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见证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同时也不断参与到各种问题——文化、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讨论之中。通过本书收集的各种专题讨论，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变革年代的思考和论争。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想为已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本书精选了《读书》中有关文化、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方面问题的文章。可供读者在思考相关领域问题时，用作参考。

序

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背景

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

建筑学者如是说

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

口头传统专辑

鱼龙混杂的大转变时代

怎样的全球化？

知识产权与法律移植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

大学改革，路在何方？

配偶权、婚外性关系与法律

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

《城记》座谈会讨论纪要

环境生态问题与科学发展观

话剧《三姊妹·等待戈多》笔谈

生活空间·媒体·纪录片运动

寻求为生活的文学

永远的契诃夫

福柯，罗尔斯及其地

大学、人文学科与民主

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

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

帝国、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政治

编后语

         《生活空间》的人文精神

             黄书泉

我不太了解电视界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反应与评价，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作为属于人文范畴的电视文化，作为具有现代学术文化素养的电视人，思想文化界的这场讨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当代某种新的文化背景和电视话语资源，也从立场、态度、主体意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浸染、影响着他们所从事的电视文化活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的《生活空间》栏目，证实了我的推测。从这个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主旨的栏目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体现在创意、编导、制作中的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一种对于人的关注”(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的人文精神。这就是：为普通百姓画像、立传、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挖掘、揭示平凡的人内在的精神价值。在《权力的眼睛》一文中，福柯说：“新闻界，这一十九世纪的重要发明，把观看的政治的所有的乌托邦性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生活空间》在给表现对象界定时，以“老百姓”来替代“人民”与“大众”，这一话语的转变本身就是对新闻领域大叙事的政治乌托邦和时尚文化乌托邦的一种解构，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的立场态度，即民间立场和世俗关怀。“老百姓”既突破了政治中心话语框架，将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各不相同的个体，又与作为流行文化标志的“大众”划开了界限，其内涵具有植根于“民为贵”的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其外延则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广度。

事实上，《生活空间》开播几年来，出现在荧屏上的不是作为某种政治类的代表或群体大众的符号，而都是生活原生态中的“这一个”：他们的政治、经济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差距很大，但从对人的关注立场来看，他们又都是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有着人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优点与弱点，欢乐与痛苦，需求与欲望，高尚与平庸，有着相同或不相同的各自的经历、境遇、思想、性情、行为，等等。海涅说：“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是像一代人的命运一样珍贵吗?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这个世界的历史。”《生活空间》正是从家庭与社会、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外部生活与内部生活结合的视点中，将其表现对象定格在“老百姓”的位置，在荧屏上建构了一个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完整世界”，让他们自己在其中讲述、演示着各自的“这个世界的历史”。因此，我们看到，与其他一些大叙事的新闻性的电视纪实片不同，《生活空间》中的人物不是作为表现某种新闻主题的客体和被动的采访对象存在于特定的新闻场景中，而是作为行为的主体活动于真实的生活环境中，按照自身生活的逻辑结构着节目。采访者完全退到荧屏背后，镜头直接呈现给观众的是生活本身和生活中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当然，这也毕竟是经过一定电视技术制作处理的模拟的环境，即“电视现实”，但它更加接近生活现实环境，通常新闻纪实片存在的实际事件的原本与新闻的副本之间距离大大缩小，观众加强了电视体验的生活化，更加具有临场感，《生活空间》节目中所“构成的事件”往往被他们当作环境而生活着、体验着，据调查，在《东方时空》的几个栏目里，最能形成观众共同情绪、引起感情上共鸣的就是《生活空间》，这表明，《生活空间》通过小叙事建构的百姓话语系统，是一个向社会各个阶层不断敞开的电视文化文本。

在这个文本里，我读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社会公正的呼唤。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而不是宣传工具，不是通过粉饰现实来进行虚假的说教，而是应该站在普通观众的立场上直面现实；摄像机是冰冷的技术工具，但只要掌握摄像机的电视人具有人文精神，就能够充分地倾注对人的关怀，这种对人的关怀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空洞的泛爱精神，体现在《生活空间》里就是对生活在社会基层、底层的“小人物”和弱势群体命运的具体关注。当商品经济时代将社会按照权势、财富、名气划分成许多差异很大的阶层；当人们在津津乐道地谈论“大款”的富有，“大腕”的风光；当政治家、经济学家们在冷冰冰地宣扬贫富悬殊是改革必然要付出的“成本”，“效率优先”；当电视画面上充斥着豪华的居室、气派的宴会、时尚的消费时，《生活空间》的镜头始终瞄准的是普通劳动者、工薪阶层、山区农民、打工仔、打工妹、希望小学的老师和学生、卖大饼的下岗女工、贫困大学生、生活无着的退休老人……真实地展示了他们的生态与心态。

当然，最能体现《生活空间》人文精神的，当是其对于普通百姓内在精神价值的挖掘、揭示，正是主要在这方面，它区别于时下一些以“大众”为表现对象的电视文化节目。(这类节目已经构成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其总体特征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现代人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不再是工作劳动本身，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中的人物是平凡的、渺小的，甚至是卑微的，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平淡的、琐碎的，甚至是庸碌的，但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仍然在严肃地守护着一种信念、道德、尊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根依然深深地扎在民间，真、善、美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调，对于患上焦虑、紧张、躁动、厌倦、冷漠、孤独种种所谓“现代病”的当代“大众”来说，《生活空间》不失为一剂良方。打开每天早晨或晚上的《生活空间》吧，它会使你双足踏在坚实的大地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与普通的人们同行，以平常的心态生活，恢复做人的尊严，灵魂得到净化，人生境界不断升华。

我们生活在电视文化中心的时代，一些学者对此表示忧虑：电视行将摧毁的大部分正是代表着人文精神的书本文化所造成的成果，看电视代替了阅读，人们在电视面前变得思想懒惰，电视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精神素质。电视愈是普及，精英文化愈是被冷落。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但缺乏一种平民意识。当我们承认目前“电视降低了文化水准”这一事实的同时，更应看到：电视吸引了更多本来就没有机会与条件接触印刷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的“引车卖浆者之流”参加到社会文化活动之中，包括像《生活空间》这样直接让普通老百姓走进荧屏，演示他们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它的巨大成就。现在的问题是：承载着启蒙任务、人文精神的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与电视文化是否可以在新的框架中进行联姻，从而使精英文化大众化，电视文化提高人文品位?现在有两条路子，一条是直接让精英文化走进电视，如中央电视台开办的《文化观点》、《读书时间》等节目，由此而使一些学者成为所谓“电视知识分子”；一条是电视工作者从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中吸取营养，将人文精神渗透到他们制作的节目中去，《生活空间》进行的正是这方面的尝试。就我国的国情和大众文化素质情况来看，后一条路子目前似乎更加可行，也更能达到启蒙的效果。

(一九九九年五期)

P375-378

《读书))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今已近三十年。首期《读书》开篇标题为《读书无禁区》，我们可以从中体味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禁忌和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因此“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针对的不仅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禁忌，而且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出的新的禁忌。创刊至今，《读书》的作者、编者和读者已历经变换，面对着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以各异的思想方式、多样的艺术趣味和不同的学术训练，孜孜不倦地探索，用各自的文章见证了改革时代中国的变化。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读书》涉猎广泛，但以文史为主；思想敏锐，但并非政论刊物，作者们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怀是通过思想的和文化的评论方式来表达的。在近三十年的历史中，《读书》的文章时时收入作者的文集，或为其他文集选用，但由本编辑部以主题编辑文选，系统出版，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将根据各种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题，持续地编辑出版《读书》文选。

第一批出版的文章精选共计六种，全部选自一九九六年至二00五年十年问《读书》发表的文章。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之中，观点纷纭，立场各异，各种争论纷至沓来，像八十年代那样的一种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导致知识界争论和分化的背景是：

在国内方面，自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以及制度性的腐败、普遍化的生态危机的扩展，等等。从九十年代的市场扩张和社会分化，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而剧烈的“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知识界再也不能像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那样将市场化、私有化当作理所当然的尺度来衡量社会变迁，那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术语，如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等等范畴，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图景了。

在国际方面，随着俄罗斯和东欧改革面临的危机逐渐暴露，全世界范围内有关改革的辩论就没有停止，而欧洲社会福利传统的瓦解也在另一个传统内提出了对于七十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再思考问题。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一九九九年南斯拉夫危机及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二00年“九一一”事件及随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打击，以及韩半岛核危机、台湾海峡局势的变化、中14关系的转变，也为中国知识界的分裂提供了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九十年代初期被当作克服中国社会自身危机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全球化”命题逐渐失去了光环——如今，全球化除了用于描述全一球经济的相互关联、传统国家体制的转变和日益增长的移民网络之外，它还与帝国、帝国主义、支配、限制和垄断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文化领域，我们也经历着两个方向并不一致的新发展。首先是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潮流和体制化过程。以有关学术规范、学术史等问颢的讨论为界标，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试图创造一种与八十年代“文化热”截然不同的学术方式，它要求学者们以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这一起源于学者们的自觉倡导的潮流与这一时期中国大学和研究体制的改革与重组相互呼应，重新构筑起当代学术领域与其他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与高墙。伴随着学术工作者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待遇的改善，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了种种基金、项目和奖惩机制，鼓励学者以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式从事学术工作。其次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崛起与大众传播媒体的支配地位的形成。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商业化的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报纸和网络)迅速扩张，消费型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各种各样装帧讲究、图片精良的刊物应运而生，它们改变了那种主要依赖文字的阅读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阅读趣味；而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使得许多学者更愿意扮演媒体学者的角色。这两个趋向不但挑战着中国的文人传统，而且也挑战着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

正是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也不同于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读书》以批判性的思考为取向，兼顾多重立场，自觉地介入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七十年代末以降，经过几代作者、编辑和读者的共同努力，这份杂志已经形成了可贵的传统，我们的方针是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同时，渐进地对刊物做一些调整。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华人华侨与跨国家的网络、媒体与新纪录运动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一些讨论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全局性问题。说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在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事实上，除了诸如三农问题等影响深远的讨论之外，《读书》的大量文章并无一个单一的焦点，而是力图发掘不同领域的课题，例如我们一直试图跟踪当代戏剧、艺术、考古、名物、文学、电影、建筑、人文地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现象和成果，及时做出评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专门领域的讨论，能够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让一份杂志既保持一定的取向，又保持“杂”的特点，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如果比较这一时期的《读书》和先前的《读书》，这份杂志的风格至少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杂志中有关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和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地增多了；第二，杂志仍以中国大陆作者(包括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但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拉丁美洲各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也成为《读书》的作者。由于《读书》杂志在传统上是一份偏重文史的刊物，这些变化也引起了一些有关《读书》的风格的争论。这种有关风格的争论又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更为尖锐：在八十年代，与《读书》形成呼应和对话关系的，除了少数类型相似的刊物之外，是大量的学术刊物，如《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等，但在九十年代商业文化、大众传媒深刻影响人们的阅读趣味之时，像《读书》这样一个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该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新的紧张?

在市场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氛围中，传统的精英与大众概念已经 难以表述当代的文化关系。是放弃我们的传统，追新逐异，加入文化时尚的大潮，或者，追随学术专业化的趋势，将思想性的讨论包裹在繁琐注释和论文格式的外衣中，还是批判性地面对当代社会不断涌现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我们的人文传统?我们面临着几个主要的选择：第一，讨论“三农”问题、恐怖主义或金融危机这样的话题不大可能用文人雅士的语言，我们应该放弃这样的讨论吗?第二，在大众文化的趣味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许多读者对于理论性的讨论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感兴趣，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的理论性思考吗?第三，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成为新的现实和课题之时，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将读者关心的问题及作者的范围集中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第四，介入当代社会问题的讨论势必产生出尖锐、冷峻的论争，我们需要保持那种深受读者喜爱的优美、雍容的写作风格吗?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的选择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读书》需要介人真正的社会讨论；《读书》不应该放弃理论性的探索；《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公共空间；《读书》需要在介入当代问题的讨论时尽可能地保持它的可读性及对语言风格和人文趣味的敏感。总之，《读书》不愿意丢失中国的人文传统，追随消费文化的潮流，也不愿意放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躲入学院的高墙。在上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取向中进行综合与平衡并不容易，它需要我们在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持续地协调，我们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但这的确是我们持续探索的方向。

由于《读书》杂志自觉地介入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争论，它的立场和取向也自然地成为争论的话题。本辑精选只是从十年来的大量文章中选择了一小部分，但从这些相关主题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读书》从未成为单一立场和取向的传声筒，各种意见和立场时而针锋相对，时而互相呼应，时而各说各话，加之各自论述的领域、背景各不相同，思想交锋和文化批评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论述的领域，还是作者的群落，这十年来的《读书》杂志都较前更为扩大。这并不意味着《读书》杂志没有自己的取向，但这些取向与其说表现在具体观点的取合之上，不如说集中在更为广阔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性的态度之上；实际上，《读书》的取向并非某种单一明了的结论或立场，而是一组相互关联并包含着内在张力的取向，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取向为更深入的思考提供新的空间。十年来《读书》的讨论包罗万象，难以一一说明，这里不妨以本辑精选的选题为例，略加解释，权充对各方探寻和争议的一个交代。

首先，《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中国现代化潮流在文化上的一个基本取向是学习西方，这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讨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全球化的热情部分地植根于对于西方的想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旅美学者借助于各种新理论对于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与解构，进而在知识界引发了初步的争论。批判与解构是新认识的开端，但它本身却没有提供对于世界的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知识，甚至许多重构中国传统的努力也仍然限制在中国与西方的二元框架下。改革以来，中国知识领域有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讨论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真正能够将这些地区的研究带入当代中国的思想讨论的文章少之又少，在许多重大的历史认识问题上，这种知识和思想视野上的局限影响深远。这一知识状况不仅对把握当代世界的脉搏构成了巨大的限制，而且也对建立新的自我认识形成了严重的障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几乎提不出对于亚洲各国状况的真正深入的分析和富有预见性的洞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从这一灾难中幸免。这一知识状况本身最深刻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们的思想控制。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持续刊发有关亚洲各国和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地区的讨论，并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讨论，力图形成一种不同以往的、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或者自我中心的知识图景。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十年来仅仅有关亚洲地区的文章，《读书》就发表了一百多篇——从战争与革命的共同反思，到当代世界变化的种种轨迹，从区域内部的互动，到从一种新的视野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这些有关非西方地区的讨论与有关美国、欧洲的分析一道，提供了一种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探索相当不同的思想图景和知识景观。

其次，我们将有关乡村社会、城市改革和各种现实问题的思考引入《读书》这个传统上更偏重人文领域的思想空间。《读书》杂志主要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初期，讨论的中心始终是文学、历史、哲学，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理论的层面展开的。然而，中国改革的初期成就源自农村改革，九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独特的路径，而九十年代后期逐渐暴露的三农危机严重地影响着中国改革的成败。三农问题虽然在农业专家中早有议论，但这一问题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话题却是从《读书》杂志开始。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读书》杂志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方针，即将《读书》的视野从一般性的人文讨论和理论探讨扩展到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这一年十月发表的题为《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和稍后陆续刊登的“田野札记”栏目为此后有关的讨论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后，我们也发表了有关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政治改革、税制改革、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等方面的文章，直接地介入了当代社会有关改革的反思和批评。这类讨论文章在风格上不同于那些人文性很强的文字，它们的广泛影响力与其说来源于文字风格，毋宁说来源于问题的尖锐和思考的深入。当人们按照习惯的所谓人文视野批评《读书》风格的变化时，我们也在思考：无论在中国的传统中，还是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人文性”难道是与社会关切完全隔离的吗?这种产生于现代学术分科制度的“人文性”难道不正是对古典的与现代的人文传统的背离吗?在这个意义上，将这类问题引人《读书》杂志的视野并不是对《读书》传统的背弃，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展、充实我们的人文传统的努力。

第三，现代世界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和经济的力量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分化及生态危机共存的时代，批判性的思想首先会在与之相关的领域发展起来。然而，如果我们的讨论总是局限于、纠缠于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就不可能形成对支配当代世界的这个强硬的经济逻辑的真正抗拒。《读书》杂志的人文传统在一个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了它的新的意义：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关注文学和艺术的触角，关注历史和生活的感觉，并以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方式将这些关注呈现出来。在九十年代，许多作者通过对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历史人物的描述，不但为我们重构了历史的生动画面，也以记忆的方式介入对当代问题的思考。我们也努力地开辟有关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造型艺术，以及大众文化的讨论，通过艺术的触角展开思想和感情的世界。收入《逼视的眼神》和《不仅为了纪念》中的文章正是《读书》的人文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延伸和发展。

这辑文选从一个有限的侧面反映了九十年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和认真探索。如今许多人在一种怀旧的气氛中回忆八十年代，也常常有人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加以对比，说明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思想热忱。然而，我们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样贫乏吗?这是剧烈转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常常让人感到困惑的时代，但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地投入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的时代。相较于八十年代对于西方的崇敬，这个时代的思考中渗透了新的文化自觉；相较于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颓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重整思想的旗帜，建立批判的阵地；相较于过去时代的声调相对单纯的讨论，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容纳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声音。这套小小的精选集是一个深刻改变我们社会的大转变时代的见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中勤奋探索的侧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小小十年”埋藏着未来的种子。

为此，我们感谢那些为《读书》辛勤写作的朋友们，我们也感谢那些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读书》的朋友们。

二00七年四月九日

《读书》关注书，以及与书有关的人和事，这毫无疑问，但《读书》的视线也不囿于书，或者说同时也关注社会这本“大书”。

《读书》一九九六年组织了关于考古学的讨论，让考古成果与考古学对中国历史的阐释走出专业圈子，传达给普通读者。在杂志编者看来，“考古学既是现代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反思现代知识体系的诸多结论的重要途径”，果然，这个讨论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以至编辑部再次邀请人文学者做跟进讨论。  

由此开始，《读书》十余年来陆续组织了几十次讨论，从文学到戏剧，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经济改革到全球化，从女性主义到环境保护，以及与外国学者的对话等等，读者从本书可看出所涉话题之广泛。

在千年之交的这些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化。在这变动的时代，《读书》对涌现的新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组织了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在北大改革引发关注时组织了大学改革的讨论，在国企面临转型时也组织了相关讨论……总之，近些年中国社会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在《读书》上有所反映。现在把其中的一些重要讨论汇编成册，以便于希望了解这个变化过程的读者。

编者