类作品都没有额外加上一块学术意义上的“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尽管它们其实很能启发人们思考教书生活的意义。接下来是“专业”的研究文献，国内专业学者近十年来已经拿出了相当多的成果，归纳起来，大抵推出了三条探究教师职业生活的路径：一是不断引进西方专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表的各类“教师专业发展”文献。直到最近，还又翻译出版了一系列旨在思考“教师专业文化”的着作，如哈格里夫斯的《知识社会中的教学》。这些着作能启发我们思考，在当代复杂动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学校变革不断提出各种“要求”的背景下，作为“专业”人员，教师“应该”或“可以”追求什么样的自我认同与专业形象。二是立足于国内“新课程改革”追求的理想教学——比如，加强学生的主动探究和教学的对话特征，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与途径。从这类文献可以看出，教书的意义在于：努力追求以“新课程改革”为本的教学生活，将“新课程改革”视为自己的事业。三是面向国内教师，但不以激励教师努力尝试“新课程改革”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而更侧重于理解普通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基本上都是按这一点宗旨创作出来的，并向人们揭示了，当前一些默默无闻的教师如何立足于自身的教育与人生信念，在学校琐碎繁杂的教学工作中追求“意义”。必须承认，上述三类研究都曾对本书的酝酿产生过影响。西方专家善于创造“概念”，来透视教师职业生活的意义。几十年来，他们发明了一大堆的概念，而这些概念也确实能揭示教师专业生活某个方面的内涵，比如康奈利的“教育信念”就是如此。教师总归有自己的“教育信念”，遵循或背叛教育信念自然也会是教师生活可能蕴涵的基本意义，康奈利当然可以拿它来研究教师的职业生活。

导言 大师与教书的滋味

钱穆：漫长成名路

 10年小学教师生涯

 苏州中学的4年美好时光

朱自清：中学教师岁月

 从家道中落到“佩弦以自急”

 奔波于江浙与上海之间

 走出精神危机与告别春晖中学

鲁迅：在教育界的18年经历

 百草园的“少爷”及其颠沛命运

 只能回浙江教书的留学生

 在北京教育部“做官”的日子

 错误的旅程与彻底离开教育界

顾颉刚：真正的大学教授

 出路艰难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生

 “暴得大名”之后的经济危机

 复杂人事关系中的教授生涯

 因得意门生而起的“爱恨情愁”

陈寅恪：名气、学问与人格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建

 陈寅恪与清华国学院的缘分

 “全中国最博学”的导师

沈从文：寂寞的教书生涯

 从逃学湘西到漂泊北京

 身陷失恋痛苦的大学讲师

 以美好情感为本的教书生活

附录任桐君：不跪着办学的小学女校长

 专业背景与艰难的发展道路

 “与官厅周旋”始终“没法遵命”

后记 回望走近大师的旅程

他推出的第一项措施是“废除体罚”，继而又规定课后学生一律到操场活动，示范新的教学法，忙得不亦乐乎。钱穆非常确信他能够向同事证明自己的每一项“新教育”措施都能产生理想的结果。如此一来，在校园里巡游，细心观察新教育措施在实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然后想出“好办法”来解决问题，就成了钱穆专业生活的重心了。

从回忆录来看，钱穆遇到最多的问题是如何教导那些违背新措施、妨碍其营造“理想校风”的学生。改革第一天，钱穆便发现一位学生课毕仍“兀坐在教室中”，问其姓名也不答，询问班长才知道他叫杨锡麟，“曾犯校规，前校长命令其除非大小便即坐课室中不许离去”。钱穆当即废除前任的命令，让班长带他去操场。

可才过一会，全班同学又将杨锡麟押到钱穆面前，检举他“捕一青蛙，将之撕成两半”。钱穆说：“杨锡麟因久坐课室，汝等所知彼皆不知。今获于汝辈同游散，汝等所知，彼亦可以渐渐学而知之。汝等当随地好为劝告，勿得大惊小怪，彼犯一小错误，即群来告发。以后再如此，当罚汝等。”在这里，钱穆明显是在发挥《论语》中的观念来建构新的教育方式。

杨锡麟在校中第一次觉得有人站在他一边，宽厚善教的钱穆很清楚，真正要做的事情乃是如何使他获得群体的认同。钱穆开始留心杨锡麟的优点，发现他记忆好，且音色佳。于是，有一天放学后钱穆把他单独留了下来，自己弹琴，让锡麟演唱，闻其“音调声节果皆祥和，温雅有致，大加赞赏”，并叫锡麟第二天在音乐课上起立独唱。

第二天，钱穆在音乐课上问“何人愿起立独唱”，锡麟立即举手，演唱之后，“诸生皆惊，鼓掌声久不息”。此后，学校开“游艺会”，钱穆特意嘱托同人蔡英章好好教锡麟唱《老渔翁歌》。“游艺会”那天，锡麟又“得满座之掌声”，从此，锡麟渐渐得以“迥出他人之上”。60年后，钱穆询问锡麟“毕业后事”，得知“后宅小学诸生，独锡麟一人在其同镇人口中得称道”。

此后，钱穆又用中国古籍中的策略(如《后汉书》中名臣治郡方法)成功转化了其他打架、欺骗和闹事诸生(看来读书不仅提高了钱穆的学问，还使他成了善教者)，家长及泰伯市长皆夸其办学有方，纷纷来谢，表彰言：“君等来，校风大变，皆三师善尽教导之功。”在钱穆的努力下，后宅小学确实呈现出一派好学乐教、生动活泼的景象。

遗憾的是，蔡英章志向太大。三年后，他对钱、安两人说：“吾三人如此寂寞相处，何可久奈？他日我蔡英章，三字当以大标题刊报端”。没想到，北伐前夕，“英章在乡里集众演说，获罪致死”。钱穆先后数次痛失友人，可见当日有志乡村小学教师命运之苦。英章的结局表明，真是得像钱穆那样单纯好学同时还能有“人不知而不愠”的心境，方可挺过困局。

任职校长以来，钱穆“做学问”的时间少了许多，然而他并没有废弃学业。其间，钱穆至少有过两段与“做学问”相关的经历。一是去杭州修养时购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钱竹玎年谱》等“以前未见书”，归后，钱穆“遂日夜读以前未见书”，“心又大奋”。

另一经历颇为曲折，起初曾让钱穆喜之望外，继而却陷入了失望。这段经历起源于钱穆与安、蔡两人的一次闲谈，三人读《时事周报》之副刊《学灯》，见李石岑的文章每次都是“首篇刊出”，钱穆也想一试功力，果然连续两次也是“首篇刊出”，到第三次投稿时，《学灯》特发声名，要钱穆写明通讯地址，钱穆如实写下后宅第一小学，结果文章便因此失去了首篇位置。

这是钱穆第一次切实感受到乡村小学教师在学界的卑微处境，不过，真正促使他告别后宅小学的原因还是三人“共同体”的日显分离迹象。《学灯》投稿事件结束后，钱穆倒能泰然面对，但安若泰却到上海去会晤时在厦门集美学校主持教务的同学，以寻找机会。本已决定继续留守无锡乡村小学的钱穆也因此被“拉”到了厦门，开始其中学教师的生涯。

最后想说的是，来厦门后，钱穆不久便因不满校方漠视学生合理要求离开了厦门。1923年秋，钱穆回到江南，开始了在江苏三师、苏州中学任教的中学教师岁月，直到8年后因为学问太出色，被顾颉刚拉到了京城最高学界，从此与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彻底绝缘。

但是，以下只考察钱穆在苏州中学的教书生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的苏州中学实在太出色，堪称中学界的江南第一名校，而其之所以出色，正是因为有一批像钱穆这样的名师在其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P17-19

有一个问题，很沉重，又很亲切，这个问题便是：教师有什么当头？或者说，“教书的日子”有何意义可言？

这个问题曾被许多人思考过，本书重新提出它，首先是为了去细细体会大师的教书生活，然后为了能自己多感受一点教书的滋味。

思考教书生活

曾经教过书的，或正在教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个世界上的教书生活经验也因此丰富无底，即使一个人可以活一万年，也体验不尽。

然而，过去也好，现在也好，都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在各种私下的场合，无数次地说，“教书没意思”，就像那些扮相“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人”，不停地抱怨，“现代日常生活”的“无聊”与“压抑”。

有意思也好，没意思也好，都不能否认：那么多人曾靠或正在靠教书养活自己，甚至还有家人和素不相识的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教书生活自有令人温暖的意思，值得作为沉思的对象，尤其对于我们这些靠教书而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也许除了心灵的虚怀若谷和百感交集之外，做这种沉思，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什么。比如，“名利”与“地位”，似乎就无法从这种思考中得到。但对我们这些教书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比心灵得到美妙的体验更适合的收获呢？

这样说，不是“故作清高”，主张什么“教书的人不可以去追求名利”；这样说，只是在承认并安守教书人的命运而已。至于能得到多少名利，实在是自己难以把握的事情。何况与政界、商界相比，教育界的名利资源又那么稀缺，何必“为无米之炊”。

自伟大的孔子提出“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以来，中国就有许多“清醒”的教书的人认为，他们不是手捧着“名利”和“地位”出现在三尺讲台上，更不会等到终于穿上“一品大员”的“官服”那天，才去做个教书的人。

我们的前辈非常清楚：如果要去收获“一品大员”的名利与地位，他们早就不会去做教书的人了。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教书是受内心深处某种力量的驱使，而要通过教书的日子来释放它。

如伟大的孔子所言，他的教书生活首先来自心中的信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确实伟大！我们在仰望至高无上的苍天的时候，从未能像孔子那样，勇敢地说一句：我之所以教书，首先因为，我是为求知而生。

但我们这些一般的教书人或多或少总能感受到，在自己的教书生活中，也有某些善良的心灵力量在推动着，比如，以辛勤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人。此即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正是这一点“论据”，可以推出，思考教书生活的时候，最好也是以得到心灵的美妙体验为宗旨。若是为了计算一下得到多少“名利”与“地位”，恐怕就会让自己陷入失望与虚无了。

如果能体验到“虚怀若谷”和“百感交集”，当然会非常美妙。但即使没这么幸运，仅仅是多了一点教书的体会，那也足够了。

其实，无论研究教书生活能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什么样的收获，都符合孔子制定的求知原则：“学者为己”（为自己的心灵充实健康）。

艰难的“文献综述”

现在，已不用再去吃力地“论证”研究教书生活究竟有何意义了。

不过，按学界时下通行的惯例，还得梳理一下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哪怕只想写一本像《论语》那样的“教师生活叙事”，也得额外加上一块“文献综述”，否则便没有“理论价值”了。

多么厉害的一种说法！

但如果将“文献综述”理解成为了进行“教师生活叙事”，曾看过那些书，“备”过多少“课”，便会发现“文献综述”确实重要。而真正厉害的叙事高手，例如余华，不仅读过许多“理论性”强的“大书”，而且连这些“大书”的叙事技巧都琢磨透了，所以他才可以写出许多思想内涵新颖、表达方式独特的作品来。

从这一点来说，“文献综述”真的不可缺少。况且，能看到那么多人曾思考过类似的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快乐。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孔子的学生，他们写的《论语》清楚地表达了孔子的教学生活与体验。这或许是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相关著述，而且质量非常高，深刻揭示了孔子非凡的心灵体验，行文艺术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堪称佳作。这一点钱穆先生已做过详细的论证。

其次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如果说《论语》是古典学人写的最佳“相关文献”，那么《围城》则可以算得上是现代学人写的最佳“相关文献”。尽管与让人感动的《论语》不同，后者是以讽刺的手法，刻画了一种令人哭笑不得、沮丧万分的教书生活。

类似的古今相关文献还有许多，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及清代笔记中的私塾先生“画像”，到叶圣陶、叶小凤等现代作家创作的描写普通教师日常生活的作品，不胜枚举。只不过，这类作品同样都没有额外加上一块学术意义上的“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尽管它们其实很能启发人们思考教书生活的意义。

接下来是“专业”的研究文献。就此来说，国内专业学者近十年来已经拿出了相当多的成果。归纳起来，国内专业学者大抵推出了三条探究教师职业生活的路径。

一是不断引进西方专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表的各类“教师专业发展”文献。直到最近，又翻译出版了一系列旨在思考“教师专业文化”的著作，如哈格里夫斯的《知识社会中的教学》。

这些著作能启发我们思考，在当代复杂动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学校变革不断地提出“要求”的背景下，作为“专业”人员，教师“应该”或“可以”追求什么样的自我认同与专业形象。

二是立足于国内“新课程改革”追求的理想教学——比如，加强学生的主动探究和教学的对话特征，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与途径。从这类文献可以看出，教书的意义在于：努力追求以“新课程改革”为本的教学生活，将“新课程改革”视为自己的事业。

第三种探索同样是面向国内教师，但它不是以激励教师努力尝试“新课程改革”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而更侧重于理解普通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基本上都是按这一点宗旨创作出来的，并向人们揭示了，当前一些默默无闻的教师如何立足于自身的教育与人生信念，在学校琐碎繁杂的教学工作中追求“意义”。

必须承认，上述三类研究都曾对本书的酝酿产生影响。

西方专家善于创造“概念”，来透视教师职业生活的意义。几十年来，他们发明了一大堆的概念，而这些概念也确实能揭示教师专业生活某个方面的内涵。比如，康奈利的“教育信念”就是如此。教师总归有自己的“教育信念”，遵循或背叛教育信念自然也会是教师生活可能蕴涵的基本意义，康奈利当然可以拿它来研究教师的职业生活。

遗憾的是，由于研究主题与对象的不同，我既无法仅仅只用它们当中的一个或几个来引领自己的教师生活叙事，又未曾尝试将那一堆杂乱的西方概念拼成一个能够全面反映教师职业生活体验的“大概念”。

国内专家发明的概念也曾对我产生相似的影响，一方面它们既可以帮助我拓宽思考教师职业生活的角度，另一方面也让我无从把握自己所要研究的教师生活。但与西方专家的概念相比，国内专家的许多概念毕竟是在探讨中国教师的职业生活时提出来的，因而更接近中国教师的职业生活现实，尽管这种接近常常局限于理解或改善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活动，而并没有从更为完整的“人生”的角度来考察“教书的日子”。  走进大师：一门“为己之学”

很明显，上述略显艰难的文献阅读体会均缘于我想去思考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生问题”：

此生由于各种原因注定只能教书的人，在其或长或短的教书生涯中，究竟会经历多少事情，其中又有多少在自己看来是有“意义”的，“意义”何在？

不教书的人自然也会面临人生问题，但我仍相信，教书的人生与其他的人生有明显的区别，虽然好不容易将这个特殊的“人生问题”表达完之后，我立即又会陷入一片茫然。

还好有教书的朋友和《论语》相助。正是通过不断地与教书的朋友进行闲聊，通过反复理解孔子的教书生活，本书作者在思考教书人生的意义时，才可以勾勒出一个基本的或许有点不一样的“理论假设”，现表述如下：

虽然教书人生的内涵极其复杂，但可以从“谋生”、“治学”、“教学”等等维度进行分析。由此出发，所谓教书人生的内涵，就是指教师在“谋生”、“治学”、“教学”等方面展开的一系列行动，以及这些行动给教师带来的结果与体验。

我正是要带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走进“大师的教书生活”，而这个假设也尤其适合更全面地感受“大师的教书生活”。

当然，我并不奢望借助于感受“大师的教书生活”就可以推出一套“创新”的教师生活或“教师专业发展”理论，而不过是想努力保持一种相对更为全面的考察视角，以求能够更深入地感受大师的意义丰富的教书生活，进而消除心中的困惑与苍白——教书的日子究竟有何意义？

也就是说，在这里，走进大师是一门“为己之学”，是为了通过感受大师的教书生活体验，来滋润、丰富自己的随时都可能枯萎的职业心灵。

最后再交代一句，本书之所以选择“大师”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虽然从纯粹职业的角度来看，“大师”和我们一样，也是靠在学校里教书谋生，养活家人，但他们却有着我们体会不到的教书体会，所以他们既能让我们在职业上“感同身受”，又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前文提到的那种美好的体验——“虚怀若谷”与“百感交集”。

断断续续努力了一年后，终于有了这本《大师的教书生活》。

2002年，我随丁钢教授学了6年的教育史。当时很想继续读个十年，怎奈“博士生培养体制”不允许，我只得被迫离开独自一人住惯了的宿舍。正当我几乎得去外面谋职的时候，钟启泉教授接纳了我，使我仍可以留在校园里，继续做“学生”。

钟启泉教授主持的“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氛围很好，与各位同人的相处则打开了我的视野。原先的我自不量力地习惯于从“思想”的角度来做文章，而各位同人则让我渐渐喜欢上了从“学校”、“教师”和“课程”等维度去考察“中国教育史上的学术文化风景”。

“学校”、“教师”和“课程”是主导“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构思课题研究的三大关键词。我侥幸充数于其中，细心揣摩各位同人营造的“学术文化”，亦渐渐勾勒出了两大可供平时消遣的“课题”：

一是研究朱熹、王阳明、黄宗羲及清代大儒怎样努力通过书院或其他民间的途径来传递各自推崇的儒家学术，追求他们心中的“真正的教育”。

二是考察清华、北大、燕京、东南等中国现代大学的文科教育体系，以及苏州、南开等著名中学的课程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些教育机构中的教师是以什么样的学术文化与教育理想来支撑着自己的体系运作的。

应该说，陈平原、桑兵、罗志田、王东杰、徐雁平、苏云峰、陈以爱等国内学人在这几个方面都做过许多精彩的实验，但上述两大“课题”的“子课题”实在太多了，怎么做都做不完。我即因此觉得可以慢慢努力，先一点一滴地寻找、阅读资料。

然而，大学的考评体制却总是使我难以静下心来搜集、阅读资料。每年都要发几篇文章才可过关。在体制的逻辑中，写文章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文章难写，因为资料难找，而平时忙得乱七八糟，哪有时间静下来找资料？多亏结识了雅奇斋、心中、大夏等书店的老板，尤其是远在外地的雅奇斋，一有世面上很难见到的旧东西，就会为我留着，且常常先把它们寄给我，随便我什么时候付钱。

也正是在找资料的过程中，许久没有联系的吴国平兄，通过一位学生了解到，我平时在钻民国的“故纸堆”，所以要我写点民国教师的旧事。我当时也确实想为他写点什么。工作都快5年了，却没有为他办的“内刊”写—个字，心里自然会愧疚难耐。

于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掂量了一下手头已有的一手和二手资料，决定写民国教师。接着，便遇到了法源兄，他要我给“大夏书系”写一本书。

在写民国教师的过程中，我还有幸“看到”另外两位尊敬的前辈。—位是同样在《教育参考》做专栏的吴康宁教授。每次拿到刊物，看到吴老师的文章，总要感慨，自己怎能有理由连一年的专栏(总计6篇文章)都做不下来。

另—位便是鲁洁先生。我能“看到”她，是因为组织翻译许美德教授的《中国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鲁洁先生的那一章正好是由我翻译，所以有幸看到她的自传(由许美德教授复印给我)。

看过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先前常觉得鲁洁先生有“民国学人”的风度，虽然实际上我从未见过鲁洁先生。而这一点感觉也为我继续写民国教师提供了不少动力。

除上述有益的交往与见闻之外，在写民国教师的过程中，我还经常与邓志伟兄一起追忆“过去的学人”。老邓与我同在一处就业，极为推崇鲁迅、陈寅格和萧公权等大师。而我第一次见他，却觉得，看他的体形与性情，均有些像当年的“傅大炮”(傅斯年先生)。

我们常一起出差、饮酒、唱歌，其间的种种快意交流，显然也会对我写民国教师产生积极影响。

还有课堂上那些听我“讲故事”的研究生，也让我受益匪浅。所以上完课，我常常会回到办公室，将课堂上得到的东西，赶快记下来，加入原先的讲义中。

可见，这一年来，有太多的力量支撑着本书的写作。如果没有这些力量，我还会不会写下去，我一时真想不出来。

有时候，我是想过放弃。之所以会有这种极为自私的念头，不光因为觉得写字实在累人，不如看书逍遥自在；更因为我知道，我什么都不写的时候，反倒觉得充实，真正写出来了，则可能顿时什么都没有了，包括体力。而精神上的“空虚”又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填补。几年前第一次写书时的感觉，就是如此。

但这次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有了“家当”，而以前在匕海只是有师长和朋友。

确实如此，昨晚写完书稿的最后一个字时，已是晚上九点半。我走出文科大楼，先是突然看到几片让我吃惊的雪花扑面而来，接着，我便像此前的每个夜晚那样，飞快地往家里走，一点也不觉得泠。

几分钟后，走到家，打开熟悉的家门，看到妻子坐在电脑前，岳母则在哄她14个月大的外孙睡觉，心里更是觉得温暖、放心、充实。

这一年来，为了让我搬回学校，省出上班路上的时间给我看书，岳母带着产后身体尚未恢复好的妻子一起在外奔波，替我承担卖房、买房和装修的重任，还要照看孩子。偶尔我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也会出场，但总是会成为商家的“猎物”，因而只能“帮倒忙”，本可以节省下来的钞票，须臾之间，便会被商家“席卷”了去。

不仅如此，她们还常常担心我工作太多，压力太大，因此对我说，赚不到多少钱，也没关系，能“混混日子”就可以了。

现在的确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我无论看书，还是写字，到最后，都不会觉得“空虚”。而在过去，看完书，或写完字，我总想到后街去，和朋友喝酒，和“空虚”作战。

最后想说的是，大师去矣，音容犹在。其魂其魄，已化作思想之美、文化之美，深深卷入了我们的精神与生活。为了更加切近大师，感受大师们的风骨和气度，我们在本书的封面嵌入了这6位大师的照片，还望相关版权人予以理解并明示，我们将按有关法律表示酬谢。

周勇

2008年1月14日夜于菁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